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浦东机场的到达口跑着举牌子，牌子上用黑粗体写着：Matthias Family。

我在浦东机场的到达口跑着举牌子，牌子上用黑粗体写着：Matthias Family。

我迟到了两分钟，鞋底刮过地砖，像擦玻璃。

那一家六口像一棵树的六个枝杈，一眼就能认出来，靠在栏杆边，背包压得肩膀斜下来，神情里有旅途的疲惫，也有一点小心。

我还没停稳，先鞠了个不太标准的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路上堵了一小下，我是你们这次行程的地接，杜一帆。”

我用英语又说了一遍，发音并不优雅，但能听懂。

他们看起来挺客气，男人把手里一个硬壳文件夹递给我，蓝眼睛里那点担忧像后退了一步。

“你好，一帆，我是马提亚斯。”他发音带点绷紧的r音，手掌温凉，“这是我的父亲汉斯，我母亲莉泽，我太太安娜，我的儿子卡尔，女儿米娅。”

名字一个个跳出来，我跟着点头，心里记他们的脸型：爷爷汉斯鼻梁高，胡子截短，像磨过的木头边；奶奶莉泽有一双灰绿色的眼睛，眼尾有笑纹，但神色有点谨慎；安娜看起来很快，肩膀平直，像随时要记笔记；卡尔高挑，抱着一个足球大小的抱枕，眼神有些削刮；米娅背着一只有熊猫贴纸的小白包，眼睛很亮，像刚擦过的玻璃灯泡。

“欢迎来中国。”我说这句的时候声音稍微放柔，心里像摆了一碗热汤。

他们顿了两秒，然后一起笑了。

卡尔抬头：“我们可以坐那种很快的火车吗？”

“当然。”我说，“你们今天先去酒店，明早带你们坐一趟不太快的，先坐地铁。”

地铁也是火车，没骗他。

我带他们往停车场走，我的车是一辆白色的七座，车身上那道划痕像疤，我没去补，觉得它像一个故事。

安娜走路很快，她好像对什么都想前倾：“我们用现金吗？听说你们这边手机很多，是吗？”

“是。”我说，“但你们也可以现金，我看你们那文件夹，里面有欧元吧？”

“有。”她抿嘴笑。

“不过你们可以试试国际版支付，我帮你们开一下，能用就方便了。”

马提亚斯点头：“我们愿意试试。”

我这行当，半个技术支持，半个心理按摩。

我的工作，是把陌生的城市变成舒服的客厅。

上车的时候，爷爷汉斯摸了一下座椅边缘的塑料，塑料发出“突”的一声，他笑了一下，那笑里有一种工匠看东西的敏锐：“good material。”

“不错的材质。”他用英语说。

“那可不。”我笑着答，“你要是还想摸，我可以带你去市场，摸个够。”

他哈哈笑，声音里头有点砂砾。

从机场上外环，车窗外是一层一层的高架像叠出来的牌楼，云像被风擦了一遍。

莉泽坐后排，看着窗外，嘴角抖了一下，像在试探陌生与熟悉的边界。

“很大。”她用德语说了一句，我听不懂，但感觉出来，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很大”。

我给他们介绍路线：“现在是午后，先去酒店放行李，旁边有条小街，我们去吃生煎和小馄饨，再走到黄浦江边，风大点，要加衣。”

米娅扭头：“熊猫呢？”

“熊猫暂时不在上海。”我看她的眼睛，“不过你会见到，不是彩绘的，是有体温的。”

她点头，满意了。

我喊他们注意系好安全带，车里的空气一下静下去，只有导航在说话。

他们看窗外，我看后视镜。

我能看到他们的眼睛，里面有期待，也有防备，像刚从雪地里走进屋，又怕烫又怕冷。

酒店在南京西路一条支路，外观规整，里面挺新，前台小姑娘笑的时候牙齿很白。

办入住的时候我帮他们用护照登记，顺便演示了下怎么微信绑卡，他们很快就被手机里的绿色界面逗乐了。

“只要扫这个码？”安娜问。

“是。”我说，“扫一扫就能吃饭，打车，买水，进公园，甚至——”我想了想，“连借雨伞都行。”

“雨伞？”她夸张地挑眉，“OK，我们试试。”

“你们先放行李。”我说，“给你们十五分钟，收拾一下，把厚一点的衣服穿上，外面风大。”

“十五分钟？”莉泽看了一眼我的表。

“我知道。”我赶紧笑，“我习惯了安排时间，逼自己，不逼你们。”

我发誓我这话是认真的。

他们笑了。

我在酒店大堂坐下，刷刷手机。

我的母亲给我发来语音：“晚饭回来吗？”

“不。”我打字，“带客人吃。回头晚上带他们去看外滩。”

