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3月20日，上海的清晨，天还没怎么亮，空气里还带着黄浦江上吹来的湿冷水汽。

1945年3月20日，上海的清晨，天还没怎么亮，空气里还带着黄浦江上吹来的湿冷水汽。

在那个叫酱园弄的地方，生活就像是一锅熬了太久的杂烩汤，什么人、什么事儿都有。

酱园弄85号，一栋典型的石库门房子，木质的楼梯踩上去咯吱作响，墙壁上糊着层层叠叠的报纸，早已看不清原来的颜色。这里住着的，都是在十里洋场里讨生活的最底层的人。

住在三楼的张氏，是个老实巴交的妇人，每天起得比鸡都早。这天，她照例拎着木盆去公用水龙头打水，眼睛还半睁半闭，脚底下却一个趔趄，差点摔个大马趴。

低头一看，张氏的魂儿差点吓飞了。

就在楼梯扶手旁边，赫然是一大滩暗红色的液体，黏糊糊的，在晨光熹微中泛着不祥的光。那颜色，那质地，张氏活了半辈子，一眼就认出来了——血，这是人血！

老实的张氏哪见过这阵仗，腿肚子当场就软了，手里的木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她连滚带爬地跑下楼，去找这栋楼的二房东，王燮阳。

说起这位王燮阳，那在酱园弄也算一号人物。主业是包租公，副业是算命先生，因其眼光毒辣，算事奇准，人送外号“王瞎子”。

当然，他眼睛好得很，这外号纯粹是同行和客人们出于敬畏送上的“尊称”。

王瞎子听完张氏哆哆嗦嗦的描述，倒是不慌不忙。

他慢条斯理地穿好长衫，呷了一口热茶，这才跟着张氏上了楼。

到了现场，王瞎子蹲下身子，仔细端详。那液体通体暗红，已经有些凝固，嗯，是血迹没错了。他凑近了用鼻子闻了闻，一股子腥臭味直冲脑门。

狠人就是狠人，王瞎子竟然伸出手指头沾了一点，往嘴里一放，咂摸了一下，随即“呸”的一声吐在地上。

“是人血，没错了。”他下了结论。

可这楼道里，哪来这么多血？

王瞎子顺着血迹往上看，很快就发现了源头——血，是从四楼的天花板上渗下来的，一滴一滴，还在往下淌。

身为包租公，王瞎子那点见识广博的风范瞬间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冲天的怒火：好家伙，把我的房子弄成这样，血乎拉次的，这还怎么租给下家？我看你们的押金是不想要了！

但就在这怒火中烧的当口，王瞎子心里却“咯噔”一下，想起了一桩旧事。

那还是四楼的租户詹云影刚搬来的时候，王瞎子给他看过相。

当时他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那个叫“詹大块头”的男人说过：“老弟，我看你面相带煞，戾气重，对枕边人可得好点，不然，恐有血光之灾啊。”

当时詹云衣袖一甩，浑不在意。没想到，一语成谶。

王瞎子心里虽然犯嘀咕，但房东的本能还是驱使着他怒气冲冲地上了四楼。

他“砰砰砰”地砸着四楼的房门，准备把租户揪出来大骂一顿。

门，吱呀一声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披头散发，眼神空洞，脸上还沾着几点血污，整个人就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

王瞎子刚要开口的喝骂，硬生生卡在了喉咙里。

只见那女人根本没看他，只是对着空气，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锥子，直往人心里钻：

“我把他杀了……我把他杀了……我把他杀了……”

王瞎子的一腔怒火，瞬间被这盆冰水浇了个透心凉，从头凉到脚。

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押金，什么房子，全抛到了爪哇国。他大叫一声，那声音凄厉得能划破上海的黎明。

“杀人啦！”

说完，他转身就跑，连滚带爬，那速度比见了真鬼还快，一溜烟儿地冲向了警局的方向。

上海警局接到王瞎子的报案，动作倒也麻利。警察们赶到酱园弄85号，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摸清了事情的大致脉络。

死者，詹云影，因为生得人高马大，一米八几的个头，在普遍瘦小的南方人里显得格外扎眼，邻居们都叫他“詹大块头”。

而那个开门的疯女人，正是他的妻子，詹周氏。

要说清这件事，还得从这个叫詹周氏的女人说起。

她本不姓周，她姓杜，叫杜春兰。一个听起来颇有几分诗意的名字，却配上了一段毫无诗意的人生。

她是个苦命人。父母早亡，从小被亲戚养大。那年头，亲戚养家，可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戏码，不过是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多了一个可以使唤的劳力。

