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唐诗歌在唐代文学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转型期，盛唐的雄浑气象逐渐消解，诗人开始在艺术表现与精神内涵上寻求新的突破。以韩愈、孟郊为核心的“韩孟诗派”，以“怪奇”为审美主导，以“苦吟”为创作准则，打破了盛唐诗歌的范式，为唐诗开辟了新的疆域。在韩孟诗派内部，除核心
中唐诗歌在唐代文学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转型期，盛唐的雄浑气象逐渐消解，诗人开始在艺术表现与精神内涵上寻求新的突破。以韩愈、孟郊为核心的“韩孟诗派”，以“怪奇”为审美主导，以“苦吟”为创作准则，打破了盛唐诗歌的范式，为唐诗开辟了新的疆域。在韩孟诗派内部，除核心人物外，贾岛、姚合以其独特的诗学追求形成“姚贾”并称的诗人群体，成为韩孟诗派的重要别支；而卢仝、马异、刘叉则承袭韩孟“险怪”诗风，又融入个人特质，进一步丰富了中唐诗歌的多元面貌。
一、贾岛：苦吟为魂、专攻五律的“诗囚”
贾岛（779年—843年），字浪仙，一作阆仙，其籍贯范阳（今北京附近）在中唐属河北道，地处藩镇割据的核心区域，动荡的社会环境或许为其早年的布衣生涯埋下了底色。出身布衣之家的贾岛，早年曾遁入空门，法名无本——这一法名既暗含“无本无源”的禅意，也隐约预示其日后诗歌创作中自辟蹊径的艺术选择。元和年间，贾岛以诗谒见时任国子博士的韩愈，其诗作的清苦之质与锤炼之功深得韩愈赏识。韩愈不仅对其诗歌给予高度评价，更劝其还俗应试，希望其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施展才华。这一际遇成为贾岛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使其得以跻身中唐文人圈层，接触到韩孟诗派的核心创作理念。
然而，科举之路对贾岛而言却布满荆棘。还俗后的他屡试不第，科举的失意成为其诗歌中愤激情绪的重要来源。直至晚年，贾岛才获得遂州长江县（治所在今四川蓬溪县西）主簿、普州司仓参军等低级官职——这些官职品级低微，事务琐碎，却为其诗歌提供了僻苦生活的现实素材。尽管仕途困顿，贾岛在诗歌创作上却成就斐然，其作品集《长江集》十卷存诗三百余首，《全唐诗》编其诗为四卷，这些作品成为后世研究其诗学思想的核心文献。
（一）以苦为旨：贾岛的诗学理念与创作实践
贾岛与孟郊同为韩孟诗派中以“苦吟”著称的诗人，二人将诗歌视为生命的核心，以极致的锤炼精神追求艺术的完美。孟郊曾以“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送卢郎中汀》）自道其诗歌创作的毕生投入，而贾岛则以“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喻指诗歌对自身精神世界的重要性——若一日不创作，心灵便如废弃的水井般干涸荒芜。这种对诗歌的执着，不仅体现在理念层面，更落实于具体的创作实践中。
孟郊曾因潜心作诗而荒废官务，最终被罚半俸，其“以诗废事”的行为已然超出一般文人的创作范畴；而贾岛的“苦吟”则更为极致，甚至达到“神游象外”的境界。史载其常于走路时吟哦诗句，反复锤炼字句，竟因注意力高度集中而冲撞了京兆尹——这一典故虽略带诙谐，却生动展现了贾岛对诗歌创作的专注，其“苦吟”已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本能的艺术状态。
贾岛作为孟郊的晚辈，其诗学创作深受孟郊“清苦”风格的影响，其诗歌中频繁出现的寒苦意象，正是对孟郊诗风的继承。“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客喜》）以白发与寒衣的关联，将生理的衰老与生活的贫寒交织，字里行间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凄苦；“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朝饥》）则以“冻折琴弦”的夸张笔法，勾勒出饥寒交迫的生存场景——琴弦本为器物，却因严寒而折断，侧面烘托出环境的酷寒与诗人生活的窘迫，这种以器物写人情的手法，正是孟郊“清苦”诗风的典型特征。
（二）题材局限与情感表达：个人世界的狭窄与愤激