母亲发了个叹气的表情包，又跟了一个“注意吃饭”的小熊猫。

我看这小熊猫的眼睛，想到米娅，心里突然有点软。

十五分钟后，他们准时出来，穿上风衣，围了围巾，像一群要去看剧的观众。

我们三分钟到小街那家生煎店，玻璃窗后师傅的铲子“铛铛”，油气腾起，像一股有重量的香气。

队伍不短，但很快，我跟他们解释怎么点，怎么拿号。

“你们每人来两只，先尝。”我说，“别一口吞，馅汤会被烫哭。”

“我可以吃辣吗？”卡尔突然问。

“你要是想哭也可以。”我笑他。他笑回我，挑衅似的。

生煎一上桌，白瓷盘里圆鼓鼓的肚皮，芝麻撒得像雨点，底下那层焦色像太阳。

安娜先用筷子夹起，托着，小心地咬一个小口，眼睛瞬间睁大：“哇。”

“烫吗？”我问。

她摇头，嘴里塞着东西，含糊地说：“太好吃了。”

莉泽看着她，也咬了一口，她的表情从谨慎变成惊讶，再变成一种“原来如此”的放松。

“像……我们那边的馅饼，但更轻。”她用英语说。

汉斯一口咬下去，果然被馅汤烫到了，皱眉，但立刻笑：“ok，I know now.”

我给他们倒了两杯温水，告诉他们豆浆、绿豆汤的区别，他们听得认真，像听课。

旁边一桌阿姨把头伸过来：“你是导游啊？”

我笑：“像吧。”

她看着德国人，笑得热心：“欢迎嘛。”

莉泽冲她点头，说：“谢谢。”

阿姨看她这个发音，笑得更开：“好！”

空气里的友好是看得见的。

我们一路吃一路聊，各种小点心轮番上场，卡尔试了辣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又不肯认输：“not spicy。”

我竖大拇指：“勇士。”

他嘴硬的样子特别好笑。

吃过，我们走到黄浦江边，晚风来了，江面闪着灯，像把镜子摔在地上，碎成很多片，再被风拼起来。

外滩的人不算太挤，拍照的人举着手机，背后是一整排灯火的西式楼房，黄的暖，像有老故事。

汉斯站在江边看对岸那片刺眼的高楼，目光里有被推了一把的感觉。

他往前走了一步，风把他的白发吹乱，他也不理，像被什么吸住了。

“像科幻。”安娜看着三件套，忍不住说了一句，“但也有点……像戏。”

“舞台。”我接了一句，“这边也像舞台。”

“你在这里长大吗？”她转头问我。

“是。”我说，“从小在杨浦，过来外滩像去参观邻居家客厅。”

她笑了。

我们往前往后走，走进一条小巷，巷子里的墙上贴着海报，有便民的广告，修伞修鞋修拉链，手写的字有一种二十年的用力。

我们走进一个修鞋的小铺，里面灯有点黄，空气里是胶水的味道，一位师傅正低着头用锥子挑鞋底线。

汉斯不动了。

他走到工作台边，轻轻用手指一点那个木头钉板，像捏一块面包。

修鞋师傅抬头，看见一位老外在盯他，愣了一下，笑出了两颗金牙：“看啥？”

我赶紧打圆场：“他以前是木匠。”

“哦——”师傅长长地哦了一声，脸上的褶子都笑出来，“那懂哈。”

汉斯伸手做了个打磨的动作，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修鞋师傅马上懂了，从桌底抽出一个砂纸。

两人音乐般地协调，语言断了，但动作通了。

这一刻特别妙，像看两种手艺在握手。

我默默后退一步，看着，心里就知道，这趟旅行会有惊喜。

他们花了二十分钟跟修鞋师傅交流工具和材质，最后师傅从一个旧木盒里抓出一把有年头的木柄钳子，递给汉斯：“送你。”

汉斯愣住，拒绝，又被师傅塞回手里，像一块烫手的友情。

他眼睛红了一点。

出门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口袋里一个小木雕鱼掏出来，递给师傅，我才知道他随身带着这种小手作，像灯笼一样的礼物。

师傅拿着鱼，笑得见牙不见眼：“行！”

我们出了巷子，风更冷了，但心里热。

第二天，我带他们坐地铁。

地铁里人很多，人群涌动又停，像潮水到点儿了就退。

我们站在车厢里，扶着扶手，车厢报站清楚，英语也清楚，安娜低声说：“这个声音很……平。”

“平？”我笑着问。

“就很安定。”她笑了一下。

我看到了一个小细节，米娅把手伸给奶奶，奶奶握着，手背的血管像海图。

到人民广场换乘的时候，卡尔差点往错方向冲，被我扯回来，他“哎哟”一声，但眼睛里冒火花：“这么多人。”