后来，她干脆就跟了亲戚的姓，改名叫周慧珍。

九岁那年，亲戚做主，把她卖进了当铺，给当铺老板做了丫鬟。从此，她的名字、她的尊严，都被锁在了那高高的柜台后面。

在当铺里，她当了八年丫鬟。暗无天日的八年过去，在她十七岁那年，当铺主人大约是良心发现，大发善心，把她许给了店里的伙计詹云影，还正儿八经地给他们订了婚。

对于周慧珍来说，这是她灰暗人生里照进来的第一束光。她以为，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订婚那天，詹云影送了她一件礼物。那是一支廉价但还算精致的珠花发簪，在灯下闪着微弱的光。

这是她这辈子收到的第一件礼物，也是唯一的一件。她把发簪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藏在贴身的衣兜里，仿佛那就是她未来幸福生活的全部凭证。

四年后，周慧珍二十一岁，詹云影正式迎娶了她。

成了家，就不能再赖在老板家里。詹云影带着周慧珍，在酱园弄85号租下了四楼那间狭小压抑的房间，开始了他们的新婚生活。

周慧珍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她从小无父无母，受尽白眼，如今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一个名义上可以依靠的丈夫。她内心的喜悦，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只可惜，这世上最靠不住的，就是幻想。

婚后的头两个月，詹云影还算老实。可新鲜劲儿一过，他骨子里的那些恶习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周慧珍先是发现他寻花问柳，后来更是撞见他聚众赌博。

原来，在娶她之前，詹云影就因为手脚不干净，被当铺辞退了。

这个新家庭的开销，全靠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做点小生意，勉强糊口。

可自从他迷上了牌桌，这个家能不能开伙，就全看他的运气了。

赢了钱，他能带回家几个小钱，买点米面；要是输了，非但分文不给，还要把家里但凡值点钱的东西拿出去当了，换成赌本。

日子这么过，神仙也扛不住。

周慧珍作为旧社会的传统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常常是三天饿七顿。

实在受不了了，她便鼓起勇气劝丈夫，请相公少在外面鬼混，还是找份正经工作要紧。

谁知，这詹云影也是个旧式的传统男人，而且是传统里最糟粕的那种。他一听这话，眉毛倒竖，反手一个大耳刮子就抽了过去，嘴里还骂骂咧咧：

“啪！”

“侬是教阿拉做人是伐？”（你是教我做人吗？）

可怜周慧珍一片好心，换来的却是一顿拳打脚踢。次数多了，她也看明白了，这个男人，靠不住。要想活下去，只能靠自己。

好在当时的上海，风气还算开明，一些工厂也招女工。

周慧珍四处打听，得知附近一家纱厂正在招人。

那活儿又脏又累，工资也低，但对于一个不识字、走投无路的女人来说，已是天大的恩赐。

她毫不犹豫地去应聘了，想着自己挣钱，至少能吃上一口饱饭。

然而，她低估了丈夫的无耻和暴虐。

她去纱厂上班没几天，詹云影就知道了。这个男人，在知道妻子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后，非但没有一丝高兴，反而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老婆出去抛头露面，就是给他丢了面子！

“阿拉不要面子的哇？侬出去打工，阿拉的脸往哪儿搁？侬是不是在外面勾搭上哪个野男人了？”

他不分青红皂白，对着周慧珍就是一顿往死里打。打得她浑身是伤，奄奄一息，还逼着她辞去了纱厂的工作。

从那以后，詹云影对她的控制变本加厉。不准她随意出门，稍有不顺心，连饭都不给她吃。他自己暴虐又没钱，家里的开销，甚至房租，都得周慧珍想办法。

在这样的绝境下，周慧珍很快当光了自己身边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开始向邻居们借钱。

可她一个被禁锢在家里的女人，哪有偿还能力？时间一长，邻居们见了她都绕道走，偶尔碰上了，也是催她还钱。

她也试着问詹云影要钱还债，结果毫无悬念——又是一顿毒打，外加一句“你是不是把钱给野男人了”的污蔑。

这样的日子，连王瞎子都看得出来，根本没法过。

可周慧珍，一个没读过书的旧式女性，在她的认知里，离婚比死还可怕。更何况，她无父无母，无亲无故，离了婚，又能投奔谁呢？

终于，在又一次被毒打并饿了好几天之后，彻底绝望的周慧珍，选择了自杀。她喝下了消毒水，想就此了结这苦难的一生。

还好，邻居发现得早，把她送去了医院，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活着活受罪，死又死不了。这次自杀未遂，成了压垮她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精神状态开始变得不太正常，时而沉默，时而痴笑。