尽管贾岛继承了孟郊的“清苦”，却未能承袭其“推己及人”的民本情怀。孟郊的诗歌虽多写个人困顿，却常能由自身苦难延伸至对底层人民的关怀，如《寒地百姓吟》中“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呐喊，便饱含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而贾岛的诗作则几乎局限于个人僻苦生活与朋友唱酬交游的狭窄天地，其题材的局限性成为其诗歌创作的显著特征。
不过，在这一狭窄的题材范围内，贾岛的情感表达却极具张力，尤其是科举下第后的愤激与对权贵的讽刺，成为其诗歌中少有的“刚健”之声。《剑客》一诗中，“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以“剑”为喻，将十年科举备考的艰辛比作“磨剑”，“霜刃未曾试”暗含怀才不遇的遗憾，而“谁有不平事”则以豪迈的反问，抒发了对不公现实的愤激与渴望施展才华的抱负——这首诗一改贾岛平日的清苦，充满了侠义之气，成为其诗歌中最为人熟知的名篇之一。
除了个人愤激，贾岛还曾以诗歌尖锐讽刺公卿贵族的豪奢生活。《题兴化园亭》中，“破除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庭君始知”以“破除千家”的夸张笔法，揭露了权贵为建造私人园林而不惜损害百姓利益的行径；“不栽桃李种蔷薇”则暗示权贵追求浮华而忽视实用，最终“荆棘满庭”的结局，既是对豪奢生活的批判，也暗含“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警示。这首诗语言直白，讽刺尖锐，展现了贾岛诗歌中批判现实的一面，虽不如元白讽谕诗那般系统，却也体现了其对社会不公的敏感。
（三）形式专攻与风格追求：五律的锤炼与瘦硬僻涩
在诗歌形式上，贾岛做出了独特的选择——他避开了元和诗坛大家（如韩愈、白居易）所注重的古体诗与七律，转而专攻当时相对被忽视的五律。据统计，其《长江集》中三百余首诗，五律占比超过80%，这种对单一诗体的专注，使其得以在五律的艺术表现上达到极致。五律篇幅短小，格律严谨，要求诗人在有限的字数内精准传达情感与意境，这与贾岛“苦吟”的创作理念高度契合——他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字句的锤炼、对仗的工整与意境的营造中，实现字字珠玑的艺术效果。
在诗歌风格上，贾岛坚决反对平庸熟滥的诗风，正如许印芳在《诗法萃编》中所评：“避千门万户之广衢，走羊肠鸟道之仄径”——贾岛刻意避开众人趋之若鹜的“坦途”，选择一条艰难却独特的“小径”，以“瘦硬僻涩”的风格取胜。“瘦硬”指其诗歌语言简练刚健，无多余修饰，如“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暮过山村》），仅用“怪禽”“旷野”“落日”“行人”四个意象，便勾勒出一幅荒凉萧瑟的山村暮色图，语言极简，却极具画面感；“僻涩”则指其意境幽冷、用词生新，如“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潭底影”将影子与潭水交融，营造出孤寂清冷的氛围，“树边身”则以极简的笔法写出诗人的疲惫与孤独。
贾岛对这两句诗的锤炼尤为用心，甚至在句下自注一绝：“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三年得两句”的表述虽或有夸张，却真切展现了其“苦吟”的艰辛；“一吟双泪流”既包含创作成功的喜悦，也暗含无人理解的孤寂；而“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则体现了其对艺术的执着与自负。这种对字句的极致锤炼，使其诗歌中常出现“警句”，但也如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所评：“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贾岛的诗歌虽不乏精彩的句子，但整体篇章的连贯性与意境的完整性往往有所欠缺，这正是其“苦吟”过于专注字句而忽视全篇的必然结果。
（四）贾岛的佳作解析：意境突破与艺术成就
尽管存在全篇意思殊馁的局限，贾岛的诗歌中仍不乏意境开阔、情感真挚的佳作，这些作品突破了其题材与风格的局限，展现了更高的艺术成就。