“就像你们的球赛。”我说，“也这么挤，挤完了就回家。”

他居然点头，有道理似的。

我们从地铁出来，走到一个老小区的门口，我带他们拐进一条不起眼的弄堂。

“你带我们去哪？”安娜问。

“看另外一个上海。”我说。

弄堂很窄，晾衣绳拉得很低，一条条裤子像旗子，晾在天线下，地上有洒水的痕迹，门口坐着阿姨爷叔，抱着猫的，有剥毛豆的。

“你们好啊。”我用上海话打招呼。

“呒啦。”一个爷叔抬眼看我，又看见后面那几个金发的，眼里闪了一下好奇，“你做啥体统的啊？”

“带朋友来看看。”我笑。

“看啥？”他笑得意义不明，“看我们晒裤头啊？”

我跟着笑，德国人也跟着笑，可他们其实听不懂，但那种笑，是因为空气里的温度。

我指着一个小窄门，“这是我小时候来玩耍的地方，那个门后是一位老奶奶，她喜欢发糖。”

“现在还在吗？”米娅问。

“不在了。”我轻一点声，“她今年春天走了。”

我突然有点哽。

我没想在这个地方提死亡，但那一下就来了，像风走进鼻子。

我们在弄堂里走了十分钟，走到一个小公园，小公园里老人都在打太极，有人在跳“云水谣”，有一个老爷爷扛着鸟笼，鸟在笼子里跳。

安娜拿出手机拍，拍了又收，收了又拍，像错了焦又对了焦。

“你们的公共空间好有生命。”她说。

“有时候也吵。”我正经地说，“有人骂，说太吵。”

她笑：“吵也是一种生命。”

我点头，我喜欢这个词。

下午我带他们去看展览，晚上我带他们吃了菜饭骨头汤，再去看了一场小剧场的滑稽戏。

他们一句也听不懂，但笑点落下的时候，他们看着我们笑，也笑，像是被笑感染的细菌。

第二天我们坐高铁去杭州。

在虹桥火车站前，我先给他们做培训：“跟着我，别走散，别打岔，一切有票就有座，一切有序。”

他们认真点头，像将要进考场的考生。

进站的安检、刷码、刷票，汉斯眼睛一直瞪着那个闸机升降杆，像看一条会自己开合的鱼嘴。

上车后，窗外迅速退后，天际线像被刀片划开一样远去，米娅兴奋地“哇”个不停。

我看着速度表飘到三百。

卡尔骄傲地看他的手表，手表并不能显示速度，他就瞎说：“三百，不止吧？”

“差不多。”我笑，给他看车厢的显示屏。

他伸长脖子，看见数字，真的被震住了。

安娜问我：“为什么这么准时？”

我耸肩：“因为，嗯，我们比较在乎这个。”

我知道这句不完整，但差不多了。

到杭州，我们先去西湖，湖水像平摊开的镜子，桥像抬起的一条白眉毛。

有风，柳絮软。远近都有手拉手的情侣，有扛着小孩的爸爸，有骑车的人在绿道上滑过去。

我们租了四辆自行车，两辆亲子，两个小家伙分别坐在前后座上，尖叫，笑声像气球被戳，又弹回来。

骑到断桥，马提亚斯停下，抬头看一面墙上的字：“虎跑梦泉……”

“很美。”他念完，似乎把这个陌生的汉字的曲线变成他熟悉的感觉。

我带他们去龙井村，茶山开得整整齐齐，像一个个鼓起来的被子。

村里阿姨端来了刚炒好的茶叶，香气干净，像刚洗过的玻璃杯。

莉泽端起小瓷杯，闻了一下，眼睛软了，“像春天。”

我点头：“这就是。”

午后太阳暖的不真实，我们坐在客栈的小院，等着下一程的车，汉斯忽然按住胸口，眼里闪了一下痛。

那一下像一盏灯突然灭了。

“怎么了？”我冲过去，手心有汗。

他微皱着眉，手按在胸口，呼吸有点快，安娜的脸瞬间失血了，她跑过来抓住他：“Dad！”

马提亚斯也窜过去：“深呼吸。”

“疼吗？”我问。

“有点闷。”他挤出三个词。

我马上拨医院电话，一边喊客栈老板娘叫车，一边在地图上定位最近的医院。

“浙大二院，急诊，二十五分钟。”我报路线，嗓子像被拉紧的琴弦。

我们飞奔下山，客栈老板娘拿出一条毛巾塞给汉斯，手哆嗦但眼睛稳：“捂住，别让风灌着。”

一路闯绿灯，很少遇到这么顺的时候。

急诊大厅光很白，光白得像没睡的早晨，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有哭声有咳嗽，有孩子的哼哼声。

