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块巨大的白幕布，被晚风吹得“呼啦啦”作响，像一面投降的白旗。我，赵卫东，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就蜷缩在这面“白旗”后面，心脏跳得比电影里打仗的枪声还响。幕布的缝隙里，透出放映机“嗡嗡”的光柱，灰尘在光里跳舞。可我看的不是电影，而是光柱旁边的小黑屋。放映员马
那块巨大的白幕布，被晚风吹得“呼啦啦”作响，像一面投降的白旗。我，赵卫东，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就蜷缩在这面“白旗”后面，心脏跳得比电影里打仗的枪声还响。幕布的缝隙里，透出放映机“嗡嗡”的光柱，灰尘在光里跳舞。可我看的不是电影，而是光柱旁边的小黑屋。放映员马建军，那个油头滑脑的家伙，正半推半就地，把我那刚过门三个月，见人就脸红的媳妇刘芳，拉进了那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门“吱呀”一声关上了，也关掉了我世界里所有的光。我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牙齿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腥味，我怕自己会像头疯牛一样冲出去。可我没有。那一刻，我怂得像条狗。
说起这事儿，我这心里头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直到今天都透不过气来。那年是1979年，改革的春风还没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公社大院。大院里百十口子人，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十天半月盼来一次的露天电影。放映员马建军，就成了我们这儿的“大人物”。他不光管着放电影，还管着公社的广播站，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得求他用大喇叭给喊一嗓子。马建军虽然长得尖嘴猴腮，走路都带着一股子油腻劲儿，但在大院里，谁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地喊声“马师傅”。
我和刘芳是年初结的婚。她是邻村的，人长得水灵，性子又软，说话细声细气的，一笑俩酒窝，能甜到人心里去。我一个在公社砖窑厂出傻力气的粗人，能娶到她，做梦都能笑醒。我把她当成眼珠子一样疼，家里啥活儿都舍不得让她干，连饭都是我下了工回来做。刘芳对我也是一心一意，我的脏衣服她抢着洗，天冷了，老早就把我的棉袄絮得厚厚的。我们的小日子，就像那刚出锅的白面馒头，热乎乎，甜丝丝的。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好日子里，早就被人盯上了。
我第一次觉得不对劲，是马建军来我家借酱油。那天我正好在家，他推门就进，眼睛却不像别人家串门那样先看我这个男主人，而是滴溜溜地在我媳妇刘芳身上打转。那眼神，黏糊糊的，像苍蝇见了蜜，让我心里特别膈应。他嘴上喊着“卫东兄弟”，眼睛却一直没离开过刘芳，还嬉皮笑脸地说：“嫂子真是越来越俊了，我们公社一枝花啊。”刘芳被他看得脸都红到了脖子根，低着头不敢说话。我当时就把脸拉下来了，把酱油瓶子往他手里一塞，冷冷地说：“马师傅，拿了赶紧走吧，我们还得吃饭呢。”他这才收敛了点，干笑着走了。等人一走，我就跟刘芳说，以后离这个姓马的远点，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刘芳点点头，眼神里有点慌。
从那以后，我发现马建军总是有意无意地出现在我们家附近。有时候刘芳在院子里洗菜，他就在不远处的大喇叭底下修东西，嘴里哼着不着调的小曲儿，眼睛一个劲儿地往这边瞟。公社发点什么东西，比如布票、油票，经他的手，总会多给刘芳一点。刘芳每次都想退回去，马建军就大着嗓门说：“嫂子你这是干啥，看不起我马建军？卫东兄弟在砖窑厂那么辛苦，我照顾照顾家属，应该的！”话说得冠冕堂皇，院子里的三姑六婆听了，还都夸他会做人，弄得我们倒像是小气了。刘芳跟我解释，说不想得罪他，怕他在外面乱说话，影响我的名声。我心里憋着火，可也知道，在公社这巴掌大的地方，得罪了马建军这种管着喇叭的人，确实没好果子吃。我只能嘱咐刘芳，别占他便宜，以后看见他绕道走。
