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的学术之缘｜尹汉超：罗马是我中国学研究的学术生命原点

摘要：10月14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开幕。为提炼世界中国学作为历史中国之学与当代中国之学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环球时报“海外看中国”工作室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图书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推出“我与中国的学术之缘”系列访谈。

本文转自【海外看中国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

10月14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开幕。为提炼世界中国学作为历史中国之学与当代中国之学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环球时报“海外看中国”工作室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图书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推出“我与中国的学术之缘”系列访谈。

采访︱尹汉超

环球时报：我们了解到，您是历史专业出身，并一直从事海外中国问题研究工作。从中国看世界，“罗马”是否仅是存在于书本上的名字？

尹汉超：我认为这首先涉及到一个历史教学阶段性差异的问题。对于小学生或者中学生而言，他们学习到的往往是老师教授的故事和人物，历史往往简化成一连串标明日期的事实，他们学习的主要方式就是牢牢记住。正如我在《国家图书馆与中国学：1909-1949》后记上写的：在初中毕业时，“罗马”仅仅是停留在书本上抽象的知识点，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璀璨的名字，是地理版图上一处遥远的坐标。在大学之前，记忆历史事实是学习的主要方式。但从大学之后，历史学不再满足于按时间顺序罗列史实、人物，而是致力于一种整体性的理解。它让我们学会通过历史来理解自身，反思当下，并运用这种深远的眼光，去回应我们此时此刻所关切的、关于过去与现在的种种问题，去回应“我们为何成为今日之我们”这一永恒追问。

所以，对我而言，“罗马”从书本上的名字变得鲜活，清晰映照出我个人认知边界的不断拓展：从神秘绮丽的罗马神话，到叱咤风云的凯撒大帝，之后逐步深入罗马的政治制度内核，领略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光芒，随着世界史范围的扩大，更深刻洞察到罗马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的深远且持久的影响。从中国看世界，我们既要看清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也要读懂他者文明的“文化基因”源自何处，通俗点讲，我们不仅要看清自己脚下走过的路，也要看懂别人走过的路。

罗马在我人生当中的确扮演了学术生命原点的角色。2007年，在导师张雄先生和时任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马西尼教授的鼎力帮助下，我成功申请到意大利罗马智慧大学的奖学金。虽然我在当时研究的是二战后意大利的历史，但是我在罗马大学东方学院的时间相对也比较多。在东方学院，我第一次真切地接触到许多汉学家，如马西尼、保罗、费琳、马诺等，他们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更能以中文展开深入的学术对话。我也参加过他们举办的学术会议，这让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汉学作为一种跨文化实践的真实形态。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也悄然牵引着我后来的学术方向与职业选择。人们常说“条条大道通罗马”，而我的中国学研究之路，或许恰是从罗马开始。

环球时报：传播推广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书籍是非常重要的载体。您在《国家图书馆与中国学：1909-1949》一书中关注到“国家图书馆视角下的‘中国学’”；《海外中国研究中文书目：1978-2018》一书则集中呈现了40年来的著作类成果。请问，您是如何通过书目来铺叙海外中国研究的历程？这本书目对于推动世界中国学从学术领域进入公众视野有怎样的助力？

尹汉超：非常感谢您提到我的这两本书。您的问题抓住了我工作的核心。

学术界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就“汉学”与“中国学”的名实之辨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若再叠加上“海外”“域外”“境外”“国外”“世界”等纷繁的前缀定语，其内涵与外延便愈发众说纷纭。这种概念上的莫衷一是，对于肩负文献采集、编目与服务的图书馆而言，造成了核心的困扰——我们究竟应如何界定自身的收藏与研究范围？所以我在《国家图书馆与中国学：1909-1949》这本书里，不得不对“汉学”与“中国学”二词的源流、演进及其概念变迁进行系统梳理，并从图书馆的角度提出，“中国学”这一概念的处理方式需更为精细。因为它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主要和基本特征的概括，而应当建立在准确识别的基础上，全面综合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简言之，我们必须明确界定何种文献能够归入中国学文献的范畴，即通过文献把握概念，从而确保图书馆内部能够提供有效且精准的服务。

《书目》收集了1978至2018年海外中国研究的中文图书，以书目的形式力图展现40余年来海外中国研究发展总体面貌，这个领域的译作和著述的出版量也多冠以“繁复”“著作如林”“洋洋大观”“成就巨大”，其涉及领域多认为是“跨语种”“跨学科”“跨文化”，但是因为缺少对此领域的文献整理，在列举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时，往往只介绍一些较为权威的代表性著作，却很难说清数量究竟有多少，究竟涉及多少学科等。