《忆江上吴处士》一诗便是其中的代表：“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团。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这首诗为怀念友人吴处士而作，首联以“蟾蜍亏复团”（月亮圆了又缺）写时间的流逝，暗含对友人的思念；颔联“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是全诗的警句，“秋风”“渭水”“落叶”“长安”四个意象勾勒出长安深秋的萧瑟景象，语言自然流畅，无刻意雕琢之感，而“满长安”的“满”字则将秋意的浓烈与诗人的孤寂推向极致，境界阔大，有力地烘托了对友人的沉重离情。颈联回忆往昔聚会的场景，“雷雨寒”既写当时天气的寒冷，也暗示聚会时的氛围或许略带凄苦；尾联以“兰桡未返”“消息云端”写友人杳无音信，进一步深化了思念之情。整首诗意境连贯，情感真挚，堪称贾岛五律的巅峰之作。
另一首广为流传的佳作是《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首诗以问答的形式展开，语言浅显易懂，却蕴含深意。“松下问童子”开篇简洁，交代了场景与人物；“言师采药去”是童子的回答，点明隐者的去向；“只在此山中”进一步缩小范围，却仍无确切地点；“云深不知处”则以“云深”的意象，将隐者的行踪推向朦胧，留给读者无限遐想。诗中的隐者虽未出场，但其超然物外、避世隐居的形象却通过童子的回答与“云深”的意境间接呈现，而诗人对隐者的倾慕与向往之情，也蕴含在这简短的问答之中。这首诗打破了贾岛一贯的“瘦硬僻涩”，以轻快自然的风格展现了其诗歌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成为唐诗中咏隐题材的经典之作。
二、姚合：清峭自守、善写官况的“姚武功”
姚合（约779年—约846年）与贾岛同为中唐诗人，二人年龄相仿，诗风相近，并称“姚贾”，成为韩孟诗派别支的核心人物。姚合籍贯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与贾岛的北方出身不同，其故乡吴兴地处江南，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或许对其“清峭”诗风的形成有所影响。相较于贾岛的科举困顿，姚合的仕途更为顺利：元和十一年（816年），姚合进士及第，授武功县主簿，后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金州刺史等职，官终秘书少监——这一官职虽非高位，却远胜于贾岛的低级僚属，其相对稳定的仕途经历，使其诗歌题材与贾岛形成鲜明对比。姚合著有《姚少监诗集》十卷，其诗歌创作以“清峭”为核心，善于摹写自然景物与萧条官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武功体”，后世多称其为“姚武功”，而“姚少监”的称呼反较少见，这一现象与其在武功县主簿任上的创作密切相关。
（一）“清峭”诗风：承贾孟之质，成自家之貌
姚合的诗风与贾岛、孟郊一脉相承，却又独具特色。他标举“清峭”的诗风，“清”指诗歌语言清新自然、意境清幽；“峭”指诗歌风格刚健、不落俗套。这种诗风既继承了孟郊的“清苦”与贾岛的“瘦硬”，又避开了二人的“险崛”与“僻涩”，形成了清苦似孟郊而无其险崛，新奇似贾岛而无其僻涩的独特面貌。
《送张宗原》一诗中，“东门送客道，春色如死灰。一客失意行，十客颜色低”以“春色如死灰”的反常比喻，写送客时的凄凉氛围——春日本是生机盎然的季节，却被比作“死灰”，这种反差既突出了友人“失意”的心境，也暗含诗人对仕途坎坷的感慨。诗句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清苦之态与孟郊相近，但无孟郊诗歌中“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的险崛之感，更为平和自然。
而在《武功县中作》中，“移花兼蝶至，买石得云饶”一句则展现了姚合诗歌的“新奇”之处：“移花”本是寻常之事，却以“兼蝶至”赋予其生机，仿佛蝴蝶因花而来，随花而至；“买石”也是日常行为，却以“得云饶”增添意境，石头仿佛自带云雾，清幽雅致。这两句诗用词新颖，意境清幽，体现了贾岛式的“新奇”，但无贾岛“独行潭底影”的僻涩，语言更为流畅，意境更为明快。另一首《送杜立归蜀》中的“马嘶山稍暖，人语店初明”，则以“马嘶”“人语”的听觉意象与“山暖”“店明”的视觉意象结合，勾勒出清晨山间旅店的景象，画面生动，语言简练，既新奇又自然，堪称“清峭”诗风的典范。
（二）题材聚焦：萧条官况与闲情野趣
姚合诗歌的题材虽也以个人生活为主，却与贾岛的“僻苦生活”不同，其核心是“萧条官况”与“闲情野趣”。作为中下层官员，姚合对官场的琐碎、失意有着深刻的体会，其诗歌中大量描写官况的作品，真实反映了中唐时期中下层官员的生存状态。