那晚放电影，放的是《英雄儿女》。院子里人山人海，大人小孩都搬着小板凳，嗑着瓜子，热闹得像过年。开场前，我帮着大队书记搬了几个凳子到幕布后面，给几个老干部坐。安顿好他们，我刚想出去找刘芳，就看见马建军鬼鬼祟祟地凑到她身边，递给她一把瓜子，压低声音说了句什么。刘芳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手里的板凳都差点拿不稳。我心里“咯噔”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我没声张，悄悄退回了幕布后面。那里光线暗，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我。我像个贼一样，从幕布的缝隙里死死盯着他们。
电影开始了，王成的英雄形象投在白布上，院子里响起一片叫好声。可我的世界里，只有那两个鬼祟的身影。我看见马建军又跟刘芳说了几句话，刘芳一个劲儿地摇头，身子都在发抖。突然，马建军脸色一沉，抓住了刘芳的手腕，不由分说地就把她往放映机旁边那间漆黑的工具小屋里拖。刘芳挣扎着，可她那点力气哪是马建军的对手。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消失在黑暗里，脑子里“嗡”的一声，像炸开了一颗雷。愤怒、屈辱、怀疑，各种情绪像毒蛇一样瞬间缠住了我的心脏，让我几乎窒息。我想冲出去，一拳砸烂马建军那张油腻的脸，可我的脚却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我怕，我怕我一冲出去，这事就再也无法收场，我和刘芳就彻底完了。大家会怎么看我？怎么看刘芳？唾沫星子都能把我们淹死。我就那么躲着，听着外面“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呐喊声，感觉那每一炮，都像是打在我自己身上。
过了大概一支烟的功夫，门开了，刘芳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头发有点乱，眼圈红红的。她没回自己的座位，而是直接跑回了家。紧接着，马建军也出来了，他整理了一下衣领，脸上带着一种得意的、令人作呕的笑，又回到放映机前忙活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那一刻，我心如死灰。幕布上的英雄在高喊，幕布下的我却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电影什么时候放完的，我一点都不知道。等我行尸走肉般回到家，看见刘芳正坐在炕沿上，默默地流眼泪。
我一进门，她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站了起来，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没吼，也没骂，只是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我哑着嗓子问她：“他跟你说啥了？你们进那屋子干啥了？”她听我这么问，眼泪流得更凶了，拼命摇头，哽咽着说：“卫东，没啥，他就是……就是让我帮他找个零件，屋里太黑，我没找到就出来了。”这话说得连鬼都不信！找零件？找零件用得着拉拉扯扯，找得你掉眼泪？我心里的火“噌”地就上来了，一把攥住她的肩膀，眼睛瞪得血红：“刘芳，你把我当傻子吗！你今天要是不这日子就别过了！”
我的话像刀子一样，让她浑身一颤。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然后“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哭得撕心裂肺。“卫东，你信我，我真的没做对不起你的事，真的没有！”她反反复复就这一句话。我看着她哭得抽搐的肩膀，心里又疼又恨。我恨马建军，更恨自己的无能。那一晚，我们俩谁也没睡，就那么背对着背，睁着眼睛到天亮，心却隔了千山万水。从那天起，我们家就像罩上了一层冰，冷得让人发抖。我不再跟她说话，她做的饭我也不吃，下了工就去跟工友喝酒，喝醉了才回家。刘芳也变得沉默寡言，人迅速地瘦了一圈，眼睛总是肿的。
我心里憋着一股邪火，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开始偷偷地观察马建军。我发现，他不光对我媳妇那样，对队上其他几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也总爱动手动脚，说些荤话。但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的事，马建军手上戴了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件，得一百二十块钱，还要工业券，凭他一个放映员的工资，根本买不起。他还经常去镇上的供销社，买些糕点、好烟回来，出手阔绰得很。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马建军身上肯定有事。