护士看我们进来，眼神一 一扫描，扫到那张金色的脸，马上挥手：“这里！”

我扶着汉斯，安娜跟着，眼睛红，但力气很大，抓着他的手指。

登记出奇快，护照一刷，系统注册，年轻医生用英语：“hello sir，what happened？”

汉斯捂着胸口，蹩脚地说：“tight。”

医生点头，拿听诊器，快，熟练，动作像已经排练过十年。

血压，心电图，抽血，氧气，推车从走廊靠墙的位置被拖出来，发出抗议的小吱嘎，医生皱了一下眉，立刻换一辆，动作利索得让我安心起来。

我站在边上，心里一半祈祷，一半组织单词，帮他们解释。

马提亚斯忽然转头看我，眼神有刺，“是因为昨天太累了吗？”

我被扎了一针。

“可能是旅途疲劳。”我尽量稳，“今天其实不累，可能是气压、饮食……我不是医生，但我们很快知道结果。”

“如果有大问题呢？”安娜声音发干。

“我们在这里。”我说。

我这句其实挺空，但我真心。

医生回头跟我们解释：“目前看心电图没有明显的缺血波形，更像焦虑引起的胸闷，我们会继续观察，血项出来需要一小时，请不要紧张。”

他英语很好，语速不快，不居高。

“你看，他英语挺好吧。”我轻声对安娜说，“你们放心一点。”

她眼圈红，点头，眼泪要掉又憋回去，最后掉了，掉一滴，再擦，擦了又掉，就那样没出声地安静地掉。

旁边一个志愿者给她递了一张纸巾，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don’t worry。”

那一刻，我觉得我也被照顾了一下。

外面有个老太太路过，一看是老外，又看我们紧张，抬手把手里那小袋糖塞给米娅：“吃个糖，压压惊。”

米娅愣了两秒，然后小心地接受，转头用中文说：“谢谢。”

老太太更高兴了，笑成了一朵花。

那一个小时很长，长得像了一年，又短，短得如一阵风。

结果出来，医生笑着说：“没有大问题，休息，少咖啡，少刺激。”

我看汉斯，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肩膀变低，眼睛里的那条绷线断了。

安娜抱住他，肩膀抖，马提亚斯拍他的背，用力的手掌表达的是所有没说出口的爱。

出了医院，太阳正好，像故意照到我们脸上。

我开车的手心还汗着。

马提亚斯在车边突然停住，回头看我，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有一句：“谢谢。”

我看着他的眼睛：“抱歉，我安排的节奏可能太紧。”

“不，不。”他摇头，“不是，是我们自己要快，我总想要看更多。”

他笑了一下，笑里有惭愧，也有一种接受。

“其实，慢一点也挺好。”我说。

“慢慢来。”汉斯在后座突然冒了一句中文，拿着他在医院外小摊上买的核桃，敲了一下。

我们都笑了，笑得像把紧张吐出来。

晚上，我们没有按计划去宋城，我改了行程，带他们去了一家安静的小馆子。

墙上挂着黑白旧照片，菜上来很慢，慢得像提醒人心里有一条河。

我们开始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安娜说她在波恩教书，带高中生读书，有时候孩子们会质疑一切，她累，但也觉得那是教育的活力。

我说我父亲是公交司机退休，母亲在家做菜，她有时候也会质疑一切：质疑油价、质疑邻居、质疑我的工作。

他们笑了。

“你为什么做这行？”安娜问。

“因为……我喜欢看别人第一次看到一件事的眼睛。”我想了想，“我想偷那个眼睛的光。”

“这话好听。”她说。

“但有点假。”我补上一句，把美化拆一点，“我也为了钱。”

他们笑得更大声，松了。

第三天，我们去了重庆。

飞机落地的时候城市像在一层又一层的灰蓝里，轻轨从楼里穿过那一刻，米娅喊了一声，声音像干净的玻璃。

我们住在山城的一个坡上，抬头就是楼，低头也是楼，楼和楼之间夹着缝，缝里能看到一个小小的菜市场，卖花椒的摊位红得像灯笼。

我带他们吃小面，老板娘手很快，舀汤的声音像敲钟。

“微辣。”我对老板娘说，“kid。”

老板娘看卡尔，点点头：“微辣，微辣，像你名字。”

“他叫卡尔，不叫微辣。”我替他解释。

老板娘笑歪，帮我们加了葱花。

卡尔第一口吃下去，眼睛又冒火，这次真的崩了：“spicy！”