而那个终日沉迷于赌博和玩乐的詹云影，对此一无所知，对她的态度，依旧是连打带骂。

悲剧的种子，早已埋下，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

1945年3月20日凌晨，这个时机到了。

詹云影赌输了钱，带着一身酒气和晦气回了家，又因为一点琐事，跟周慧珍发生了冲突。他像往常一样，把她按在地上，拳脚相加。

这一次，周慧珍没有哭，也没有求饶。

她只是静静地躺在地上，任由拳头落在身上。

等到詹云影打累了，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之后，她才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她的脸上没有痛苦，没有悲伤，甚至没有愤怒。

她的眼神里，是死一般的平静。

她默默地走到梳妆台前，从一个破旧的小木盒里，拿出了那支早已褪色的珠花发簪。那是她对这段婚姻最初、也是唯一的幻想。

她静静地看了一眼，然后，两只手用力一掰。

“咔嚓”一声，珠花发簪应声而断。

随着这声脆响，她心中最后一点留恋、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断了。

她站起身，走进了厨房。

她拿起了那把每天用来切菜的刀。

她走回床边，看着那个正在熟睡的男人，那个毁了她一生的男人。

她举起了刀，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狠狠地砍向了他的脖子。

一刀，两刀，三刀……

血，溅满了整个房间。

之后，她像一个麻木的工匠，把他大卸八块，装进了一个空着的行李箱里。

她做完这一切，就坐在床边，一直坐到天亮。直到王瞎子敲响了房门。

这就是周慧珍最初的供词，一个弱女子对施暴者的终极反抗。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

周慧珍杀夫，并且碎尸。

这几个字组合在一起，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1945年的上海滩炸开了锅。

谋杀亲夫、残忍分尸、奸情疑云……每一个元素都足以点燃市民们八卦的神经。

一时间，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然而，随着案情细节的披露，第一个巨大的疑点浮出水面。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周慧珍身高仅一米五出头，瘦小枯干，长期营养不良，看上去一阵风就能吹倒。

而她的丈夫詹云影，却是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壮汉，不然邻居们也不会叫他“詹大块头”。

一个如此瘦弱的女人，怎么可能独自一人杀死一个壮汉，还能在邻居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其分尸？

这个问题，盘旋在所有人的心头。

很快，一种最符合当时大众逻辑的猜测，成为了主流声音——奸夫！周慧珍一定有一个奸夫协助，两人因奸情败露，合谋杀害了詹云影。

周慧珍，不过是出来顶罪的可怜虫罢了。

“自古奸情出人命”，这是老百姓最爱听也最相信的剧本。

舆论如此，警局自然也“从善如流”。他们根本不相信周慧珍的供词，认定背后必有隐情。为了尽快结案，他们对周慧珍动用了大刑。

在那个冷酷压抑的审讯室里，周慧珍遭受了另一种暴力，一种来自公权力的暴力。

审讯官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轻蔑和不屑，他冷笑着说：“别装了，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自古奸情出人命，这是变不了的道理。说出那个男人是谁，我们还能给你留条活路！”

这句赤裸裸的话，揭示了当时整个司法体系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他们看来，一个女人杀了丈夫，原因只能是通奸，不可能是因为无法忍受的虐待。

酷刑之下，皮开肉绽的周慧珍实在吃不消了。为了活命，她开始胡乱攀扯。

她供出的第一个“奸夫”，是邻居贺贤惠，外号“贺大麻子”。巧的是，案发后，这个贺贤惠刚好失踪了。这让警局大为兴奋，立刻断定他畏罪潜逃，对他发出了通缉令。

贺贤惠被抓回来后，只承认自己曾多次借钱给周慧珍，在她还不起的时候，也曾让她“肉偿”过，但坚决否认杀人。

不久，周慧珍又改了口，说奸夫不是贺贤惠，是一个叫何宝玉的男人，外号“小宁波”，是詹云影的牌友。她说，是何宝玉提前两天跟她一起谋划，案发时也是何宝玉动的手，她只是负责递刀。

