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月，长安的残雪还凝在朱雀大街的青砖缝隙里，暮色中的太极宫却透出不同于往日的暖意。负责典选的吏部侍郎崔善为刚把新科进士的名册誊抄完毕，案头的烛火突然噼啪一声爆了个灯花——在“一甲第一名”的位置上，“孙伏伽”三个字正随着跳动的光影，悄然改
武德五年春闱记：唐朝首位状元孙伏伽的破壁之路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月，长安的残雪还凝在朱雀大街的青砖缝隙里，暮色中的太极宫却透出不同于往日的暖意。负责典选的吏部侍郎崔善为刚把新科进士的名册誊抄完毕，案头的烛火突然噼啪一声爆了个灯花——在“一甲第一名”的位置上，“孙伏伽”三个字正随着跳动的光影，悄然改写着中国科举史的开篇。这位来自贝州武城（今河北省故城县，一说山东武城县）的中年士子，不仅成为大唐开国后的第一位状元，更以其“直谏如刃、守正如磐”的一生，为后世读书人立下了“状元非止文章秀，更须风骨撑乾坤”的标杆。
一、乱世儒衣：武城孙家的“不寻常”书生
贝州武城在隋末唐初的版图上，是个典型的“四战之地”。南接黄河故道，北邻清河粮仓，西通洛阳要道，东边又连着窦建德的起义军活动区域。武德二年（619年）深秋，一队穿着唐军铠甲的士兵闯进武城县东街的孙家小院时，年过四十的孙伏伽正坐在堂屋窗前，就着昏黄的油灯批注《汉书·儒林传》。
“你就是孙伏伽？”领头的校尉把腰刀往桌角一按，震得砚台里的墨汁溅出几滴，“窦建德的人说你帮他们写过檄文，可有此事？”
孙伏伽放下手中的毛笔，指了指墙上挂着的《急就章》拓片，声音平静得不像在对质：“檄文要骂当朝，我若写过，怎敢把‘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挂在堂上？窦建德遣使来聘时，我以‘母老需养’辞了三次，校尉可去问街坊，我这半年可曾出过县城半步？”
校尉盯着他看了半晌，最终带着人撤走了。躲在里屋的母亲探出头，抹着眼泪说：“儿啊，这乱世里读书有什么用？不如像你二哥那样去当兵，好歹能保家。”孙伏伽拿起毛巾帮母亲擦去泪痕，轻声道：“娘，二哥手里的枪能保一户，儿子手里的笔，或许能保一方。”
这话并非空谈。孙伏伽出身的武城孙氏，本是当地的儒学世家，祖父孙敬曾在北齐做过国子助教，父亲孙信隋朝时官至齐州户曹。但到了孙伏伽这一代，隋末的战乱早已让家族败落——大哥在征讨高句丽时战死，二哥投奔了李渊的军队，家里只剩下他和年迈的母亲。即便如此，孙伏伽仍没放下书本，不仅通读儒家经典，还对《汉律》《隋律》颇有研究，甚至能随口背出《开皇律》里“十恶不赦”的具体条目。
武城县令王威是个爱惜人才的人，曾多次劝孙伏伽出来做县丞，都被他婉拒。直到武德三年（620年）夏天，唐军平定河北后，王威拿着朝廷颁布的“求贤令”找到孙伏伽：“如今陛下在长安开科取士，不问出身，只看才德，你若不去，可就真要埋没了。”
孙伏伽看着“求贤令”上“天下初定，宜广收俊彦，以安黎元”的字样，沉默了许久。母亲把早已备好的行囊递到他手里，里面除了换洗衣物和几卷经书，还有一小袋家乡的小米：“去吧，你爹当年常说，读书人要‘达则兼济天下’，如今有机会了，别让他在地下失望。”
这年九月，孙伏伽背着行囊踏上了西去长安的路。从武城到长安，全程一千多里，他既没有骑马，也没有坐马车，而是靠着一双脚，走了整整两个月。沿途的驿站里，时常能看到他就着驿站的灯火整理笔记的身影；路过残破的书院时，他还会停下来，给当地的孩子讲几段《论语》。有一次在洛阳城外，他遇到一群逃难的百姓，听说他们因为没有户籍无法得到官府救济，便连夜写了一篇《请均户籍疏》，托人转交给洛阳的官员。这篇疏文后来被送到了李渊手中，李渊看后赞叹道：“此人虽未入仕，却已有忧民之心，是个可用之才。”
二、春闱博弈：从“冷门士子”到“状元郎”
武德五年正月，长安的科举考场设在国子监内。这是唐朝建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科举考试，共有来自全国的三百多名士子参加，其中既有出身名门的世家子弟，也有像孙伏伽这样的寒门书生。
第一场考的是“经义”，题目是“论尧、舜、禹三圣之德”。大多数士子都顺着传统的观点，大谈“禅让之贤”“躬耕之勤”，唯独孙伏伽在文章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尧之德在‘任贤’，舜之德在‘去恶’，禹之德在‘务实’。今我大唐新立，当学禹之‘务实’，轻徭薄赋以安民生，严明法令以正吏治，而非空谈禅让之虚名。”
负责阅卷的吏部郎中李靖看到这篇文章时，不禁眼前一亮。他拿着文章去找崔善为：“这个孙伏伽，胆子倒是不小，竟敢在考卷里谈时政。”崔善为仔细读了一遍，抚着胡须笑道：“他这不是胆子大，是看得透彻。如今朝廷里有些官员还在学隋朝的旧习，讲究排场，他这话是在劝陛下‘务实’，用心良苦啊。”
第二场考的是“策问”，李渊亲自出了两道题：一是“如何禁绝贪腐”，二是“如何安抚流民”。孙伏伽在答“禁绝贪腐”时，直接引用了《隋律》里的条文，提出“贪腐之根在‘特权’，若能让官员与百姓同受律法约束，贪腐自会减少”；答“安抚流民”时，他又结合自己沿途的见闻，建议“在流民聚集之地设‘义仓’，贷给种子农具，让他们能回乡耕种，同时免除三年赋税”。