《武功县中作》是其官况诗的代表作，全诗为：“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远通涧，垒山高过城。秋灯照树色，寒雨落池声。好是吟诗夜，披衣坐到明。”首联“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直接写出为官的疲惫与失意——“眉不展”是心境的外化，“怕逢迎”则道出官场应酬的繁琐与无奈；颔联“引水远通涧，垒山高过城”写诗人在官署中开辟山水、营造小景的行为，既是对官场生活的逃避，也暗含对自然的向往；颈联“秋灯照树色，寒雨落池声”以“秋灯”“寒雨”的意象，烘托出孤寂清冷的氛围，“照”与“落”两个动词精准传神，将秋夜的静谧与诗人的孤独融为一体；尾联“好是吟诗夜，披衣坐到明”则回归诗歌创作，以“披衣坐至明”的细节，展现了诗歌对其精神的慰藉——在失意的官况中，唯有吟诗能让其忘却烦恼，度过漫漫长夜。
这首诗虽写“萧条官况”，却无激烈的愤激之情，而是以平和的笔触展现内心的孤寂与对诗歌的执着，这种“以闲遣愁”的心态，正是姚合诗歌的独特之处。即使后来官阶升迁，姚合诗中的这种情趣仍未尽改，如《闲居晚夏》中“闲居无事扰，旧病亦多痊。选字诗中老，看山屋外眠”，仍以“选字吟诗”“看山而眠”的闲情，展现其对平淡生活的喜爱。这种对“闲情野趣”的专注，使其诗歌成为中唐“闲适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种为官失意而精神自适的范式。
（三）“武功体”的形成与影响：地域与创作的双重烙印
姚合的诗歌之所以被称为“武功体”，核心原因在于其在武功县主簿任上的创作——这一时期是姚合诗歌风格成熟的关键阶段，其“清峭”的诗风、“官况+闲情”的题材，均在这一时期定型。武功县地处关中平原，虽非繁华之地，却也有山水之胜，这种相对僻远的环境，为姚合提供了远离官场中心、专注于诗歌创作与个人心境的空间。
“武功体”的核心特征有三：其一，题材上以“官况”与“闲居”为主，真实反映中下层官员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其二，风格上追求“清峭”，语言清新、意境清幽，既无孟郊的险崛，也无贾岛的僻涩；其三，创作手法上注重细节描写，以小见大，通过“引水”“垒山”“秋灯”“寒雨”等细微意象，展现内心的情感与意境。
“武功体”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晚唐诗人郑谷、韦庄等，均受其“清峭”诗风的影响，追求语言的清新与意境的清幽；南宋的四灵诗派，在反对江西诗派的晦涩时，曾以姚合的“武功体”为典范，追求“平淡自然”的诗风；而明清时期的“闲适诗”创作，也从姚合的官况诗中汲取灵感，将“为官闲居”作为重要题材。后世称姚合为“姚武功”而非“姚少监”，正是因为“武功体”已成为其诗歌的标志性符号，地域与创作的双重烙印，使其在文学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三、韩孟险怪诗风的追随者：卢仝、马异与刘叉
韩孟诗派的核心审美取向是“怪奇”，韩愈以“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的诗歌风格开创了这一传统，孟郊则以“险崛”的诗风加以延续。除贾岛、姚合这一别支外，韩孟诗派中还有卢仝、马异、刘叉等诗人，他们承袭“怪奇”的核心特质，却又融入个人风格，形成了“险怪”“粗放”“批判”等不同的创作面貌。这些诗人虽不如韩、孟、贾、姚知名，却在丰富韩孟诗派的艺术风格、拓展诗歌的批判功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创作揭示了中唐两大诗派（韩孟与元白）“对立与相通”的复杂关系——刘叉的诗歌既承袭韩孟的“雄奇”，又兼具元白的批判现实，成为连接两大诗派的重要纽带。
（一）卢仝：隐士诗人的“险怪”与“寓言”
卢仝（785年—812或813年），号玉川子，是韩孟诗派中极具个性的隐士诗人。他虽未入仕，却与韩愈交往密切，韩愈对其极为敬重，甚至效仿其《月蚀》诗创作了《月蚀诗效玉川子作》——这一行为不仅体现了韩愈对卢仝诗歌的认可，更说明卢仝的诗风在当时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作为隐士，卢仝的诗歌创作不受官场与科举的束缚，更能自由地展现其“怪奇”的审美追求。