这本《书目》收录1978至2018年海外中国研究中文译著（包括翻译、编译、选译、节译、译文集等），以及研究、介绍、评论海外中国研究的中文著作，共计8101个主条目，其中译著5989个主条目，研究著作2112个主条目。在主条目下有不同形式的次条目，如果将主次条目均视为一条的话，共收录11950条。《书目》主要是按照学科领域分类以实现全景呈现，基本涵盖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所有类别，这样的话任何人翻开这本书目，都能迅速把握40年来海外中国研究中文著作的全貌和知识架构，并做学术史的考察，揭示中国学形成的外部机制，以世界的眼光重审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推动海外中国研究与中国学术的互动。

学术史本身就是一部思想史，而书目则是这部思想史最客观、最浓缩的地图。通过这个书目，庞杂的学术史就变得可检索、可把握、可理解。学者每隔十年就会对中国学发展状况、发展趋向加以梳理和总结，这部书目也是在张西平先生的指导和资助下出版的，因为他当时已经和徐宝锋院长做了规划，组织国内优秀学者，要编纂十多部的《中国汉学研究史论》。他认为，想要了解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则必须编纂书目。书目出版之后，张老师不遗余力地在各种会议中大力推介，所以这本书目去年8月加印了一次，今年又第三次印刷。

书目对于推动世界中国学从学术领域进入公众视野的作用，本身就是我编书目的一个重要考虑。我认为中国学作为中外文化碰撞的产物，更多体现了“他者”如何观察、看待和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述不应仅仅只是学者的事情，也应是每个国民应有的文化自觉。

公众对中国学还是充满好奇的，豆瓣或者汉学公众号推荐的中国学图书受关注度都挺高，所以这个书目应该能够为公众提供一个“书目导航”，他们可以依据领域和学者索引按图索骥，高效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那些重要的著作，避免在信息海洋中盲目摸索。

另一方面，希望公众在阅读书目时能激发文化反思。当公众能够系统性地看到40年来我们翻译的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作品以及我们再研究的作品时，这本身就是一面强大的“镜子”。这能激发我们思考：他们眼中的我们，和我们自我认知有何异同？这种“异域之眼”在哪些地方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他者视角，又在哪些地方存在着误读与隔阂？了解海外学者如何看中国，了解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无论是对是错，都会激发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思考，重新审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利用“他者”观照自身文化也必有新的视角、新的发现、新的创造，从而真正树立起国民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进而形成对振兴中华文明历史责任的认同与使命意识。

中国学不仅是学术领域，更是文明对话的场域。我的书目的价值，就在于为跨文化的对话与反思提供了最基础的素材和平台，从而推动公众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世界眼中的中国。从一个高深的“学术领域”，转变为一个可被公众理解、探讨甚至参与的“公共议题”，这正是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启迪民智的最终价值所在。

环球时报：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发展、推广，具备相应的学术规范非常重要。您的《海外中国研究中文书目：1978-2018》一书，被称为“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学研究中文图书最齐全完整的工具书”。从推动构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视角看，您认为当前世界中国学研究是否已经具备相应的学术规范？中西方研究范式有无根本性差异？不断推动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和意义何在？

尹汉超：我认为当前的世界中国学研究，正处于一个从“知识领域”到“规范学科”的深刻转型期。学界已初步建立起系统的文献谱系，解决了“研究什么”的基础问题。然而在“如何研究”的层面，仍存在三方面挑战：

其一，理论框架多依托西方社会科学范式，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逻辑存在张力；其二，学术评价标准受国际汉学传统与现当代区域研究的双重影响，尚未形成自主的规范体系；其三，跨学科研究虽成常态，但各学科介入中国研究的方法论自觉仍需加强。

要推动规范成熟，当务之急是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致力于方法论反思，在对话中推动中国学从“知识领域”向“规范学科”的深度转化。

中西方研究范式核心差异在于“问题意识”与“理论方向”。西方范式追求普适性的理论模型，强调“解释”与“预测”，其核心问题意识往往是“中国作为一个案例，如何验证或挑战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但有时可能为了“理论的整洁”而简化了中国经验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中国本土研究范式更注重“理解”与“阐释”，其核心问题意识是“中国自身的历史与逻辑是什么？它如何形成并走向未来？”它的优势在于能把握住中国社会的内在与历史纵深，但有时可能被认为“理论化”不足，难以与国际主流学界对话。

推动中国学学术规范的构建，其核心在于确立学科的自主性与对话的有效性。规范的缺乏会导致研究陷入碎片化与随意性，既难以形成可积累的知识体系，也令中外学术对话缺乏共同基准。通过建立清晰的文献、方法与评价标准，我们不仅能将零散的知识系统化，构建严谨的学术谱系，更能塑造平等对话的平台。

当有一天，源自中国实践、基于中国范式、又通过国际规范得以清晰表达的理论，能够真正影响和改变全球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本身的认知时，“世界中国学”就将升华为一个响亮的“中国学派”，这正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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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范正伟白龙

统筹｜刘洋张冬瑾

监制｜李骞陈鹤杨若愚徐刘刘

本期学术支持：国家图书馆

本期制作

策划｜张冬瑾

采访｜张冬瑾

编辑｜张冬瑾

摄制｜于佳懿（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