警局又立刻把何宝玉抓了回来，结果何宝玉同样矢口否认。

案子审到这里，非但没有水落石出，反而越审越乱，成了一笔糊涂账。

到了法庭上，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案子要照着“奸夫淫妇”的剧本走下去的时候，周慧珍，这个看似早已被摧垮的女人，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

她当庭翻供，推翻了所有关于“奸夫”的供词，用尽全身力气，清晰而坚定地告诉法官：

“人，是我一个人杀的。跟贺贤惠、何宝玉都没有关系。我之所以攀扯他们，是因为警局打得太狠，我实在受不了了！”

这是她在绝境之中，为维护最后一点真相和尊严，发出的怒吼。

就在这案子陷入僵局，周慧珍眼看就要屈打成招，背负“淫妇”之名冤沉海底的时候，有人坐不住了。

什么人？文化人。

尤其是当时上海滩的一批新女性知识分子，她们从周慧珍的案子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桩刑事案件，更是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

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当时著名的女作家，苏青。

苏青也是个离过婚、饱经生活磨难的女人，她对周慧珍的遭遇抱有极大的同情。

她亲自为周慧珍写了一篇名为《为杀夫者辩》的文章，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同时还开辟了一个名为《杀夫案笔谈》的专栏，广邀名家讨论。

在《为杀夫者辩》中，苏青毫不客气地写道：

“唯有常受委屈和难堪的人，才是永远心怀毒狠的，久而久之，化为厉气，才必须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做出来的结果，使万人流血，便是英雄；使一人流血，便是犯罪。”

这话说的，在当时相当的惊世骇俗。它直接将周慧珍的个人犯罪，归结为社会的不公，把一个杀人犯，描绘成了一个被逼上梁山的“英雄”。

一石激起千层浪。

紧接着，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关露，也在《杀夫案笔谈》专栏里，发表了一篇题为《詹周氏和潘金莲》的文章。

要不说才女就是才女，关露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直击要害的问题。她问：

“为何世上只有淫妇，却没有淫夫？既然淫妇皆曰可杀，那为何淫夫就不可杀呢？”

这个问题，问得实在是太好了，简直是灵魂拷问。

是啊，周慧珍就算不贞又怎么样？她丈夫詹云影寻花问柳、吃喝嫖赌，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如果说妻子不贞是“淫妇”，就该被千夫所指，甚至被杀死；那么，丈夫不忠，难道不也是“淫夫”吗？

凭什么他就可以逍遥法外，甚至继续对妻子施暴？

笔杆子，在那个时代，真的可以当枪使。

苏青、关露等人的文章，迅速引爆了舆论。整个上海的知识界、妇女界都被动员起来，她们将周慧珍的个案，提升到了对整个封建夫权社会制度的批判高度。

倍感压力的法庭，经过一番重新调查，最终将贺贤惠和何宝玉无罪释放。但为了平息事态，给公众一个交代，他们依旧判处周慧珍死刑，剥夺公权终身，还把她家那把行凶的菜刀给没收了。

这个判决，并没有平息舆论。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浪潮。许多律师纷纷表示，愿意免费为周慧珍上诉。

然而，高等法院也许是不想沾这个烫手山芋，直接以“影响恶劣”为由，驳回了周慧珍的上诉请求。

眼看周慧珍就要被执行死刑。

正所谓，官府会玩“花活儿”，民间自有高人。

同情周慧珍的律师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们利用法律漏洞，找到一位天主教的老修女，让她出庭作伪证，说周慧珍在狱中被查出已经怀有身孕。

按照当时的法律，孕妇是不能被执行死刑的。

这一招，成功地把案子又给拖住了。

不得不说，周慧珍的命，实在是硬。或者说，是历史，跟她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又送了她一份天大的礼物。

就在她的案子被拖延期间，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了！为了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国民政府宣布大赦天下。

周慧珍，这个杀人碎尸的死刑犯，也因此沾了光，罪减一等，由死刑改判为15年有期徒刑。

她的小命，总算是保住了。

上海解放后，按照新的政策，周慧珍本可以被保释出狱。奈何她无亲无故，连个作保的人都找不到，原房东王瞎子更是避之不及，她只能继续待在监狱里。

后来，她被安排到苏北的“上海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一直到刑满释放。

出狱后的周慧珍，没有再回上海。那个让她经历了人生所有悲喜的城市，或许早已成了她的伤心地。她留在了农场所在的大丰县，安了家。

九十年代，曾有上海的记者好事，特意去大丰县寻访过周慧珍。

据当地人说，她后来又嫁了人，虽然因为年龄太大没有生育，却在当地收养了几个干儿子、干女儿。

从这些干儿女的口中得知，晚年的周慧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对他们都很好。在她年迈时，干儿女们也都尽心尽力地照顾她的生活。