卢仝的代表作《月蚀》诗，长达一千六百余字，是古代诗歌史上罕见的“天象奇观政治寓言诗”。这首诗以“月蚀”这一天文现象为核心，运用奇特的想象、散文化的句法，吸纳融会大量神话传说与险怪意象，描绘了月蚀的全过程：诗中既有“月形如白盘，完完上天东”的写实描写，也有“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祷再拜额榻砂土”的抒情，更有“愿天完两目，照下万方土，万古更不瞽”的政治感慨。“月蚀”在诗中已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朝政昏暗的象征——“月”代表君主或朝廷，“月蚀”则暗示奸佞当道、政治腐败，而“愿天完两目”则表达了卢仝对清明政治的渴望与对昏暗朝政的批判。
这种以自然现象喻指政治的手法，使《月蚀》诗超越了一般的写景诗，成为具有深刻批判意义的政治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月蚀》诗的“怪奇”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想象奇特，将月蚀的过程与神话传说结合，如“嫦娥窃药出人间，藏在蟾宫不放还”，赋予自然现象以奇幻色彩；其二，句法散文化，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束缚，句式长短不一，如“此时怪事发，有物吞食来。轮如壮士斧斫坏，桂似雪山风拉摧”，更接近散文的叙事节奏；其三，意象险怪，如“天公老亦疲，一睡三千年。日月相轧碾，隳光不成圆”，以“轧碾”“隳光”等生僻意象，营造出诡异的氛围。
除《月蚀》诗外，卢仝的《与马异结交诗》《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等作品，也延续了“刻意弄险求奇好散”的风格。如《与马异结交诗》中，“昨日相逢柳巷头，昨日共饮黄花酒。今日忽成东越客，昨日犹是西秦友”，以“昨日”“今日”的反复对比，展现友情的短暂与人生的无常，句式灵活，情感浓烈；而《萧宅二三子赠答诗》则以对话的形式展开，语言荒诞，如“石公说道理，句句出凡格。白雪被堤岸，朱楼临竹陌”，意境奇特，充满“怪奇”之感。不过，卢仝的诗歌也存在明显局限，其“僻涩”之处常令人难以卒解，如《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中部分诗句晦涩难懂，影响了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二）马异：卢仝的诗友与“峭绝”的呼应者
马异是卢仝的诗友，二人以“同（仝）异”相谑，其生卒年已不可考，仅存诗四首，留存的文献虽少，却仍能从其仅存的作品中看出其与卢仝相近的诗风。马异的诗歌以“峭绝”为核心特征，“峭”指风格刚健，“绝”指意境独特，与卢仝的“怪奇”形成呼应。
马异的《答卢仝结交诗》是其代表作，诗中对卢仝的诗歌给予高度评价：“此诗峭绝天边格，力与文星色相射。长河拔作数条丝，太华磨成一拳石。”“峭绝天边格”直接点出卢仝诗歌的“峭绝”风格；“力与文星色相射”则赞美卢仝诗歌的才华与力量，仿佛能与文星相抗衡；“长河拔作数条丝”以夸张的手法，将漫长的黄河比作“数条丝”，展现其奇特的想象；“太华磨成一拳石”则将雄伟的华山比作“一拳石”，进一步强化了“怪奇”的意象。这四句诗不仅是对卢仝的赞美，更是马异自身诗风的写照——其诗歌同样追求“峭绝”与“奇特”，与卢仝形成“同气相求”的创作氛围。
马异的其他诗作如《送皇甫湜赴举》，也体现了“峭绝”的风格：“马蹄声特特，去入天子国。借问去是谁，秀才皇甫湜。”语言简练刚健，无多余修饰，“马蹄声特特”以听觉意象开篇，简洁有力，“去入天子国”则展现了皇甫湜赴举的豪迈，整体风格刚健明快，与卢仝的“怪奇”略有不同，却同样属于韩孟诗派的“险怪”范畴。马异的创作虽留存有限，却为韩孟诗派的“怪奇”传统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其与卢仝的唱和，也反映了中唐诗人之间以诗会友、相互影响的创作生态。
（三）刘叉：险怪与批判的融合，诗派相通的纽带
刘叉的生卒年同样不详，曾为韩愈门下客，有诗集一卷传世。与卢仝、马异相比，刘叉的诗歌既承袭了韩孟诗派的“雄奇险崛”，又融入了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其批判现实的力度远超卢、马，甚至与元白讽谕诗的主旨相通，成为中唐两大诗派（韩孟与元白）对立与相通的重要见证。