我递水，忍笑忍得肚子疼。

“你们太会吃了。”安娜看我和老板娘快速把小面搅匀，感叹。

“也会胃疼。”我耿直。

我们晚上的行程是在洪崖洞看灯，并不新鲜，但站在那一整片金黄的木结构下面的时候，人还是会被击中。

莉泽抬起手机，手有点抖，灯光打在她的脸上，皱纹像金色的河。

“像童话。”她小声说。

“也像流量。”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了这句，“很多人拍，拍完了就走，像抓住一个东西又马上放弃。”

安娜听见，笑了一下：“你挺会反讽。”

“我就是嘴巴快。”我承认。

第二天我们坐索道过江，风把江面切出很多小片，阳光像碎银。

回到地面，我们遇到一个外卖小哥在等红灯，电瓶车上挂着三四个外卖箱，他头盔歪了一点，有点可爱。

卡尔蹦过去，盯着那个车：“cool。”

外卖小哥以为他要合影，伸手比了个“耶”。

卡尔愣了一秒，也“耶”。

我给他们解释什么是外卖，这在德国不是没有，但没有这么铺天盖地。

“到处是运行的线。”安娜评论，“这城市像一个可视化的物流图。”

“也是一个可视化的胃。”我补充。

她哈哈笑。

在一个老居民楼的阳台下，我看见一位阿姨在晒红辣子，辣子和她的指甲一样红，风吹得整片阳台像旗帜。

我问她我们能拍拍照吗，她挥手：“拍。”

她又看见那几个金头发的，问我：“他们吃得来不？”

“勉强。”我笑。

“慢慢来嘛。”她说。

她一句话，跟汉斯的中文对上了调。

我们继续往西安去。

从机场出来，城墙就在那儿，厚，稳，像一条巨大的背。

我们骑着双人自行车在城墙上绕了一圈，风吹在脸上，尘土不是脏，是一种历史的粉末。

卡尔追着一块影子跑，影子像狗。

我带他们去回民街，那里热闹得像集市，孜然的味道像手伸出来拉住你。

“别买随便的串，不卫生，真说真的。”我耳语他们。

我们去了一个我熟悉的小店，老板是穿白帽的中年人，他笑的时候牙齿齐齐的，手臂结实是做拉面的。

他给卡尔拉面，卡尔眼睛发光，学着拉了两下，面条断了，他尴尬，店里笑声翻上屋顶，却不是恶意，是有趣。

汉斯爱上了肉夹馍，他说这个东西比“汉堡”的名字更真实。

“你们也很直。”我说，“我们有时候起名也很直。”

“你们也很不直。”安娜突然插话，“比如你说‘还好’，有时候是‘糟糕’，你说‘看看吧’，可能是‘不要’。”

我被逮个正着，举手投降：“我们语言喜欢绕一下，这样留些余地。”

“也很温柔。”她说。

“也是怕麻烦。”我笑。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城里一处老院子的民宿，墙体薄，楼上拖椅子的声音像从头顶走过，小孩笑，狗吠，麻将牌“哗啦啦”，所有生活的声音都在你的耳朵里打滚。

莉泽在厨房里跟老板娘学包饺子，猪肉大葱的馅香到飘出天井，她手笨，摁不住馅，馅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往外蹦。

老板娘笑着用她的手慢慢捏：“等，等着它，别急。”

“别急。”莉泽重复，“别急。”

学会了一个词。

第二天，我们去了博物馆。

预约，排队，进馆，讲解员的普通话清清楚楚，讲的都是我听过一百遍的内容，但她每次都讲得像第一次，眼睛亮，嘴角有弧度。

我突然对这个行业有了点敬意，正好她下班，我递了一瓶水，她笑笑，接过，抿了一下：“谢谢你。”

我觉得我们互相都在撑这个城的体面。

离开西安，我们坐车往西去。

我私心想让他们看看不一样的地貌，于是我们去了敦煌。

沙漠之风来的时候，像有人把全世界的砂纸都拿出来擦你的脸。

米娅戴着一顶帽子，帽檐挡住了半张脸，她拿出她的小画本，画沙丘，画风的背影，画我也不认识的植物。

“好看吗？”她问我。

我看了看，心里被扎了一下，“很好看。”

她开始不太自信，现在敢抬头看人了。

我们去莫高窟之前，看了数字展示，用了投影、音响，把那一幅幅不能长时间暴露在光下的画通过科技打到我们眼睛里。

安娜低声：“保护很智慧。”

“你们欧洲也很懂这个。”我说，“你们保护老教堂的时候也会恼，修不好。”

“会。”她笑，又叹，“资金慢，程序慢，争论多。”

“我们这边，快。”我说。

“快也有代价。”她接得很自然。

这句我记住了。

夜里，风大，院子里那棵杨树枝条打在窗玻璃上，像一群手指。

突然一声闷响，树断了一截。

民宿老板跳起来，我们也跳起来，拿扫帚拿锯子，能帮就帮。

邻居从隔壁院子搬来一锅热汤面，汤瓢里飘着油，摆在砖台上：“吃点，暖和。”