她最终，算是安度了晚年。

回顾周慧珍的一生，她只是一个挣扎在旧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她杀人，是罪。但她的悲剧，却又远不止于她个人的罪与罚。

她的案子，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时代对女性的压迫与不公。一个旧社会底层女子的个人悲剧，阴差阳错地，成了推动中国社会认识“家庭暴力”、促进男女平权进程的一块小小的垫脚石。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这个案子，时隔多年，依然被人铭记，并被列为“民国四大奇案”之一的真正原因。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它由无数小人物的命运汇集而成，而某个小人物的命运，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历史的流向。

周慧珍杀了丈夫，还给剁了。

这事儿一经登报，整个上海滩都炸了锅。在那个信息不算发达的年代，这种带有谋杀、分尸、情仇等劲爆元素的新闻，就是市民们茶余饭后最好的谈资。

一时间，酱园弄杀夫案传遍大街小巷，版本多得能编成一部评书。

但是，在各种猎奇和揣测之中，一个核心的疑点，很快就浮出了水面，一个所有人都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那就是，她是怎么做到的？

根据报纸上的描述，周慧珍身高不过一米五出头，长期营养不良，瘦小枯干得像根豆芽菜。

而她的丈夫詹云影呢？

那可是一米八几的壮汉，人送外号“詹大块头”。

一个弱女子，就算趁着对方熟睡搞偷袭，又怎么可能悄无声息地杀死一个壮汉，还能有那么大的力气和胆量，在邻里环绕的石库门里将其分尸？这事儿，怎么想怎么不合常理。

于是，一个最符合当时人民群众朴素逻辑和八卦天性的剧本，新鲜出炉了——奸夫！

没错，周慧珍背后一定有个男人。

这必定是一出因奸情败露而合谋杀夫的惨剧，周慧珍不过是出来顶罪的那个罢了。“自古奸情出人命”，这句老话，在当时拥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老百姓爱听这个，上海警局也乐得“从善如流”。在他们看来，这个推测简直是破案的明灯。

与其费劲去相信一个弱女子能爆发出惊天神力，不如顺着“奸情”这条线索往下查，既能迎合舆论，又能快速结案，何乐而不为？

于是，在那个冷酷压抑的审讯室里，周慧珍迎来了她的第二重地狱。在这里，她遭受的不再是丈夫的拳脚，而是一种来自公权力的、更为系统性的暴力。

审讯官看着她，眼神里满是轻蔑，他冷笑着对这个遍体鳞伤的女人说：

“别装了，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自古奸情出人命，这是变不了的道理。说出那个男人是谁，我们还能给你留条活路！”

这句话，赤裸裸地揭示了当时整个司法体系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

在他们看来，一个女人杀了丈夫，原因只能是通奸，不可能是因为无法忍受的虐待。

她的悲惨遭遇，她的血泪控诉，在“奸情”这个巨大的预设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酷刑之下，皮开肉绽的周慧珍实在吃不消了。为了活命，她只能开始胡乱攀扯。

她供出了第一个名字：邻居贺贤惠，外号“贺大麻子”。

巧的是，案发后贺贤惠刚好不见了踪影。这下警局可兴奋了，立刻断定其畏罪潜逃，发了通缉令。

结果人抓回来一审，贺贤惠只承认自己曾借钱给周慧珍，并在她还不起时占过便宜，但杀人的事，他矢口否认。

不久，周慧珍又在严刑下改了口，说真正的“奸夫”是丈夫的朋友何宝玉，外号“小宁波”。她说，是何宝玉跟她一起谋划，也是何宝玉动的手，她只是递了刀。

警局又把何宝玉抓了回来，结果自然又是坚决否认。

案子审到这里，非但没有水落石出，反而越审越乱，成了一笔糊涂账。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案子要照着“奸夫淫妇”的剧本演下去的时候，在法庭上，那个被打得不成人形、看似早已精神崩溃的周慧珍，干了一件让满堂震惊的事。

她当庭翻供。

她推翻了所有关于“奸夫”的供词，用尽全身的力气，清晰而又坚定地告诉法官：

“人，是我一个人杀的。跟贺贤惠、何宝玉都没有关系。我之所以攀扯他们，是因为警局打得太狠，我实在受不了了！”

