摘要:颜正国走了,消息像一张被雨水泡软的旧电影票,轻轻一碰就碎,可碎屑里全是上世纪的爆米花味,混着铁窗里的墨汁味,呛得人鼻子发酸。
“好小子”三个字,小时候喊出来是威风,后来却成了贴在身上的旧标签,撕不掉,也捂得慌。
颜正国走了,消息像一张被雨水泡软的旧电影票,轻轻一碰就碎,可碎屑里全是上世纪的爆米花味,混着铁窗里的墨汁味,呛得人鼻子发酸。
追思会那天,台北小雨,演艺工会把场地选在巷子里的小剧场,没铺红地毯,门口只有一张他写的“回头是岸”宣纸,被雨水洇出毛边。
侯孝贤、朱延平陆续进来,没人打伞,头发湿成绺,像一群迟到三十年的同学,终于等到下课铃。
大家没哭,只是轮流把手指按在那幅墨宝上,仿佛按一下就能再拍一条胶片——胶片里十二岁的他还是那个翻着筋斗的少林小子,而不是后来手戴镣铐的“成年罪犯”。
镣铐是真的,书法也是真的。
狱里没桌子,他把宣纸铺在塑料脸盆上写,手腕悬空,写“浪子回头”四个字,墨汁滴到盆底,像黑莲花。
那幅字去年拍掉五十八万台币,买家是科技新贵,说买回去挂在公司茶水间,“提醒员工别走错路”。
消息一出,网友酸成柠檬:活着的时候没人高价收,一死就抢,墨香混着铜臭,还是那套老剧本。
可转念想想,要是没人肯掏钱,他的字大概早被狱警当废纸烧了,连灰都不剩。
更灰的是病历。
III期肺腺癌,EGFR突变,明明有靶向药可以吃,他却拖到咳嗽带血丝才挂号。
社区大学的学生后来才想起,老师上课总端一只保温杯,杯沿一圈褐色药渍,大家以为只是浓茶。
最后一学期,他仍坚持站着讲课,写“永”字示范,悬腕二十分钟,粉笔灰落在黑西装上,像一场无声的雪。
下课他说了句“写字和做人一样,都要先立住中正那一竖”,谁也没料到那是结业金句。
现在中正那一竖立成了奖学金,每年十万新台币,给弱势孩子学书法,报名表格上印着《好小子》的剧照,像素糊成马赛克,孩子们认不出那是老师。
电影资料馆明年要修复《好小子》,胶片缩水皱成波浪,调色师盯着监视器直挠头——怎么调,也调不回那个在屋顶打螳螂拳的鲜蹦少年。
倒是他最后拍的纪录片《回家的路》先一步跑进金马,片尾字幕打出“献给所有找不到家门钥匙的人”,观众席灯一亮,有人才发现自己口罩湿成咸海带。
司法部门动作更快,把他的故事写进法治教材,标题中规中矩:《从童星到更生人——一个错误选择的代价》。
排版校样里,编辑把“错误”改成“偏差”,又被领导圈回去:“就叫错误,别替他找借口。
”课本空白处留着一道课后思考:如果你是当年的颜正国,面对兄弟情和江湖义气,会不会也点一下头?
没有标准答案,就像没有时光机。
最扎心的是癌症基金会那句“III期五年存活率四成以上”,数字冷冰冰,却像在后脑勺补了一棍:原来死亡不是命,是拖出来的病。
有人翻出他去年在脸书发的手写春联照片,配文“新的一年记得体检”,评论区当时全是贴图哈哈,没人当真。
现在那条动态被轮播上万次,网友排队道歉,像给一座已经塌方的桥补插警示旗,桥不会因此长回来,只是后来的人抬头能看见“此路曾断”。
雨停了,社区大学把课堂搬到户外广场,学生铺长卷写“人间烟火”四字,墨汁是用便宜一得阁兑水,味道冲,却盖不住隔壁炸鸡排摊的孜然味。
老校长说,这才是颜老师最想看到的——书法不是挂在墙上供香,是落在地上沾灰,和夜市、捷运、尾气混在一起,活成寻常日子。
话音未落,一阵风把长卷吹起,啪一声糊在电线杆上,纸背粘了一张“房屋急售”小广告,黑白相映,像极了他那幅《浪子回头》的背面,没人知道哪面才是正面,也没人非要分个清楚。
故事讲到这儿,基本散场。
剩下的不过是旧胶片在恒温库慢慢褪色,奖学金每年准时打款,以及偶尔在深夜的士上,司机看见后视镜里自己泛白的鬓角,忽然想起小时候在录影厅里模仿“好小子”踢腿,结果摔破下巴。
他伸手把电台音量调小,自言自语一句:“原来我们都忘了按时体检,也忘了回头。
”车窗外霓虹拉成一条彩色鼻涕,城市像一条不肯停下的输送带,把所有人往前推,没人敢说自己比颜正国聪明多少,只是运气稍好,还没轮到那纸病历。
那就这样吧,字会旧,电影会花,肺腺癌不会等人。
唯一能做的,是把明天要交的体检预约单从口袋掏出来,对折再对折,压在最常用的那本存折里——让数字和数字待在一起,多少有点安全感。
至于浪子回没回头,答案在风中,也在那张被雨水泡软的旧电影票背面:墨迹早晕开了,却仍辨得出轮廓,像一条弯弯曲曲的回家小路,提醒后来的人,记得早点出门,别拖到最后一场雨才想起自己没带伞。
来源:鸣蜩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