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复兴之梦,历经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在将梦想变成现实的道路上,有欢欣鼓舞,亦有惨痛教训。一百多年前甲午战争的失败,引来西方列强更加疯狂的侵略,标志着一个封建帝国强国梦想的破灭,同时也唤醒了中华民族新的自强独立之梦。

一位伟人曾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史学家认为,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百多年,中国近代史内容可以概括成六个字:沉沦、探索、奋斗。

民族复兴之梦,历经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在将梦想变成现实的道路上,有欢欣鼓舞,亦有惨痛教训。一百多年前甲午战争的失败,引来西方列强更加疯狂的侵略,标志着一个封建帝国强国梦想的破灭,同时也唤醒了中华民族新的自强独立之梦。

追寻梦想的道路艰难曲折,历经沉沦与抗争、奋斗与崛起。回眸甲午,本报记者跨四省寻访甲午海战遗迹,采访国内外史学研究者,再现历史事件现场,可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从今日起本版陆续推出“甲午风云”系列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唤起吾国4000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曾说。

甲午海战,一战而众人皆醒。

119年前,在北洋舰队的甲板上,一群留着辫子的年轻海军,空抱强国之梦,随战舰一起沉入大海。他们的战斗和覆灭带有比想象中更加悲壮的色彩。甲午海战以惨烈败局引发举国反思,扭转了中国这艘巨轮改革航向的轨迹。

“北洋水师绝非仅仅是一支舰队,它为中国架起近代化进程的阶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陈悦说。

大清海上“梦之队”惊艳长崎

发生“长崎事件”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平叛过程实为中日两国的角力。7月25日拂晓,在朝鲜丰岛海面,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偷袭掩护清军运兵船的济远、广乙两舰。

战事如火山,一触即发。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两国之间的积怨却如岩浆,在海平面下暗流涌动已久。

时间倒回至甲午海战之前的20年。1874年5月,日本以“保卫当地侨民”为借口,派兵登陆台湾,宣称琉球渔民为日本管属,派出几艘装载着3000日本士兵的舰船,在台湾南部登陆,发动侵台战争。中日两国首次在海上交锋。

侵台战争中,两国战斗实力对比如何?陈悦研究员形容,日本派出的舰队堪称“叫花子”舰队,军舰凑不齐,商船来充数。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祯率领“安澜”、“伏波”等几艘近代化军舰前往台湾。那些乘坐商船而来的日本人没有想到,清政府当时的海军实力远远超过他们,只有乖乖退兵。

然而,日本舰队逃走后,美国联合英国和法国以调停为名义,帮日本向清政府施压。在三国列强的支持下,理亏的日本竟让清政府赔偿军费50万两。刚经历鸦片战争之痛的清廷,受到强烈刺激。在与日本签订赔款条约后的第六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愤然上奏清廷,强调了海防问题的急迫性。

奇耻大辱引发“海防大筹议”。李鸿章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论据上书。清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在当天就发布上谕,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们将各自的讨论意见上奏朝廷,并且特别强调不许空言塞责。

“此仇一日不可忘,但总需自强起来。”慈禧太后支持集中力量建设海军。清政府决定每年拨出白银四百万两作为经费(实际用在购置军舰的款项只为每年一百万两),加快建设海军。

大清海军筹建计划分为三支海军舰队:北洋水师负责山东、直隶及以北之黄海,南洋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粤洋负责福建及南海。而北洋水师负责守卫京师,奏准优先集全力建造。一支中国近代海军的海上“梦之队”由此起航。

1886年7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前往日本长崎港。距日本侵台事件12年之后,大清海军驶入日本海港,一展大国海军实力。

“当时旅顺港尚未完工,北洋舰队之所以前往长崎港,主要是因为当时亚洲供巨舰维修的船坞只有长崎和香港。日本人对前来长崎港的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却是第一次看到邻国清朝的铁甲巨舰‘定远’、‘镇远’二舰。这不但是北洋水师的主力,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陈悦说。