考完策问的当天下午，孙伏伽正在客栈里整理行李，准备考完第三场就回武城看看母亲，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吏部侍郎崔善为。“孙士子，陛下看了你的策论，想召见你。”崔善为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赞许，“你收拾一下，随我去太极宫吧。”
太极宫的武德殿里，李渊正坐在龙椅上翻看孙伏伽的考卷。看到孙伏伽进来，他放下考卷，指了指旁边的椅子：“你就是孙伏伽？朕看你的策论，句句都说到了朕的心坎里。你说‘贪腐之根在特权’，可朕的那些老部下，有的跟着朕打天下时立过功，如今有点特权也是难免的，你说该怎么办？”
孙伏伽站起身，拱手道：“陛下，功臣当赏，但‘赏’与‘特权’不同。赏可以是土地、钱财，也可以是爵位，但不能是‘法外之权’。当年隋文帝就是因为纵容杨素等功臣滥用特权，才导致朝政混乱，陛下不可重蹈覆辙。”
这番话让殿内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旁边的大臣们都替孙伏伽捏了把汗。没想到李渊却哈哈大笑起来：“说得好！朕就是要听这样的真话。朕知道你是个寒门士子，没有后台，却敢说真话，这份勇气，比你的文章更可贵。”
几天后，放榜的日子到了。国子监门口的榜单前挤满了士子，孙伏伽挤在人群后面，本没指望能中榜首，只希望能得个出身，好有机会为百姓做事。可当他看到榜单最顶端的“一甲第一名：孙伏伽”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孙兄，你中状元了！”旁边一个认识他的士子拍了拍他的肩膀，“大唐第一位状元，你可要请客啊！”
孙伏伽这才反应过来，他望着榜单上自己的名字，突然想起了远在武城的母亲。他快步回到客栈，拿起笔墨，写下一封家书，信里只有一句话：“娘，儿子中了状元，以后能为百姓做事了。”
三、朝堂砺刃：敢谏龙颜的“大理寺卿”
成为状元后，孙伏伽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负责审理案件。这是个七品小官，但孙伏伽却做得一丝不苟。上任后的第一个月，他就发现了一起冤案：长安县民张阿婆的儿子被诬告偷了官粮，打入大牢后屈打成招。孙伏伽重新审理此案时，发现所谓的“赃物”与张阿婆儿子的口供对不上，便亲自去案发地调查，最终找到了真正的盗贼，还了张阿婆儿子的清白。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李渊耳中，李渊提拔他为“大理寺丞”，让他协助大理寺卿处理全国的重大案件。孙伏伽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整理隋朝遗留下来的案件卷宗，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因为律法条文模糊导致的错案。他便上书李渊，建议修订律法，明确条文含义，避免官员滥用职权。李渊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他参与修订《武德律》。
在修订《武德律》的过程中，孙伏伽提出了“量刑当以事实为依据，不以身份论轻重”的原则。有一次，秦王府的一名侍卫因醉酒伤人，按律当判流放，但秦王李世民的部下却想为他求情，希望能从轻发落。孙伏伽坚决不同意，他对李世民说：“殿下，若侍卫伤人可免罪，那百姓伤人该如何？律法若不能一视同仁，百姓便不会再信朝廷，天下又如何能安定？”李世民听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他：“孙丞当真乃‘法之忠臣’，有你在，朕的部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了。”
武德七年（624年），李渊想在长安城外修建一座新的宫殿，用来宴请功臣。孙伏伽得知后，立刻上书劝谏：“陛下，如今关中地区刚经历过旱灾，百姓颗粒无收，许多人还在挨饿。若此时修建宫殿，不仅会耗费大量钱财，还会征调民力，百姓会怨声载道。昔日商纣王修建鹿台而亡，隋炀帝修建洛阳宫而乱，陛下不可不鉴。”
李渊看到奏疏后，心里很不高兴，把孙伏伽召到宫里，沉声道：“朕不过是想建一座宫殿，让功臣们有个地方聚一聚，你怎么把朕比作商纣王、隋炀帝？”
孙伏伽没有退缩，他跪在地上，大声道：“陛下，臣不是要把您比作昏君，而是要提醒您，昏君的过错往往是从‘小事’开始的。修建宫殿看似是小事，但它会让官员们觉得陛下开始贪图享乐，进而效仿；会让百姓觉得陛下不顾他们的死活，进而失望。一旦百姓失望，天下就会动荡，陛下辛苦打下的江山，难道要毁在一座宫殿上吗？”
李渊沉默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你说得对，朕确实考虑不周。宫殿不修了，省下的钱财用来救济灾民吧。”说完，他亲自把孙伏伽扶起来：“朕有你这样敢说真话的大臣，是大唐的福气。以后不管朕做什么不对的事，你都要像今天这样提醒朕。”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登基称帝，任命孙伏伽为“大理寺卿”，掌管全国的司法大权。此时的孙伏伽已经五十多岁，但锐气丝毫未减。有一次，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不小心带刀进入了太极宫，按照律法，这是“大不敬”之罪，当判死刑。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大舅子，也是开国功臣，大臣们都不敢审理此案，纷纷劝李世民“法外开恩”。
