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力量，是中共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将技术史引入中共革命史研究，可以拓展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领域，为阐释中共革命提供新的维度，进而回应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以此为基础，比较中国近代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的技术利用情况，可以尝试一条理解中国近代史
摘要：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力量，是中共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将技术史引入中共革命史研究，可以拓展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领域，为阐释中共革命提供新的维度，进而回应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以此为基础，比较中国近代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的技术利用情况，可以尝试一条理解中国近代史的新线索。中共革命的技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满铁调查报告》考察的沦陷时期华北乡村社会研究”（17BZSO83）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中共革命;物质力量;技术史
一
追求真相是历史研究不竭的动力。中共革命胜利之后，探寻中共成功的原因，便成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趋势的必然性，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21世纪以来，研究者试图从两个方面把握中共胜利的原因。一是强调中共政治文化的特殊性，认为中共政治形塑、权力运行机制，乃至革命者的精神气质等方面，皆优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集团。二是强调中共革命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促进又彼此制约，在革命过程中，中共策略的坚定性和灵活性的适度调试，是中共的致胜之道。
然而，中共革命毕竟是一场以武装斗争为特征的革命，“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力量，是中共革命胜利的终极原因。但是，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共革命——物质和技术——的层面，被学界所忽略。本来，马克思主义强调唯物史观，最注重经济、物质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为什么在中共革命史研究中，物质和技术被长期忽略呢？笔者认为，如同观察其他事物一样，历史研究首先会观察显性的变革，比如政策策略的变化、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对于日用而不察的变化，其研究必然要晚些。其次，在强调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和革命者主观能动性的整体学术框架下，物质技术层面研究很难展开。最近十几年，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进展，是在同既有党史研究模式对话中产生的，在议题方面也未能形成大的突破。
事实上，中共革命推动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变革、政策策略、政治文化塑造等，无不指向一个目标，即为革命胜利汇聚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力量。目前，学界对中共革命中物质和技术状况所知较少，因此，中共革命及其胜利原因的具象化认知，也无从建立。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加强中共革命物质和技术层面的研究。中共革命史中物质和技术的研究，承认物质技术是社会存在和运行的基础条件，强调物质技术对中共革命的基础性作用，其目的是，呈现中共革命各个时期物质技术的基本状况，探求其发展变化的原因，进而建构物质技术发展变化与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为中共革命的进程和胜利，增加具象化的阐释路径。在展开论述前，需要对几个问题作出基本的说明。
首先是物质和技术的关系。物质和技术是不可分割的，任何技术均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但是，物质和技术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革命才有力量。如果物质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即使技术纯熟也没有力量。反之，如果物质具备一定的规模，没有高效率的技术体系，革命也不具备持续发展的力量。
其次是技术的概念。同其他概念一样，技术的概念是不断演变的。亚里士多德曾把技术看作是制作的智慧。在罗马时代，人们对技术不只看到“制作”这一实的方面，也看到了其背后的知识形态。18世纪末，法国科学家狄德罗在他主编的《百科全书》列入了“技术”这一条目。他指出：“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目的性、协作、工具、规则是该定义的要点。所谓目的性，指技术与科学不同，有目的；所谓协作，强调技术的实现需要广泛的社会协作；所谓工具，指设备和硬件；所谓的规则，指生产使用的工艺、方法、制度等知识；最后把技术定义在“知识体系”上，即技术是成套的知识系统(1)。对于技术，本文主要采用狄德罗的定义，同时认为技术的概念中含有个人技艺的内容。在中共革命期间，技术不仅仅指所谓的“先进”技术，也指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的“古老”的技术。
需要强调的是，鉴于物质和技术密切的关系，文中技术的概念，已将物质囊括在内，换言之，强调技术重要性，即强调了物质的重要性。在行文中涉及到技术的概念时，物质、设备、规则和技艺等不再做具体的区分。
二