两艘像山一样的铁甲舰,出现在长崎港时,带给了日本人极大的心理冲击。日本报纸的报道中描述了在场的日本人夹杂着羡慕、嫉妒、仇恨的心理。日本民间甚至有一个故事,谁家小孩哭了,大人就说“别哭了别哭了,再哭的话定远、镇远来了”。

两舰停靠长崎期间,8月15日,北洋舰队放假。依照惯例,中国水兵可以上岸观光,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骄傲的北洋水兵遭到日本警察袭击,双方死伤80余人,史称“长崎事件”。

事件发生后,停泊在长崎港的北洋海军群情激奋,“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舰上的12寸巨炮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舰船上的清朝官兵和英国总教习琅威理,纷纷主张对日开战。

李鸿章闻讯后十分愤怒,就“长崎事件”与日本政府交涉。他对日本驻天津领事表示,“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可见清政府态度之强硬。日本政府决定,接受“伤多恤重”的原则,了结“长崎事件”。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日方付抚恤款52500(日)元,中方付抚恤款15500(日)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日)元由日方支付。

此事被认为是晚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一次外交胜利。因惧怕北洋舰队实力,日本赔礼又赔款,暗中却加紧发展自身的海军实力。

北洋十年磨剑

“蓝龙戏珠”旗高扬亚洲

1894年9月1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进入黄海“大东沟”,合击北洋水师舰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现代钢铁军舰海战。售出军舰给日清双方的英国,及当时欧美各军事大国,都极为关注此场海战。

“客观地看,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历史上相比得到了显著的提高。33年的洋务运动,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其中,又以军事现代化为主,不仅倾力打造北洋舰队,而且铁路、航运、矿山等的建设,也都是围绕着军工为核心。这是当时救亡图存的必然选择。”中国改革史研究学者雪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认为,洋务运动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首次“改革开放”,撑起一场强国之梦。不改革“等死”,对“等死”结局的恐惧,成为清政府改革的最大动力之一。

自1875年起至1888年,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经过13年的努力,北洋海军的舰艇总数达到50多艘,排水量达4万多吨,雄踞亚洲海面。

北洋海军的主力为“超勇”、“扬威”、“济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七艘巡洋舰,“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而此时日本海军的主力为“扶桑”、“比睿”、“高千穗”、“浪速”四艘巡洋舰。以国力为后盾支撑,北洋海军把日本海军远远地甩在身后。

作为北洋海军的创始人,李鸿章十分清楚,想要建设一支一流的海军,最重要的还是得建立一套人才培养机制。北洋舰队人才队伍的培养,开启了中国近代化军事教育的先河。

“对比一下海军和陆军的情况就知道了。当时,中国的陆军军官怎么选拔呢?比谁跳得远,谁能举起一个石锁,谁能扛起一个大刀,比谁的力气大。偶尔有人能说两句孙子兵法,那就不得了了,是帅才。海军则是完全西式化的,每年有多少堂课,几何、高等数学都得学,每年分几次考试,中考、大考,全部考完之后还有发他的文凭,还要经过李鸿章的亲自抽考,完全是一个西式化的教育。”陈悦介绍。

“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北洋水师学童们赴英留学时,宣此铮铮誓言。

在英国购买“定远”、“镇远”号铁甲舰时,李鸿章担心国内培养的人还不足以驾驭这种大型铁甲舰,决定从福建船政学堂里挑选10多名优秀的学生,成为第一批送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留学生。方伯谦、林永升及萨镇冰等人,即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北洋舰队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多位曾前往英国留学或实习。中层军官内不少为原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后到福建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后服役。

五年后,再向英国购买“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时,英国人建议让英国船员把船开回中国,李鸿章断然拒绝。事实证明,当时的北洋海军,完全有能力独立完成这样的远航,“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还是在经过三个月的海上航行后,于1881年11月18日顺利驶抵大沽口加入北洋水师。

