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从民国三十九年元旦蔡孝乾第一度落网,留下了许多具体线索,使侦防组得以在短短时间内,连续破获吴石、刘晋钰、朱谌之、严秀峰等人的案子之后,所有台共成员因而陷入一阵大恐慌。
编者注:本文为叛徒谷正文的回忆录,其立场必与我党我国相悖,并有贬损他人美化自己的倾向,请读者斟之。
张清杉二次活捉蔡孝乾
自从民国三十九年元旦蔡孝乾第一度落网,留下了许多具体线索,使侦防组得以在短短时间内,连续破获吴石、刘晋钰、朱谌之、严秀峰等人的案子之后,所有台共成员因而陷入一阵大恐慌。
蔡孝乾出生于台湾花坛,青年时代前往大陆参加共产党。抗战胜利初期,蔡孝乾由延安潜往上海,筹备返台领导,发展组织事宜,在这段时间里,他和一名上海女工结婚。民国三十五年,他带着妻子和她的妹妹巧巧返回台湾,正式接掌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党务领导。不久之后,他的妻子病死,于是他和同居一室的小姨子渐渐发生恋情,当时,巧巧才不过十四岁而已。
在蔡孝乾脱逃后的逃亡过程中,他起先与巧巧寄居于台北中山市场黄天家中。黄天是一名死硬派的老台共,是我所遇见过立场最坚定的一个,因此,他成为我这个采用智取原则办案的人仅一、两次使用暴力逼供的受害者。
但是台北的风声实在太紧了,蔡孝乾在黄天家里躲得不安心,他决定到山区隐匿一些时日。三十九年二月中,他带着巧巧前往嘉义粪箕(奋起)湖投靠林医生。
另一方面,蔡孝乾的脱逃,也造成保密局,尤其是局长毛人凤相当大的压力。民国三十九年初,蒋介石尚未复职,但每个礼拜三,他都会以总裁名义在士林官邸召开会议。“脱逃的那个奸匪叫什么名字?抓回来没?” 蒋介石常常这样质问毛人凤。
为了减轻毛人凤所受的困扰,我建议他写一分报告,说明蔡孝乾脱逃对瓦解在台共谍组织其实利多于弊。这份报告的大意是:逃亡者有如行走于沙滩之上,经过必留足痕。蒋介石看了这份报告,以后开会,果然就不再提蔡孝乾的事了。
当然,蒋介石也不是无条件对毛人凤特别宽容,他之所以相信毛人凤的报告书,主要是保密局迁台后的办案能力让他非常放心。我在此回忆录所提的,只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案子。事实上,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至三十九年三月,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抓人。蒋经国曾经在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那几个月之中,所破获的共谍案共达八十余件。
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九日,我们一行大约十名干员依张志忠的口供前往中山北路、长安西路口(台北市政府附近),部署搜查蔡孝乾的行踪。
我在黄天家门口徘徊监视,却末见蔡孝乾的踪影,直到晚上十点钟,黄天的家除一名学生模样的少女出入外,别无其他动静。我们十点零一分越墙进入黄宅搜查,才一落地,迎面就是一道快速的黑影向我扑来,紧咬著我的小腿裤管,打喉头发出充满敌意的低沉怒吼声。这时,在监视中出现过的那名少女听到骚动,出来查看。
“库洛!” 她喊住那条狗,然后以相当平静的口气问:“你们是谁?”
如此镇定的态度使人感到相当讶异,因此,藉著屋内透射出来的昏黄灯光,我仔细朝她打量了一番。“黄天在吗?” 我问,同时示意组员进入屋内搜捕。
黄天不在,根据少女供述:“阿爸出门多日,不知什么时候回家,你们改天再来。”
“我们不怕等,或许晚点他就回来了。” 我说,并指示少女按照平日生活习惯,熄灭灯火,然后把土狗放回院子活动。
深夜十一点十分,我们听见守候屋外的干员所发出的暗号,这表示有人接近黄宅。不过,我们并不认识黄天,因此,院子里的库洛就显得很重要,假如是访客,狗必怒吠,但如果是黄天,牠将会亲热地缠著主人。
门开了,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略带紧张地走入院内,库洛静静跟在他的脚边摇动尾巴。男子把客厅的灯点亮,看见站著许多彪形大汉,脸色霎时便沉了下来。不过,他忽然灵机一动客套地问:“怎么这么热闹,你们也来找黄先生呀?我姓张。诸位大概也是来这里打牌的吧?”
