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历史的“荣耀排行榜”上，汉唐常年霸榜，武功赫赫、国力强盛，几乎成了“泱泱大国”的代名词。但近些年，西方学界却突然“改口”了：他们越来越一致地将“最强盛的中国”投票给了一个不怎么爱打仗、反而热衷搞科技创新、发展市场的朝代——宋朝。

在中国历史的“荣耀排行榜”上，汉唐常年霸榜，武功赫赫、国力强盛，几乎成了“泱泱大国”的代名词。但近些年，西方学界却突然“改口”了：他们越来越一致地将“最强盛的中国”投票给了一个不怎么爱打仗、反而热衷搞科技创新、发展市场的朝代——宋朝。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德国经济史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各自著作中都明确指出，宋朝才是真正让中国走在世界前列的时期。

这不仅颠覆了传统认知，也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到底什么才算“强盛”？是疆域辽阔，还是科技领先？是马踏天下，还是富裕百姓？这场关于文明定义的争论，正重新塑造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如果说汉唐靠铁骑征战，那么宋朝靠的就是“脑子”。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统计，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全球超过一半的重大科技发明出自宋朝——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活字印刷、火药军事化和磁针导航。

这不是零敲碎打的技术突破，而是一整套系统化创新的“组合拳”。比如活字印刷，北宋毕昇在庆历年间（1041-1048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活字系统，这一成就早欧洲古腾堡整整400年。

它不只是“印刷术”，而是降低知识传播门槛的革命工具，直接带动了识字率飙升，让知识不再是权贵专属。再看火药。虽然早在唐代已有火药配方，但真正将其用于军事的，是宋朝。

1044年《武经总要》详细记录了诸如“霹雳火球”“突火枪”等结构，1161年采石矶战役中，宋军用火器击退金兵，这标志着火药首次以系统武器形式上战场。恩格斯评价火药“炸碎了封建骑士阶层”，实际从宋朝就开始萌芽。

还有指南针。北宋《萍洲可谈》（1119年）首次记载磁针用于航海，当时中国商船已能精准远航南洋和阿拉伯世界。配合宋朝的造船术与市舶制度，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跑得飞快。

这些技术不是孤立的灵光一现，而是官府、匠人、学者、商人共同推动的创新生态。据李约瑟研究，1080年宋朝冶铁产量高达7.5万吨，相当于17世纪欧洲的总和。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更是集天文、机械、水力于一体的“古代自动化系统”。

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宋朝的科技领先，不是偶然的发明累积，而是提前构建了一个国家级创新平台。

这与今天中国强调“科技自立”的战略高度一致，宋人解决的是国家治理和民生难题，而不是单纯炫技。在如今全球陷入“卡脖子”竞争的背景下，宋朝的技术路线图不啻为一份前人智慧的参考答案。

如果说科技是宋朝的“硬实力”，那么经济和制度才是它的“软肌肉”。据《宋史》和《宋会要辑稿》记载，宋朝商业税占国家收入的70%，而海外贸易每年创收200万贯。这在当时的世界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靠市场养国家”的封建王朝。

赵匡胤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废掉唐代的坊市制，允许商人自由开店。开封、杭州等城市迅速膨胀，人口达到150万至250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市舶司的设立，不仅规范了外贸制度，还稳定了税源，南宋时期外贸收入占国库15%，比今天不少小国还要高。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市场不仅是“买买买”，而是制度性的“市场化试验田”。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指出，宋代出现了“机户出钱、机工出力”的现代雇佣模式，这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盐、酒、茶等重要资源逐步民营化，刺激了资本积累和手工业发展。

Oxford大学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这种商业生态已具备“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当然，这种说法在中国引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宋朝确实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了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路径。

娱乐业、文化业、服务业在城市中蓬勃兴起，说唱、杂剧、茶馆、书铺遍地开花，城市生活的丰富度甚至超过了后来的明清。

科举制度的普及也打破了“世袭贵族”的垄断，据《南宋社会生活史》，宋代共录取进士四万人，数量远超唐代，文化上实现了“知识平权”。这套制度让文人不再只是“笔杆子”，而变成推动社会转型的“中坚力量”。

这一切，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与市场机制互动的结果。宋朝的经济实践，恰恰呼应了今天中国“双循环”战略中“内需驱动、外贸互补”的发展思路。它证明了一个事实：真正的强盛，不是靠征服别人，而是让人民活得更好。

西方学界为何放弃“汉唐情结”，转而钟情宋朝？答案其实很直接：他们用的是自己的“现代文明标准”——技术、市场、制度、知识，而不是疆域、军力、宫廷。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说得直白：“宋朝的商业扩张，是社会变革的雏形。”德国经济史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更进一步指出，宋朝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其货币体系、城市网络、技术积累，远超同时期的欧洲。

李约瑟的评价则直接颠覆了西方中心论：“宋朝的科学不仅领先世界，而且在结构上更接近现代科学体系。”这些观点虽然在中国历史教材中不常见，但在哈佛、牛津等学术圈却成为共识。

这种“重读宋朝”的潮流，其实也反映了西方面对中国崛起时的一种“文化焦虑”。在特朗普政府重新上台、美国国内政策动荡不安之际，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正从“威胁”转向“理解”：他们想知道，中国的现代性是否有自己的历史路径？

宋朝正是这个答案的“样板间”。它的科技不是偶然灵感，而是社会系统的产物；它的经济不是寄生权贵，而是民间活力的释放；它的制度不是仿效西方，而是自我演进的成果。这对今天的中国，既是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也是制度自洽的现实参照。

宋朝没有留下万里版图，却留下了万千发明；它没打赢四方战役，却赢得了八百年后西方学界的敬意。这不是翻案，而是历史评判标准的更新。

当下的中国正走在“科技强国”和“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回看宋朝，不只是致敬先贤，更是寻找脚下的方向。强盛，从来不只有一种模样。不是谁的拳头大，而是谁能用脑子造福百姓。

如果你也觉得“印刷术比战马更有力量”，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心中的中国强盛，是哪一种？

来源：明法言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