1887年,清政府向英德两国订造的四艘新式巡洋舰,驶回中国。此时,北洋水师有了自己的军旗。

这是一面明黄色的旗帜,上面绣了一幅蓝龙戏珠的图案,最初是三角形,后为与西方一致,改为长方形。军旗做成后,清政府十分满意,把这面北洋水师的军旗同时也做为了大清国的国旗。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于山东威海卫刘公岛正式成立。这支以英文发令的东方舰队,一度成为规模名列世界前茅、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

丢掉海上桂冠

裂隙隐约出现

1894年5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然而,此时的北洋舰队并非李鸿章所称那般坚不可摧。大战即将来临之时,亚洲第一的海上桂冠不知不觉间已被对手摘走,裂隙隐约出现于北洋水师脚下的巨舰上。

与普遍流行的观点不同,陈悦并不认为北洋水师存在军纪涣散、决策失误的重大弊病。北洋水师训练有素,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英国顾问琅威理。

琅威理任北洋水师副总督,在舰队官兵中,严格执行英国海军的条令,风纪严肃,为海军官佐所敬惮。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严厉,有些中国军官对他心生不满。这其中就包括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刘步蟾以第一名成绩成为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他并不服气这个琅威理这个国外舰长级的人物。

按照惯例,北洋水师中的最高军官在舰上时,会挂起一面代表他身份的旗帜。一次丁汝昌不在舰,副总督琅威理和总兵刘步蟾在舰。刘步蟾下令把总督旗降下,升总兵旗。两人因此发生争执。

琅威理迅速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问。李鸿章调查后复电:“以刘为是。”琅威理愤然辞职。军官们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邓世昌等人继续常驻军舰练兵,而有些人则违反规定回到岸上居住,甚至终日不务正业。北洋海军军官阶层的管理出现了很大漏洞。

几乎与此同时,清政府决定禁止北洋海军继续购买新军舰。

当时的清政府财政拮据,情况好的年份,只有一百多万两银子盈余,不好的年份甚至会有赤字。而买一艘军舰的钱,动辄几百万两银子,一颗炮弹都要几十两银子。加上黄河泛滥,光绪皇帝即将大婚,户部感到无以为继。自1891年开始,北洋水师被下了一道紧箍咒,从此以后不再从海外购置海军军备。

隔海相望,日本海军同样面临资金的不足。日本海军数次向议会提交扩充方案,均被否决。假想敌中国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号铁甲舰,在东亚水域无人匹敌,这一现实令日本海军如芒刺在背。而当时日本最大的战舰是1878年建成的“扶桑”号铁甲舰,其排水量为3718吨,仅为“定远”级的一半。

同样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中日两国做出的反应迥然不同。

“日本是一个岛国,它觉得海洋就是生命线。一旦在海上失去了控制力,它的生存就遇到危机了。所以在购买军舰扩充装备等海军事务方面,日本政府比清政府要敏感得多。”陈悦说。1891年,俄罗斯皇太子在日本游玩时遇刺,日本恐慌于俄罗斯的打击报复。以此为节点,日本海军一跃而起,举国倾力打造,以随时应对近邻的俄罗斯和中国。

日本海军提出史称“第六次海军扩充计划”的扩张案,要把舰队扩充至108艘的规模,因花费不菲被议会否决。此时,明治天皇发话,如果政府拿不出来这笔钱的话,我就从自己内府的银子往外拨款。天皇的这一言论,迫使议会通过了购买军舰的提案。从此,日本海军实力开始急剧扩张。

国库空虚的日本政府最终决定发行海军公债,此后三年的海军公债总共募集了1700万日元,全部用于建造军舰。

日本还从英国请回英格尔斯——一位风头正劲的海军学术家,请他教导学生们最先进的指挥跟战术技能,受益不亚于得到几艘先进的军舰。就在北洋海军裹足不前,日本海军发展如火如荼的这几年,恰好是世界海军发展史上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舰队不再强调巨坚大炮,而讲究火力密集发射迅速。北洋水师旧的技术装备面临淘汰,新式海军装备则迅速在日本舰队上升级换代。