刘叉的代表作《冰柱》《雪车》二诗，以“奇崛之笔”写景，以“尖锐之语”斥时政，将“险怪”的艺术风格与“批判现实”的思想内容完美结合。《冰柱》一诗中，“始疑玉龙下界来人世，齐向茅檐布爪牙。又疑汉高帝，西方未斩蛇。人不识，谁为当风杖莫邪”，以“玉龙”“爪牙”“斩蛇”“莫邪”等奇特意象，描绘冰柱的形态——冰柱本是寻常之物，却被比作“玉龙下界”“莫邪宝剑”，赋予其雄奇的气势；而诗的后半部分则笔锋一转，由写景转向批判：“天人一夜剪瑛琭，诘旦都成六出花。南亩未盈尺，纤片乱舞空纷拏。旋落旋逐朝暾化，檐间冰柱若削出交加。或低或昂，小大莹洁，随势无等差。始疑玉龙下界来人世，齐向茅檐布爪牙。又疑汉高帝，西方未斩蛇。人不识，谁为当风杖莫邪。”（此处引全诗关键句）通过冰柱的莹洁与社会的污浊形成对比，暗讽权贵的贪婪与朝政的腐败。
《雪车》一诗则更为直接地批判时政：“腊令凝绨三十日，缤纷密雪一复一。孰云润泽在枯荄，闤闠饿民冻欲死。死中犹被豺狼食，官车初还城垒未完备。人家千里无烟火，鸡犬何太怨。天不恤吾氓，如何连夜瑶花乱。皎洁既同君子节，沾濡多著小人面。寒锁侯门见客稀，色迷塞路行商断。小小细细如尘间，轻轻缓缓成朴簌。官家不知民馁寒，尽驱牛车盈道载屑玉。载载欲何之，秘藏深宫以御炎酷。徒能自卫九重间，岂信车辙血，点点尽是农夫哭。刀兵残丧后，满野谁为载白骨。远戍久乏粮，太仓谁为运红粟。戎夫尚逆命，扁箱鹿角谁为敌。士夫困征讨，买花载酒谁为适。天子端然少旁求，股肱耳目皆奸慝。依违用事佞上方，犹驱饿民运造化防暑阨。”这首诗以“密雪”为背景，描绘了“饿民冻欲死”“车辙血”“农夫哭”的悲惨景象，直接指责“官家不知民馁寒”“天子端然少旁求，股肱耳目皆奸慝”，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与权贵阶层，其激烈程度远超卢仝的《月蚀》诗，甚至可与白居易《卖炭翁》、杜甫《三吏》《三别》的批判力度相媲美。
刘叉的诗歌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其“险怪”的艺术风格，更在于其打破了韩孟诗派专注个人情感、忽视社会民生的局限，将“雄奇险崛”的风格与批判现实的内容结合，实现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刘叉的创作揭示了中唐两大诗派的相通性——韩孟诗派以“怪奇”为风格，元白诗派以“讽谕”为核心，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存在交融：元稹有好奇尚散的《人道短》，张籍既是白居易的诗友（参与新乐府运动），也是韩愈的好友（受韩孟诗风影响），而刘叉则以韩孟的风格、元白的主旨，成为连接两大诗派的纽带。这种对立与相通，正是中唐诗坛多元发展的重要特征，也为后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四、贾岛、姚合及韩孟派追随者的诗歌影响与文学史意义
贾岛、姚合及卢仝、马异、刘叉等诗人，虽非中唐诗坛的核心人物，却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与题材选择，在唐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的诗歌不仅对晚唐、宋、明等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以其“苦吟精神”“清峭风格”“险怪特质”与“批判意识”，丰富了中唐诗歌的内涵，成为理解中唐诗歌转型的重要维度。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曾指出：“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到贾岛的趋势”——这一论断精准地揭示了贾岛及其同道诗歌的独特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的根源，在于其诗歌与失意文人心态的高度契合，以及对诗歌艺术形式的极致追求。
（一）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从晚唐五代到明末清初
贾岛、姚合的诗歌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其核心在于“苦吟精神”与“寒狭境界”，这种特质极易引起各个时代“失意文人”的共鸣。