“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2)为了利用科学和技术，近代以来，中国不同的政治集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中共革命需不需要技术？答案是肯定的。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认识到与共产国际之间通信不畅给工作带来的不便(3)。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在举行武装暴动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体悟到军事技术的极端重要性。1928年7月，中共六大《军事运动报告》（提纲）指出，“党没有军事运动系统的观念和工作”，“没有统一的军事技术组织”，“军事技术之非科学化”(4)。对此，刘伯承补充：“广州暴动工人百分之七十五不会打枪，甚至打枪自己打死自己的人，得着了敌人三十门大炮，只用了五门。”(5)叶挺也强调，广州起义时，“军事人才大缺乏，工人赤卫队始终未能充实下级干部，便成为战斗的组织”，“大炮廿余门亦大部未使用，机关枪廿余支，使用的也甚少”，总之，“军事智识甚浅，多不习射击”(6)。因此，中共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案》指出：“依照最近暴动的经验看来，不但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不会使用武器，便是多数党员也是如此。党员在工农暴动时便不会很好的指挥这个暴动的军事行动，以至在暴动发生后也不会利用很好的机会以战胜敌人。”因此，“应使一切党员受到军事训练。”(1)具体而言，“射击的以及打手榴弹，自然该学习”，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术，应充分训练与学习，“技术如造炸弹，后装弹药、修炮等的学习。”(2)
从此，中共走向了提升军事技术的漫漫征途，军事装备技术之强弱，成为中共领导人做出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1930年9月，毛泽东反思攻打长沙失败的原因，强调：“技术条件不具备”，“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3)毫无疑问，“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资供给是非常困难的”(4)，成为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思想基本的逻辑起点。苏德战争爆发之后，面对苏联要求中共猛烈攻击日军的要求，毛泽东回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们“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5)。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军队面临着战略的转变。提高军事技术是其中重要一环。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指出：“为着战略反攻，必须有新式装备，从现在起就要注意提高军事技术，以便到时能够使用。我们已经缴获一些炮，现在就应好好学习炮兵技术和研究现代战争的战术。”(6)不仅如此，朱德对于中共军队中忽视技术训练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如果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的军队，我们就能集中地从日本手里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将来我们是武器加数量。”(7)1947年10月，解放战争处于转折的关键期，朱德指出：“世界上一切战争，就决定于兵器的变迁”，要提早结束战争，“多增加手榴弹、炮弹、炸药，这是重要的条件之一。”(8)
中共领导人所指的军事技术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在中共军队中，某些专业技术领导干部同样有着强烈的现代技术意识。1944年8月，中央军委作战部第3局在向美军延安观察组的介绍中称：“我们极盼望国际上技术的援助，能与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相结合，使我们通信工作技术上、物质上能准备得更充分”；“我们时刻检讨着，平均技术水平尚差，新显（颖）的技术知识还很贫乏，过去虽有些成绩，还多偏与（于）对现实困难作斗争的一些经验，可能是一些偏（片）面的还不完全的知识。因此盼望着更多指教，并给予技术上的援助，以便克服我们新颖知识与技术上的贫乏。”(9)中共专业部门领导者对新技术的热切渴望，跃然纸上。
炮兵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中共军队改变作战方式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称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早在1931年11月，中革军委即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内设立特科连，下辖迫击炮、工兵和电话排。1932年2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写出版了炮兵训练教材《炮兵教程》《迫击炮讲义》《迫击炮射表》等，供学员和炮兵部队使用。此后，中共军队炮兵教育持续发展，1944年8月1日，延安炮兵学校成立，6日朱德提议在中共军队中每团配属1个迫击炮连，小团1个迫击炮排，将来以迫击炮为基础，转到各种炮组成炮队。1948年8月，辽沈战役前夕，东北军区建立了十六个炮兵团，两个高炮团和几十个师属山炮营，拥有山炮、火炮、重型迫击炮4000余门，确立了对国民党军队炮兵数量和质量的优势(1)。解放战争后期，中共军队能够较为娴熟运用炮兵于战争，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在炮兵人才、建制、战术、兵工等方面的长期努力。
战争是人类最复杂的行为之一。交战双方都是由各种技术组成的庞大技术系统，其中包含无数小的系统，各个小系统彼此联结。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建立起整套的体制机制，容纳和利用现有的技术，其有效性和灵活性已得到证实。
在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中，技术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期刊、报纸、书籍是中共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媒介；钞票是各根据地基本的金融工具；公文是各党政军机关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等；造纸和印刷技术则是这些事业得以存在的基本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只要从事根据地建设，就不能不利用各种技术。