汉斯拿起碗，双手托着，仿佛在托着一个仪式。

“谢谢。”他用中文说。

“谢谢什么。”邻居摆手，笑，“举手之劳。”

那夜我们披着外套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风吹得清醒。

汉斯把他的帽子又压了一点，帽檐挡住了他的眼睛，却挡不住眼睛里的东西。

我们去了成都，行程慢下来一点。

第一站自然是熊猫基地。

人很多，队伍像一条蛇，但蛇并没有咬我们，只是在我们腿边游来游去，提醒我们存在于一点公共秩序里。

熊猫坐在树桩上啃竹子，那姿势不太优雅，像一个不懂坐姿的胖小孩。

米娅看直了眼，嘴角上去，手悬在空中，像想摸，又知道不能摸。

“你们爱它吗？”她问我。

“我们爱它。”我说，“但我们也知道它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意思是？”她问。

“意思是，我们看它的时候，可能是在看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我有点哲，“懒，胖，安全，被爱。”

她笑了，很懂。

我们在宽窄巷子里看人潮，找一处冷门茶馆坐下，喝盖碗茶，服务员手势利落，手腕像进过训练营。

安娜问我：“你们为什么喜欢把叶子泡在水里喝？”

“因为好看。”我说，“看叶子像沉下去又浮起来，像生活。”

“你怎么老是这样说话？”她笑出了声，不是嘲，是喜，“像在写小说。”

“因为我没读太多书。”我正经地假装，“只好多说。我妈说我嘴巴当饭吃。”

“你妈说得对。”她说。

晚上火锅，我们点了鸳鸯，不要太辣。

老板把锅端上来，白汤里枸杞叫嚣，红汤里辣椒躺着，一副“随便来”的表情。

卡尔看了看红汤，抿嘴，最后还是夹了一个小小的肥牛片蘸进去，计时三秒，捞起，放入嘴里，第一口平静，第二口出汗，第三口，他又想哭了。

“停。”安娜笑着按住他的手，“适可而止。”

李大爷在隔壁桌打麻将，拍牌声“啪”，节奏很稳，我听得出来他是个老手。

“要不要学两手？”我问汉斯。

“来。”他眼神一亮。

我从柜台借了一副麻将，教他们怎么和牌。

汉斯慢慢地摸牌，他喜欢摸材质，他的手掌适合握住这类有角的东西。

第一次他就碰了一次，还开了杠，笑得像小孩抢到了糖。

“这游戏比我们的更……忙。”他用英语说，“但有意思。”

“我们喜欢热闹。”我说，“也喜欢静。”

“你们静哪里？”他问。

“书店，山里，夜深了的公园，凌晨四点的街。”我说。

“凌晨四点的街？”他笑，“你怎么知道？”

“你以为我不失眠？”我摊手。

吃完从城隍庙出来，路边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喊客，他看见我们，眼睛一下亮了：“德国？”

他上来跟我用普通话聊：“我女儿在慕尼黑念书。”

“啊？厉害啊。”我也亮了，给他竖大拇指。

他给我们讲他女儿第一次去德国买菜的故事，讲冬天的冷，讲他第一次去德国看女儿坐在地铁里害怕误了站，讲他在那边超市里找到了一罐泡菜激动得像回到家里。

“你要不要跟他们说两句德语？”我逗他。

他“咳”了一声，憋了一肚子的“guten tag”，最后还是吐出一句生硬的“danke”。

我们都笑了，笑里有亲切。

第二天我让行程空了一半，带他们去了我住的那条街。

我妈在家煮了一锅汤圆，黑芝麻的，甜度不爆。

她把围裙往腰上一系，看到这六个长短不齐的客人，眼里那点惊讶之后像多了一点兴奋：“来，尝一个，我的手艺。”

“她是我妈。”我介绍。

“阿姨好。”安娜用中文说，标准度有限，真诚度满分。

我妈笑得能看见她最里面那颗补过的牙：“好。”

莉泽拿起一只汤圆，小心地咬，一瞬间她的眼睛笑了，像打开的灯。

她有点激动，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拿出她带来的一个玻璃罐，里面一层层堆着她的德国酸菜，小小的气泡在玻璃里像星星。

她把那个罐子交给我妈。

两个女人一左一右，手里托着两个发酵的技术，交换了。

我妈说：“我这个要甜一点。”

莉泽说：“我这个要酸一点。”

两人点头，像议定条款。

晚上，邻居阿姨闻讯围上来，问这问那，问德国有多少个城市，问德国人忙不忙，问他们的“sai guo tang”怎么做。

“Sauerkraut。”安娜纠正，笑。

阿姨记不住，最后说：“算了，你给我看下做法。”