晚唐五代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文人仕途坎坷，贾岛的“苦吟”与“孤寂”成为他们精神的寄托。晚唐诗人李洞曾“酷慕贾岛”，其诗歌风格“僻涩如贾岛”，甚至曾铸贾岛铜像，每日焚香祭拜，这种“偶像崇拜”式的追随，体现了贾岛在晚唐文人心中的地位；另一位晚唐诗人方干，其诗歌“清苦闲适，与姚合相近”，善于摹写自然景物与个人心境，如《题君山》中“曾于方外见麻姑，闻说君山自古无。元是昆仑山顶石，海风吹落洞庭湖”，意境清幽，语言自然，深得姚合“清峭”诗风的精髓。五代时期的诗人韦庄、杜荀鹤等，也受贾姚影响，其诗歌中多“孤寂”“闲适”之语，如韦庄《菩萨蛮》中“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虽为词作，却暗含姚合式的“闲情”。
南宋时期，诗歌创作面临“江西诗派”的困境——江西诗派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过于注重典故与雕琢，导致诗歌晦涩难懂。在这一背景下，“四灵诗派”（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崛起，他们反对江西诗派的晦涩，主张“宗贾岛、姚合”，追求“清新自然、苦吟炼字”的诗风。四灵诗派的诗歌多写自然景物与个人闲情，如赵师秀《约客》中“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语言简练，意境清幽，“闲敲棋子”的细节描写，与姚合《武功县中作》中“披衣坐到明”的闲情一脉相承；而“江湖诗人”（如刘克庄、戴复古）则多为布衣或小官，失意潦倒，其诗歌中多“孤寂”“愤激”之情，如刘克庄《苦寒行》中“十月边头风色恶，官军身上衣裘薄。押衣敕使来不来，夜长甲冷睡难着”，虽以边塞为题材，却暗含贾岛《剑客》中的愤激之气，其“苦吟”的创作态度也与贾岛相近。
明末清初时期，社会动荡，文人或因战乱流离失所，或因不愿仕清而隐居，贾岛、姚合的“寒狭境界”与“孤寂情调”再次成为他们的精神慰藉。明末“竟陵派”（钟惺、谭元春）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追求“幽深孤峭”的诗风，这与贾岛的“瘦硬僻涩”、姚合的“清峭”高度契合。竟陵派的诗歌多写自然景物与内心感悟，如钟惺《夜归》中“落日下山径，草堂人未归。砌虫泣凉露，篱犬吠残晖”，意境清幽，语言简练，“砌虫”“篱犬”的意象，与贾岛《暮过山村》中的“怪禽”“落日”异曲同工；清初诗人王士祯的“神韵说”，也受贾姚诗风的影响，追求“含蓄蕴藉、清幽淡远”的意境，如《再过露筋祠》中“翠羽明珰尚俨然，湖云祠树碧于烟。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意境清幽，韵味悠长，与姚合的“清峭”诗风一脉相承。
（二）卢仝、刘叉的影响：险怪传统与批判精神的延续
卢仝、刘叉的诗歌虽不如贾姚流传广泛，却也对后世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其核心在于“险怪”的艺术传统与批判现实的精神。
卢仝的“险怪”诗风与散文化句法，对后世“豪放派”诗歌与“古文诗”创作有间接影响。北宋诗人苏轼的诗歌“豪放不羁，善用夸张想象”，如《赤壁赋》中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其奇特的想象与雄奇的意境，或许受到卢仝《月蚀》诗的启发；南宋诗人陆游的“狂放”诗风，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也暗含卢仝式的“险怪”特质。而清代“桐城派”诗人在创作“古文诗”时，借鉴了卢仝的散文化句法，打破格律束缚，追求“文以载道”的效果，如姚鼐的《登泰山记》虽为散文，却兼具诗歌的意境与散文化的节奏，与卢仝的《月蚀》诗有相通之处。
刘叉的批判现实精神，则对后世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北宋诗人王安石、苏轼等，在其诗歌中继承了刘叉的批判精神，如王安石《河北民》中“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直接批判朝廷的对外政策，其尖锐程度与刘叉《雪车》相近；南宋诗人辛弃疾的词作，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虽为怀古，却暗含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批判，其愤激之情与刘叉《剑客》中的“谁有不平事”一脉相承。而明清时期的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也在精神上继承了刘叉的批判传统，以辛辣的笔触揭露社会的黑暗，这与刘叉诗歌的批判意识有着深层的精神关联。