有学者认为，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为了克服各种困难，中共领导已经系统化利用现有技术(2)。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系统化运用现有技术的体系日趋完善(3)。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4)1941年，国共关系和国际局势出现重大转折，中共中央更加强调技术的重要：“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要求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切实执行吸收专家的政策(5)。针对党内存在的“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现象，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指出：“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革命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必须“纠正某些党员干部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6)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报告中专门讲：“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例如做通讯方面和经济方面带有技术性工作的干部，对做各种技术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军队里面的、政府里面的、党组织里面的，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承认他们有功劳，全党同志要看得起他们，过去在政治待遇上搞得不好，今后要改好。”(7)解放战争时期，为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倾向，任弼时强调：“我们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就必须要有知识”，“大批技师、专门家、科学家、教员等等，都不是一天可以培养出来的”，“我们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8)
物质和技术既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基础，也是中共革命的基础。中共在革命过程中，政治、军事、经济、宣传等方面，无不需要技术的支撑。革命者对先进技术的渴求，某种程度上讲，往往比统治者更加强烈。因为，只有掌握了更加先进的技术，或者比统治者更加熟练地运用现有技术，才有可能完成推翻统治者的任务，革命不仅仅需要技术，而且只有依靠技术才能取得胜利。
三
既然革命离不开技术，那么在中共革命史研究中，技术史研究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在学术研究充分发展的今天，恐怕没有任何领域是前人没有触及的。对于中共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学界已有许多研究和资料积累。总体而言，此前的研究侧重梳理中共的科技思想、观念和政策，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联系并不紧密，这或许是其成果未能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
在革命大潮之下，没有行业或技术，不受革命之影响。笔者主张在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引入技术史视角，强调技术的物质属性、目的属性、社会属性、规则属性、知识属性、技能属性，重现技术和革命之间复杂的关系，简而言之，即中共如何利用技术为革命服务。在此视角之下，可供研究的内容繁多：通信、军工、医疗、制药、卫生勤务、财政经济、商业、测绘、造纸、印刷、农耕技术、交通、后勤保障、粮食的仓储和分发等。在具体的研究中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物”的研究
任何技术体系都含有“物”，或者说设备、装备。事实上，设备、装备本身即是技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中共革命史，就是一部武装斗争的历史，战争胜利第一。近些年来，中共革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问题，开始得到学界关注，突出表现在对中共军队武器装备来源及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研究。但是，若以技术史角度视之，其研究仅仅是起步，有很大空间尚待开拓。比如武器的性能、配备、弹药等情况，及其对军队战斗力、战斗模式的影响尚无人研究。在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队无线通信系统的研究中，齐小林虽然注意到了无线通信设备的来源，但对其型号、大小、规制、重量、电源等并未提及，这些因素对通信效率和安全的影响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关于物的研究，仅仅是技术研究的初步。
如果仔细爬梳，有很多“物”可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鞋袜是每个中共士兵都需要的，对行军冲锋影响甚大，它的生产、制作、分配、穿着效果如何？手榴弹是根据地能够大量制造的武器，它的生产、制作、分配、效果、购买、走私等，对战斗模式的影响如何？地图是指挥战斗不可或缺的，它是如何绘制、印制和分发的？再如，财政史要研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要研究货币的印制、保管和运输等。事实上，具有代表性的“物”的背后，必然有许多可以探讨的鲜活的故事，这有赖于学者们去发现和发掘。随着“物”的研究的积累，革命的面貌会更加清晰。
二、人的研究
在技术系统中，人是操作者，也是技术的重要载体。不同技术体系，所需人员的种类是不同的。在此，以军工技术为例，说明人的研究在技术史研究中的作用。军工技术之运用，需要知识分子、技师、工人、管理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在中共管理体制内，还有政工人员。在研究中，既要梳理人员的来源、组成、结构、知识水平等，也需要梳理人员的培养、欲求、待遇；需要梳理物质刺激与精神鼓励、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市场调节与计划安排之间的关系。