安娜发她一个链接，阿姨又问我：“怎么点开？”

我帮她，笑得有点汗。

“你们在我们这儿，很……有人情味。”安娜突然说。

“偶尔也抬杠。”我看着楼下大爷因为停车问题吵架，“人嘛。”

“人嘛。”她跟着说。

在这一堆热气腾腾里，也会冒出小冲突。

第三天的晚餐里，卡尔切了一块牛肉放在嘴里，拿出手机想拍照，安娜把他手机按住：“吃饭就是吃饭。”

卡尔“哼”了一声，嘴鼓着，眼睛翻了一下不太好看的白。

马提亚斯也插话：“你答应过我们，这次旅行，少一点手机。”

“但我想发给我的朋友！”卡尔的声音尖，小小炸弹。

我坐在中间，夹在一碗海椒鸡跟一盘炒豇豆中间，感觉自己像一个中立国。

“我们吃完再发，行吗？”我尽量让声音温和，“热的菜凉了，不好吃。”

“他总是说‘等一下’。”卡尔爆出一句，“等一下，就没了。”

这句像一把小刀，割了一下。

安娜被戳中，脸上的表情炸了一秒，但她吞回去，只说：“那我们现在吃。”

她把手机放在包里，整个桌子空了下来，没有屏幕，只有汤勺碰瓷的声音。

我低头，想了两秒，抬头跟卡尔说：“你可以在心里拍一张，试试。”

他白我一眼，闷头吃饭。

结果吃完，他真的没拿手机。

到了晚上回民宿，他在床上哗啦翻自己的小笔记本，一笔一画写：今天的辣和今天的风很像，前者在嘴里，后者在耳朵里。

我偷瞄了两眼，心里那个光被他写出来了一点点。

离开成都，我们去贵州，去看那些被我口中的“慢”真正寄居的地方。

侗寨的房子在山腰，木构层层叠叠，像搭起来的音乐。

我们进寨子的时候天刚下完雨，木板路湿，脚踩上去有一点滑，雨气在鼻子里积成雾。

寨子里的大歌很大，不是音量大，是声音本身就像有宽度，十几二十个人站在鼓楼下围成一个半圆，那声音穿过你的胸腔，落到你后背，清，直，像河流。

我看见汉斯肩膀上起了一小片鸡皮疙瘩，他没有抹，他就站着，听。

“你们从哪里学来？”安娜问一个年轻姑娘。

“从老人那儿学。”姑娘笑，眼睛很亮，“唱一辈子。”

“你们会写谱吗？”安娜问。

“不会。”姑娘摇头，“但唱出来，就有谱了。”

这句我明白，我脑子里一个灯亮了又灭。

我们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简单的晚饭，木桌上放着几盘菜，竹筒饭，糍粑，是不太花哨的丰盛。

大爷们一杯杯敬酒，我们没办法一个个喝，找借口，笑，躲，摆手，说“多谢，多谢”。

他们笑着用方言回应，意思大概是：“喝点，开心。”

晚上，村里的孩子拿着手机蜷在木廊上刷短视频，屏幕的光把他们的脸照得白，背景是山风吹过的黑。

卡尔坐过去，跟他们一起看，一起笑，一起对齐了某种默认的“好看”。

安娜看见，又想上前拿走他的手机，但她停了，站在半截，落在自己脚边。

她看了我一眼，我们都没有动。

这一幕有一点复杂，但也真。

我们继续往北，赶去北京。

北京一走进，空气里是更厚的历史与更急的脚步。

地铁一转，安检更严，进站像过关卡，这些他们都接受得很好，速度已经不让他们眩晕了。

我们在一个早晨去天坛公园，人很多，唱歌的队伍像小军团，合唱的人细细碎碎地在树下站成队列，男声女声交错，唱的不是大歌，是老歌。

一位爷爷带着他的鸟笼子，我们看着那只鸟在笼里跳，爷爷指着它跟我们说：“它有名字的，叫小姜。”

我笑了，这种命名很中国。

我们在另一处看见一群人倒立，伸展，拉筋，运动样样全。

“你们怎么都这么会生活？”安娜真心问。

“因为我们不得不。”我说，“城市大，工作多，压力大，不好好生活，会被压力压扁。”

她想了想，点头。

去长城那天，风大到手背生疼，我们还是一步步往上爬。

汉斯没有占便宜，他没让人抬，他自己一步步走上去，步子小，很稳。

走到一段城砖上，他停下，把手贴在砖上，闭了一秒眼。

我问他：“在想什么？”

他睁眼：“想我自己手搭过的东西。”

“木头？”我问。

“木头。”他点头。

“不同材料，同一种坚持。”我说。

他笑：“你又在写小说了。”

我笑：“有时候嘴巴就是停不下来。”

他们在故宫的屋檐下站了很久，眼睛追着那一层层的瓦，瓦上有积灰，瓦的颜色因天光不同变换，一个朝代的某个午后，应该也是这么亮。

“有时候，看到宏大，我就想缩小。”安娜低声说。

“我们可以去胡同。”我说。

胡同里有阴影，有自行车的铃，有人在推着车卖豆汁，有人喊：“二两，少糖。”

卡尔想试，喝一口，皱起整个脸，像一个受了委屈的猫，他坚持不吐出来，咽了，抬头：“OK，I tried.”