这是她在绝境之中，为维护最后一点真相和尊严，发出的怒吼。

这案子审到这份上，按理说就该尘埃落定了。但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就是因为这里总有些不一样的人，总有些不一样的声音。

周慧珍的案子，以及她在法庭上的决绝，引起了当时上海滩一批文化人的注意。他们从这桩血淋淋的刑事案件中，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那是整个时代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

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当时著名的女作家，苏青。

苏青本人也是个离过婚、在男权社会里摸爬滚打的狠角色，她对周慧珍的遭遇抱有极大的同情。她亲自操刀，写下了一篇名为《为杀夫者辩》的文章，同时还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开辟了一个名为《杀夫案笔谈》的专栏，广邀名家讨论。

在《为杀夫者辩》中，苏青抛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论断：

“唯有常受委屈和难堪的人，才是永远心怀毒狠的，久而久之，化为厉气，才必须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做出来的结果，使万人流血，便是英雄；使一人流血，便是犯罪。”

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周慧珍的罪，根子不在她个人，而在逼她犯罪的那个环境，那个社会！她不是天生的恶魔，而是被逼上梁山的“罪犯”。

这番言论，犹如一颗炸雷，在舆论场上炸响。

紧接着，又一位大神下场了——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关露。她在《杀夫案笔谈》专栏里，发表了一篇题为《詹周氏和潘金莲》的文章。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直击要害的问题：

“为何世上只有淫妇，却没有淫夫？既然淫妇皆曰可杀，那为何淫夫就不可杀呢？”

这个问题，问得实在是太好了，简直是灵魂拷问。

是啊，凭什么？凭什么男人寻花问柳、吃喝嫖赌是风流，是社会常态；而女人稍有不轨，甚至仅仅是被怀疑不轨，就要被钉在“淫妇”的耻辱柱上，万劫不复？

詹云影的出轨和家暴是事实，如果周慧珍是“淫妇”就该死，那詹云影这个“淫夫”被杀，不也是活该吗？

笔杆子，在那个时代，真的可以当枪使。

一场关于刑事案件的讨论，硬生生被这群文化人拔高到了批判整个封建夫权社会的高度。他们与腐朽的司法、保守的社会观念，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法庭的压力，山大。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法院经过一番重新调查，最终将贺贤惠和何宝玉无罪释放。但为了平息事态，给公众一个交代，他们依旧判处周慧珍死刑。

这个判决，并没有平息争议。许多律师纷纷表示愿意为周慧珍免费上诉，但高等法院以“影响恶劣”为由，直接驳回。

眼看周慧珍就要被押赴刑场。

正所谓，官府有张良计，民间有过墙梯。

同情周慧珍的律师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们利用法律漏洞，找到一位天主教的老修女，让她出庭作伪证，声称周慧珍在狱中被查出已有身孕。

按照当时的法律，孕妇是不能被执行死刑的。

这一招“拖字诀”，成功地为周慧珍续上了命。

不得不说，周慧珍的命，是真的硬。或者说，是历史，跟她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又送了她一份天大的礼物。

就在她的案子被拖延期间，一件谁也想不到的大事发生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了！举国欢腾。为了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国民政府宣布大赦天下。

周慧珍，这个杀人碎尸的死刑犯，就这么沾了抗战胜利的光，罪减一等，由死刑改判为15年有期徒刑。

她的小命，总算是保住了。这堪称是“时来天地皆同力”，个人的命运，就这么和宏大的历史叙事交织在了一起，充满了戏剧性和宿命感。

时光荏苒，上海解放了。

按照新的政策，周慧珍本可以被保释出狱。奈何她无亲无故，连个作保的人都找不到，她只能继续待在监狱里。后来，她被安排到苏北的“上海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至刑满释放。

出狱后的周慧珍，没有再回上海。那个让她经历了人生所有悲喜的城市，或许早已成了她的伤心地。她留在了当地，再婚，收养了几个干儿女，晚年得到悉心照料，平静离世。

一个在旧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女人，一个被丈夫虐待、被司法拷问的囚徒，最终在新的时代里，找到了她卑微而又安宁的归宿。

回看这桩奇案，周慧珍个人的悲剧，最终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推动社会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认知的一块小小的垫脚石，成为了中国男女平权进程中一个无法绕开的标志性事件。

她的故事，超越了个人恩怨，具有了深远的社会意义。一个普通小人物的命运，就这么在不经意间，撬动了历史的一角。

来源：史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