在技术应用过程中，技术系统中的“人”和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张力，两者间的调试和适应，深刻影响技术运用的效果，需着力加以关注和研究。
在中共革命的过程中，曾有不少外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其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在医疗技术方面，抗日战争时期，诺尔曼·白求恩、柯棣华、汉斯·米勒、雅各布·罗生特、马海德等医学工作者在敌后根据地从事医疗服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部队服务的日本卫生技术人员最多时达3000人左右(1)。在无线通信技术方面，抗日战争时期，英国无线电专家林迈可在晋察冀和陕甘宁帮助中共提高无线通信技术(1)；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曾就无线通信技术与中共进行交流(2)。这些外国专家的参与，使中共在技术层面同外部世界产生广泛的联结，使中共技术的发展有了广阔的国际背景。这些专家为什么支持中共革命，他们在中共和世界技术交流中起到怎样的作用，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三、制度
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和规则反映了人对技术本质特征的认知，是技术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将人和设备组合起来，完成特定的目标。理解制度和规则，是理解技术的前提。对于技术和规则，需要研究其起源、演变，以及被接受的过程，需要研究其根本的逻辑。以中共无线通信技术为例，1931年中共开始成规模和体系地应用无线通信技术，经历了七八年左右的时间，抗日战争时期，围绕安全和效率问题，中共制定出一整套关于无线通信的制度(3)。由此可见，中共对无线通信技术的认知，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为了应用各种技术，中共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制度。从新制度史的角度看，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各种制度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也需要注意实际状况和制度规定之间的差距，制度巩固和得到尊崇的过程的复杂性。
有些制度是民众适应自然和经济环境，经过长期调试形成的，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制度受经济、军事环境的冲击而改变，比如根据地的耕作制度，在战争期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四、技艺
技艺简单而言，是指操作者对规则或技巧的熟练程度。在技术的应用中，技艺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需要长期的训练。比如，士兵使用各种武器的熟练程度，关系到军队战斗力。抗日战争时期，刺杀技术是中共士兵必需的技能，但与日军比往往略逊一筹。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张家湾的伏击，最后围困了九个日本人，当敌向外猛冲时，我们一个排不敢抵抗进行白刃战，被敌人冲出去后，用枪将敌人击毙。”(4)1942年10月，刘伯承强调：“无论新旧武器，有了以后还要熟练才行，将技术练成如筷子吃饭的样子”，“使用筷子是百发百中的，我们用枪也要百发百中”，“与其有百发一中的枪百枝，倒不如有一发一中的枪一枝。”(5)由此可见，单兵技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此外，战争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由不同的岗位组成。岗位技能是否熟练，直接影响到战争体系的运转和效能。1947年6月，晋察冀军区在攻击徐水战斗中，炮火急袭后10分钟步兵即登上城头，给炮兵指示敌人反冲击方向，用电话帮助炮兵修正弹着偏差，炮兵以火力实施拦阻射击，有力压制了敌人的反冲击。7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南麻临朐战役，在进攻南麻四〇高地时，野炮团向敌阵地射击5个小时，步兵尚未发起冲击；在进攻临朐时，步炮联络中断，入城部队大部伤亡。
显而易见，技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它不仅存在于战场，也广泛存在于工业、农业、卫生、后勤等领域，事关各项工作的效能。在关键时刻，技艺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比如，1939年3月，八路军公布《无线电技术人员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报务人员遇到紧急与困难情况如不能胜任时，应请求报务主任、队长或老手帮忙或代理，拒绝换手视同违纪(6)。显然，该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技术生疏带来的不应有的损失。
技艺必然是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单人的、单项的技艺熟练，不具备决定性意义。技艺关涉的问题则极其复杂，比如，技艺如何养成？影响技艺养成的因素有什么？技艺是怎样传播的？怎样推动群体技艺的提升？如何激励人们追求更高水平的技艺？随着各项视野规模的扩大，如何保证整体技艺水平的进步和提升？如何使用和搭配不同技艺水平的人员？因此，技艺在技术史研究中，应有一席之地。
五、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是技术最根本的支撑因素。在革命期间，中共更加注重技术的实际操作层面，以实用为主，但不能否认，对于支撑技术的知识体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中共同样积极接受和传播。这是中共技术体系稳定发展的基础。