我们笑翻。

旅行会有突发。

在一个热闹的午后，我们在南锣鼓巷逛到一半，安娜突然脸色白了，她摸包，摸包，再摸，眼神里的那条线一下拉到断，“我的护照。”

她的手开始抖。

我们马上停在路边，我让他们原地不动，我和马提亚斯沿路回去找。

他呼吸很快，我也快，但我告诉他：“慢一点，不然你看不见。”

他点头，用力吞了一口气。

我们问了边上的便利店，问了小摊主，问了每一个站在角落里看热闹的人。

他们摇头，不是故意，是能力范围内的真实。

安娜打电话给我：“对不起，我应该把它放内袋。”

“不，现在不是讲这个的时候。”我说。

我打110，声音尽量稳，把地点、时间、特征描述清清楚楚。

过了十分钟，派出所的警员到了，一个年轻人，肩膀很直，眼睛不算大，但看人很实。

他让我带着去掉监控，一个一个店铺问，调出刚刚的画面，倒带，快进，倒带，快进，像一场紧张的电影。

时间过去，不知道多久。

我们在一个小店的门口看见了那只包，从安娜的肩上滑落，落在那个店门口的椅子上，被一个路过的阿姨捡起。

阿姨没有拿走，她只把包拿起来，放到收银台旁边，跟老板说了几句。

我们冲过去，老板抬头，看见我们：“你们的包？”

“是。”安娜几乎哭出来。

老板从柜子下拿出那个蓝色的包，完好无损。

那一刻，所有怀疑、恐惧像一个气球突然放了气，瘪掉了。

安娜抓着老板的手：“谢谢。”

老板笑：“没什么，我替你们看着。”

她转头对我说：“你们的系统很快，你们的人很……让我安心。”

我没说话，我怕我一说话就哭。

回到车里，米娅把她刚画完的画翻出来，那画上是一个蓝色的小包，包上长了眼睛和手，手在挥，像在说：“我回来了。”

我真的笑出声，“你画得比我们找得快。”

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去一个小面馆吃了面，面汤热，鼻尖上都是小汗。

汉斯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木刻，递给我，是一枚拇指大小的木头片，刻着三个字：“慢慢来。”

我愣了一秒，接过，指尖摸到木纹，一条一条，不整齐。

我从包里拿出一把小折扇，扇面上写：别急，路还长。

我们交换，握手，笑，很多话不需要说。

机场的早晨总是像离别排练好的剧场灯光，白，不刺眼，但冷。

我们在候机厅，彼此拥抱，一遍一遍。

莉泽抱着我，轻声说：“谢谢你，让我看到很多人。”

“人本来就很多。”我说，“我们只是把窗户打开了一点。”

“我们会回来。”马提亚斯说。

“别急，慢慢来。”我学汉斯。

他笑，眼睛里有一点水。

他们走进安检，我看着他们的背影，直到人群把他们吞掉。

我站在那儿，手里握着那枚木刻，木头的温度一点一点变成我的温度。

路还长。

回到上海，我一个人走在傍晚的老街，台阶反着光，猫从垃圾桶上跳下来，轻，没声音。

我妈发消息问：“吃饭了吗？”

“还没。”我抬头看街口那条热气丝，在手机上打字，“正回来。”

我突然想起他们看过的每个地方，每个脸，每句“慢慢来”。

我也突然明白，所谓“被惊艳了”，不是被高楼，不是被速度，不是被那个漂亮的卡。

是被那些在日常里找出来的温度，被那些稍微弯一点腰，稍微慢一点步子，稍微伸一下手的人。

我走得慢了一点。

路边小店的老板喊我：“一帆，来不来碗面？”

我说：“来。”

热汤端上来，我吸一口，眼睛有点热。

我想到他们，也想到以后。

想起卡尔在纸上写的那句：今天的辣和今天的风很像，前者在嘴里，后者在耳朵里。

我觉得他说得真好。

日子就是这样，用嘴和耳朵，把世界吃进来，听进去，然后，慢一点，慢一点，慢慢来。

来源：自在糯米2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