孙伏伽却坚持要按律审理，他对李世民说：“陛下，长孙尚书是您的亲戚，也是功臣，但律法是天下人的律法，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律法。若因为他是功臣就免罪，那以后谁还会遵守律法？臣恳请陛下允许臣依法审理此案，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李世民知道孙伏伽的脾气，也明白他的用心。他沉吟片刻后，对大臣们说：“孙卿说得对，律法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是长孙无忌，也不能例外。但念在他是无心之失，且有功于社稷，就免去死刑，改为流放吧。”
这件事过后，朝野上下都对孙伏伽敬佩不已，人们都说：“有孙大理在，天下无冤案。”而孙伏伽却始终保持着清醒，他在大理寺的墙上挂了一块牌匾，上面写着“慎断、明察、公正、爱民”八个字，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
四、暮年归心：状元郎的“最后一课”
贞观十三年（639年），孙伏伽已经六十四岁了。这年冬天，他因为身体不适，向李世民上书请求退休。李世民舍不得他离开，多次挽留，但孙伏伽态度坚决：“陛下，臣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审理案件时常常力不从心。与其占着职位耽误事，不如让给年轻有为的人，这样对朝廷、对百姓都好。”
李世民见他心意已决，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还赏赐给他大量的钱财和土地，让他回乡安度晚年。离开长安的那天，李世民亲自送到城外，握着他的手说：“孙卿，你为大唐付出了一辈子，朕永远不会忘记你。以后若有什么事，随时派人来告诉朕。”
孙伏伽回到武城后，并没有闲着。他在县城里办了一所书院，免费招收贫寒子弟，教他们读书识字、学习律法。每天清晨，人们都能看到他拄着拐杖，在书院里巡查，遇到学生有不懂的问题，他会耐心地讲解，直到学生明白为止。
有一次，一个学生问他：“先生，您当年中了状元，做了大官，为什么还要回来教我们这些穷孩子读书呢？”
孙伏伽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望着远处的农田，缓缓道：“孩子，我当年读书，不是为了中状元、做大官，而是为了能‘明理’——明白做人的道理，明白做事的道理。如今我老了，不能再为朝廷做事了，但我可以把我明白的道理教给你们，让你们以后不管是做官还是种地，都能做个正直的人、有用的人。”
贞观十四年（640年）秋天，孙伏伽病倒了。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把书院的学生召集到床前，给他们上了“最后一课”：“我这一生，做过状元，做过大官，也受过不少委屈，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我始终记得，读书人要‘心怀天下，情系百姓’。你们以后不管走多远，都要记住这八个字，不要被名利迷惑，不要被困难吓倒，这样才算没有白读圣贤书。”
这年十月，孙伏伽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六十五岁。消息传到长安后，李世民悲痛不已，下令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还派官员专程到武城为他主持葬礼。当地的百姓自发地为他送行，队伍从孙家小院一直排到城外的墓地，人们手里拿着白花，嘴里念着：“孙大人，您是个好官，是个好人啊！”
如今，在河北省故城县的孙伏伽故里，还保留着他当年创办的书院遗址，遗址里的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年的科举考试纪念日，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读书人来这里祭拜，缅怀这位唐朝首位状元“以文立身、以廉为政、以爱惠民”的一生。而孙伏伽当年在大理寺墙上写下的“慎断、明察、公正、爱民”八个字，也早已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官员的行为准则，跨越千年，依旧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从武德五年的春闱夺魁，到贞观年间的朝堂砺刃，再到暮年归乡的教书育人，孙伏伽用一生诠释了“状元”二字的真正含义——它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不仅是一段传奇，更是一种精神。而这种“心怀天下、情系百姓”的精神，也正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财富，历经千年而不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