1891年北洋水师应邀访日,6月28日到达日本马关,7月1日抵达神户,7月5日抵达横滨港。这次短暂的“蜜月之旅”,让中日双方找到机会细细打量。丁汝昌在访日日记中,对日本一小国海军发展的日新月异感到惊讶,吐露出对北洋水师未来的忧虑。日本则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结论:中国海军已不足惧。

此时,距离甲午战争爆发不过三年时间。到甲午战争前夕的1893年,日本已经拥有各类军舰55艘,所储备的弹药也超过了打一次侵华战争所需要的数量。

李鸿章被弹劾:腐败、通敌

“鬼子六”走出“牛棚”

军事学家金一南说:“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失败往往首先从内部开始。”

1894年7月9日,甲午年六月初七,中日两军在朝鲜剑拔弩张,双方都闻到了战争的气味。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引起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骇人听闻——腐败、通敌。

中国改革史研究学者雪珥在著作《绝版甲午》中,开篇即提到这一细节。这次弹劾虽很快被压下,但暴露出清政府内部党争的冰山一角。

“中国朝廷上的党派之争,其实骨子里是近代化和保守传统的思想争端。不光出现在甲午战争中,而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要不要近代化的历史命题时,就开始在中国的朝廷以及社会上争战不休,而且始终是保守派的力量强大。这的确是甲午战败的深层原因。”陈悦说。

一支如此强大的舰队,仅建成六年,旋即全军覆没。一支训练有素的海军队伍,以最惨烈方式告别战场。这样的结果令国人扼腕,宣告了一场华丽大国梦的幻灭。

甲午战争前,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

这句话出自日本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他在甲午战争前写给天皇的战略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里写下这句话,但他本人同时指出中国潜藏的隐患,因为普遍存在的全民腐败,中国的富强是徒有其表。

雪珥指出,从经济和军事的“硬实力”看,日本当时并不如中国。比中国领先的,是日本的政治体制,他们已经建立了宪政体系,虽然具有极其强烈的日本特色,远称不上“民主”,但在“法治”方面,已经基本完善,其国民意识也远超过中国。

甲午一败,直接推动了大清帝国航行的转移。

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清朝改革可分为两段。前一段为期30多年的改革,重点在经济方面,而尤以国防军工建设为重,史称“洋务运动”。这一轮改革,缔造了所谓的“同光中兴”。大清国的综合国力,与改革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业的轮廓。

甲午战争之后,败于日本的耻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政体上存在的弊端,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这随即导致了政治上的巨大分裂。

“极右而盲动的戊戌变法,极左而盲动的义和团运动,看似针锋相对,其实都是甲午战败巨大刺激导致的心理失常和行为失范。”雪珥说。

他指出,1894年还发生了两件事,影响到中国未来走向。恭亲王被打入“政治牛棚”10年后,再度出山,但他早已不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改革舵手“鬼子六”了。他最大的作用,是在甲午战后抑制住了急剧升温的改革大跃进冲动。恭亲王在戊戌年去世后一个月,这种冲动演变出著名的“百日维新”。

在亢奋之中,大清国最后走上了第二轮改革的道路,史称“晚清新政”。前后两段改革,区别是显著的:前者侧重经济基础,后者侧重上层建筑；前者主要是依靠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后者主要是对现有体制本身进行改革。这无疑是一种传承、提升、进步。

同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并于1895年举行了第一次广州暴动。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精英阶层似乎彻底否定了第一轮改革的稳健作风,而在第二轮改革中试图进行质的飞跃。他们将绝大数精力都投放到了对万能“主义”的寻找以及试验,更为基础和根本的经济建设被撂在了一边。

这直接导致了大清帝国大厦的头重脚轻,最后轰然倒塌。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