转机出现在半个月后。那天公社会计张大叔的儿子结婚，请马建军去放一场电影庆祝。我也去帮忙，就留心听着大人们聊天。酒过三巡，张会计喝高了，涨红着脸跟大家吹牛，说他儿子这婚事办得风光，都是托了马建军的福。有人就问了，说这跟马建军有啥关系？张会计打着酒嗝，压低声音说：“你们不知道吧？小马神通广大，他舅舅是县里管物资的。我们给新人申请的那台缝纫机，本来没批下来，指标紧张得很。小马知道了，拍着胸脯说包在他身上。他拿了两条好烟，又塞了点东西，去了趟县里，你猜怎么着？缝纫机票第二天就到我手上了！”旁边的人都啧啧称奇，夸马建军有本事。
我听在耳朵里，心里却亮堂了。缝纫机票、手表、好烟……这些东西都对上了！马建军就是利用他那个管物资的舅舅，倒卖公社的紧俏物资指标！而那些指标，本来是按人头和工分分配给社员的。他把我们的东西拿去做了人情，换了钱！我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敢那么嚣张，为什么能拿捏住那么多人。他手里攥着大家的“命根子”！他又用什么东西拿捏住我的刘芳了呢？刘芳家里老爹有病，弟弟等着招工进城，难道……我不敢再想下去，只觉得后背一阵阵发凉。
我决定跟刘芳开诚布公地谈一次。那天，我特意从镇上割了二两肉，炒了两个菜。她看着桌上的肉，眼圈又红了。我给她夹了一筷子，声音尽量放缓和：“芳，我们好好谈谈，行吗？你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替你扛着。你跟我马建军到底拿什么威胁你了？”我的态度软了下来，刘芳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她哭着告诉我，她弟弟招工进城的指标，就卡在县里。马建军知道了，就找到她，说只要她“听话”，他就能让他舅舅把指标批下来。那天在电影场上，他就是催她给答复，还威胁说，如果她不从，不光她弟弟的工作没戏，他还要在公社里到处败坏她的名声，让她没法做人。他把她拉进小黑屋，就是想……刘芳说到这，已经泣不成声。她说她当时吓坏了，拼死反抗，马建军怕闹出动静，才没得逞。
听完这一切，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怒火。我一把抱住瑟瑟发抖的刘芳，咬着牙说：“你放心，这口气，我替你出！这种畜生，我绝饶不了他！”第二天，我没去砖窑厂，而是直接去了公社书记家。我把马建军倒卖指标、威胁妇女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书记听了，脸色铁青，但他很为难，说：“卫东，这事没有证据，不好办啊。马建军那张嘴，死的都能说成活的。”我早就想好了，我说：“书记，你信我，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把证据给你找出来！”
我找到了另外几个被马建军骚扰过的嫂子、婶子，可她们都害怕报复，不敢出头。我没气馁，我知道，对付这种人，得抓贼抓赃。我找到那个被马建军“帮助”拿到缝纫机票的张会计，把利害关系跟他一说，告诉他马建军要是倒了，他这个经手人也脱不了干系。张会计吓得脸都白了，权衡再三，终于答应配合我。又是一个放电影的晚上，还是在公社大院。我提前跟书记说好，让他带几个民兵悄悄埋伏在放映室周围。电影开场后，张会计按照我的安排，拿着一个信封去找马建军，说这是给他的“感谢费”，里面是我提前放进去的几张做了记号的钞票。马建军推辞了一下，就笑嘻嘻地收下了。就在他把信封揣进兜里的那一刻，书记带着民兵冲了进去，人赃并获！
马建军当场就懵了。书记当着所有社员的面，宣布了他倒卖国家指标、敲诈勒索、耍流氓的罪行。那些曾经被他欺负过的妇女们，看到他倒台了，也一个个站出来指证他。人群瞬间就炸了锅，大家指着他的鼻子骂，有的人气得往他身上扔土块。马建军像条死狗一样被民兵押走了，据说后来被判了好几年。那晚，大院里的月亮，好像都比平时亮堂了许多。
事情过后，我和刘芳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经历了这场风波，我们之间的信任不但没有破碎，反而更加坚固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过日子，不怕遇到坎，就怕两口子离了心。只要心在一块儿，再大的难关也能闯过去。人啊，有时候活的就是一口气，一口正气。你软弱，坏人就猖狂；你硬起来，邪气就得低头。这世道，终究是邪不压正。你们说，我说的这个理儿，对不对？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