（三）文学史意义：中唐诗歌转型的重要维度
贾岛、姚合及卢仝、马异、刘叉等诗人的创作，在中唐诗歌转型中具有重要意义，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丰富了中唐诗歌的艺术风格。中唐诗坛虽有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但贾姚的“清苦”“清峭”、卢刘的“险怪”“批判”，为中唐诗坛增添了更多元的选择。贾岛专攻五律，推动了五律艺术的深化；姚合的“武功体”，拓展了“闲适诗”的题材；卢仝的散文化句法，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束缚；刘叉的“批判+险怪”，实现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统一——这些创作实践，使中唐诗坛摆脱了盛唐诗歌的单一范式，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
其二，契合了文人心态的演变。中唐时期，科举制度虽日趋完善，但仕途竞争激烈，大量文人陷入“失意”的困境。贾岛的科举不第、姚合的中下层官况、卢仝的隐士生活、刘叉的漫游落魄，正是中唐文人不同生存状态的写照。他们的诗歌中蕴含的“孤寂”“愤激”“闲适”“批判”等情感，精准地捕捉了中唐文人的心态，成为后世“失意文人”的精神镜像。闻一多先生“每个朝代末叶回到贾岛”的论断，正是因为“末叶文人”的心态与中唐文人高度契合，贾姚的诗歌成为他们情感宣泄的载体。
其三，促进了诗派的交融与发展。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看似对立（一主怪奇，一主讽谕），但贾姚及卢刘的创作却打破了这种对立。姚合的“闲适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有相通之处；刘叉的批判现实与元白的“讽谕诗”主旨一致；而张籍、元稹等诗人的跨派创作，进一步印证了诗派的交融。这种交融不仅丰富了中唐诗坛，更为后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启示——诗歌的风格与题材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可以相互借鉴、融合创新。
结语
贾岛、姚合及卢仝、马异、刘叉等诗人，作为韩孟诗派的重要支脉，以其独特的创作在中唐诗歌史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贾岛以“苦吟”为魂，专攻五律，虽题材狭窄却意境独到；姚合以“清峭”为宗，善写官况与闲情，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武功体”；卢仝以“险怪”为趣，以《月蚀》诗开创了政治寓言的新形式；刘叉以“批判”为核，融合险怪风格与现实关怀，成为连接韩孟与元白的纽带。他们的诗歌不仅丰富了中唐诗歌的艺术宝库，更以其与文人心态的高度契合，跨越千年时空，成为后世失意文人的精神慰藉。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一诗人群体的创作，既是韩孟诗派“怪奇”传统的延伸，也是中唐诗歌转型的重要体现——他们打破了盛唐诗歌的范式，探索了诗歌艺术的多种可能，促进了诗派的交融与发展。而闻一多先生“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到贾岛的趋势”的论断，不仅是对贾岛诗歌影响力的精准概括，更是对这一诗人群体文学史价值的最高肯定。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诗歌仍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唐文人的精神世界，体会到诗歌艺术的永恒魅力——这种魅力，既源于其对艺术的极致追求，也源于其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洞察。
参考文献：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
来源：浮沉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