书籍和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是知识体系的承载者。抗日战争时期，受过物理、化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从北平的高等学校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将物理、化学等基本知识运用于军工生产，极大推动了晋察冀军事工业的发展。1942年春，聂荣臻邀请林迈可（燕京大学教授经济学，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班威廉（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为晋察冀军区无线电研究班授课。研究班分甲、乙两班，必修课有：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无线电工程学；选修课有：高等微积分、高等电磁学、光学、天线理论、量子论、相对论，每人选修1～2门。所用教材有斯坦福大学特孟教授所著《无线电工程》《无线电手册》；《数学分析》《高频电子线路》《光学》等由班威廉教授编写(1)。有回忆称：聂荣臻曾派人到平津搜集大学教材供研究组使用(2)。这提醒我们，在革命时期，中共积极接受和欢迎现代知识体系。其途径和效果如何，需要学者的关注。
以上从技术概念构成的角度，阐释技术史研究的内容，物和具有文化政治属性的人，始终是其中心内容。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项具体的技术，都是一个完备的系统，完成相对单一的功能，与其他技术组合在一起，实现更加复杂的功能。比如，无线通信技术、有线通信、人力通信等各成系统，三者共同组成中共军队的信息传输系统；军队信息传输系统与党和政府的信息传输系统，组成更为庞大的信息传输系统。信息传输系统，则是整个技术体系的一个环节。因此，技术史研究需要具备系统论的思想，也可以将某个技术系统或多个技术系统作为研究的对象。比如，中共军队攻城技术和战术的演变，各根据地的交通体系、后勤保障体系、信息传输体系等。
技术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对于技术和军事变革的关系，有学者强调：“技术限定了可能性，它为军事革命创造了潜在可能。不同的社会及其军队所能利用新军事技术蕴含的潜力并从而创造出事实上的军事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其组织、战略、战术、领导、训练、士气以及其他人的因素。”“技术的进步本身不能创造革命，重大军事变革的发生取决于人们对其做出怎样的回应。”(3)事实上，将这一观点扩展到其他领域，也是适用的。作为历史研究，中共革命技术史，更加关注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体系、意识形态等与中共技术运用之间复杂的关系。
总之，中共革命的技术史研究，内容非常广泛。但是，技术史更应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研究任何具体问题，都需要考虑其物质和技术基础。技术史研究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相关的资料是分散的，收集资料的工作非常困难。其次，它需要研究者对某项技术有基本的了解，也需要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相关领域研究的理论和成果，更需要研究者提出有意义的学术话题进行讨论。将技术史的视角引入中共革命史研究，其学术目标何在？
四
在历史研究中，新的议题和视角的提出，都是为了增强对历史广泛而深刻的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忽略对中共革命中物质和技术的研究，在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引入技术史的视角，可以丰富和拓展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内容和领域，再现中共革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探讨技术和中共革命之间促进或限制复杂关系，进而增加理解中共革命的新维度。
对中共革命史研究技术史视角的强调，是从既有的学术脉络中发展而来的。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有两点：首先是技术的实际状态，其次是技术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革命之间复杂的关系；所回答的问题是中共的技术体系何以如此，中共革命何以胜利。因此，在技术史视角下的学术成果，可以充分参与“革命与社会、中共政治文化、权力实行、落实机制、行为特征”等学术热点问题的讨论，并做出相应的回答，证实或证伪某些论断。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贯通的，中共在革命时期形成的应用技术的体制机制，必然对此后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要追问，革命时期的体制机制何以形成，效果如何？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深刻的警惕和忧思，在某些历史时期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在其他历史时期未必有效。新世纪以来，技术同政治、经济和个人的关系如此密切。历史研究未必非要关注当下，但对当下的关注，使回望历史变得如此的紧迫。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中华民族需要向外部世界学习先进的技术，也需要有效利用既定的甚至是落后的技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集团都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其效果总是不尽人意。客观讲，中共将中华民族向外部世界学习先进技术和利用既定技术的历史，推进到了新的阶段。目前，对其他历史阶段和政治集团学习先进技术，以及利用既定技术的情况，其研究虽称不上蔚为大观，但已成方兴未艾之势。但是，在中共革命史研究中，有关物质和技术的研究还很少。在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引入技术史的视角，通过技术史研究，将中共革命史置于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可以比较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在学习先进技术和利用既定技术方面有何异同，形成不同领域之间的对话，进而将技术和技术的运用，作为理解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总之，在技术史的视野下，中共革命史的内容更加丰富，所讨论的众多议题极具学术意义。因此，在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引入技术史的视角，可以为中共革命史研究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技术进步、物质丰富，是社会昌明的前提。虽然这是常识，在很多人心中却未必根深蒂固。技术史研究成果的推出，或许有助于常识成为常识，谬误归于谬误。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