“黄先生,咱们别装蒜好吗,你们家库洛都要纳闷你为什么改姓了。” 当时,我坐在一张矮凳上说,然后点燃一根烟。
男子一听,朝库洛便是狠狠的一脚,可怜的狗儿张著一双惊惧的眼睛缩在墙角哀号,牠不明白为什么向主人示好,还要挨受踢打。“这条狗真不长眼睛,我也不是第一次来打脾,还不懂得辨认,一进门就咬我一口。” 男子讲话的神气,好像自己真的就是黄天的朋友。
“既是来打牌的朋友,怎么会有钥匙进门?” 李汉一故意挖苦他,屋里的干员都笑了起来。
这时,男子拔腿就跑,却被韩剑堂一只大脚绊个正著,扑倒在地上。张清杉顺势俯身用手铐将男子和自己铐在一起。男子在延平南路的讯问室里,很快就承认自己是黄天。但他否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
“我不认识老邓(他故意把老郑讲成老邓)。”
从他这句话里,我便认为他和蔡孝乾关系深厚。而且,他不在家(根据他女儿的话)的这一段时间,一定跟蔡孝乾在一起。可是,黄天的立场实在非常坚定,我在他身上试遇了各种侦讯的办法,就是无法让他吐实,这时,我可火了。
「带进去打一打。」我下达刑求的命令。进入保密局工作,这还是我第一次决定使用暴力办案,我的组员听到这样的指令,一个个目瞪口呆。“动手吧!” 我不耐烦地催促着。
黄天被拖进组长办公室后面的空房间,霎时间,只听见拳脚声和惨叫声令人不忍卒闻。十五分钟之后,黄天被架回讯问室,奄奄一息地侧趴在桌子上,血水从发丛间、眼角、鼻孔和嘴角汨汨流出,身子抖得厉害。“老郑躲在嘉义粪箕湖林医生家里。” 说完,他便昏厥过去。听到这几个字。最兴奋的,莫过于张清杉,他站在黄天身边抿着嘴笑。
这是民国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事,三月一日,全台湾公民必须换发新身分证。因此,如能赶在三月一日之前,抵达嘉义采取搜捕行动,成功的机会将比较大些。
二十七日晚间十时,我们的行动兵分两组,一组由我亲自率领八名干员,搭乘铁路夜间末班快车;另一组则由两名干员驾驶吉普车取道公路南下。班车在清晨四点钟抵达嘉义市。我们在车站前方大约三百公尺的一家小旅馆,租了三个房间住下来。我嘱咐大家睡眠养神,然后才开始构思行动的方法。
天色渐明,我还没想出一个具体而有把握的主意来,忽然,张清杉出现在我的眼前。张清杉表示,他打算天一亮,便单独前往粪箕湖探查环境。
“好是好,可是老郑认得你,怕会打草惊蛇。”
张清杉说,这点他也想过,不过,只要装扮成当地人的模样,就不会引起注意。这个年轻人,做事情到底很投入,我没有更具体的办法,于是拍拍他的肩膀,等待天亮。
日光从旅馆东边木格玻璃窗照射进来,张清杉立即向旅馆老板借了一双木屐、一顶斗笠和一辆脚踏车。张清杉跨上脚踏车,朝旅馆老板指出的粪箕湖方向骑去,那一个头戴斗笠,脚著木屐的背影,可像极了乡下人。这是一个好天气,因此虽是初春微寒,可是张清杉却骑出满身汗。为了忘记疲劳,他一路哼着歌谣。
张清杉说,那时他正好骑在一条没有石子路面的泥土路上,由于许久没有下雨,骑起来还算顺畅。正当他回头观望已经远远落在背后的嘉义市,盘算自己的里程时,忽然看到前方路上出现一个人影。
这个人头上虽然戴著斗笠,身上的西装却表明了他不是一个乡下人。两人愈来愈接近,张清杉好奇地向著来人斗笠下半个脸孔看,对方也忍不住朝张清杉看了一眼。四目相交,两人都觉得十分面善。
“真有这样巧的事?” 张清杉心里想,车子已经和来人擦身而过了。他把速度放慢,回头望望那个人,刚好,那人也回过头来。
“没错,真的是老郑。” 张清杉调了头,那人不再走动了。他静静站立在路边,等到张清杉骑到自己跟前的时候,他苦笑著,勉强说出一句话:“怎么又是你?” 然后,他自动把手伸出,让张清杉将自己铐锁起来。
张清杉骑著脚踏车,颠颠簸簸地把蔡孝干载回旅馆。这时候,那些晚起的干员正围著一张桌子打扑克牌。当张清杉、蔡孝乾两个人戴着斗笠,一前一后出现在旅馆门前时,大家不免吃了一惊。
“谷组长,我把老郑带来了。” 张清杉说著,然后很潇洒地登上楼去,在二楼楼梯前满足地说:“我想,我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给我一杯水吧,我很渴。” 蔡孝干说话时,眼神已不复往昔一般机伶,三个月的逃亡生涯,似乎相当疲惫。我深信,蔡孝干这一次跑不掉了,因此,我并不急于问讯,我在旅馆设了一桌上好饭菜,众人不分敌我大快朵颐一顿。
餐会将尽,蔡孝乾突然感慨表示,政治局势,真的是变幻莫测,早三、五个月,他还满怀信心认为共产党必将挟席卷大陆的余威,迅速解放台湾,“怎么忽然间,我们的组织就整个崩溃了。”
囚车到傍晚五点钟还没赶到,我决定不再等侯,于是责成牛树坤先行搭火车将蔡孝干押返台北。牛树坤接获这次任务,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能代表行动小组将蔡孝干送到毛人凤眼前,面子十足;忧的是,一个人押送,若叫犯人逃去,恐怕负不起责任。
“这不是问题。” 我一面说,一面将蔡孝干和牛树坤铐在一起,然后又说:
“树坤兄,就算你在车上睡大觉,老郑也跑不了。”
任务结束后,每个人获得两百元奖金,各自安排了一个难得有钱又有闲的嘉南假期。我透过保密局台南站黄姓站长的介绍,前往布袋一名廖姓地主家做客。
第二天,毛人凤打电话到台南站,催促我火速北上。他说,老郑真正的名字叫做蔡孝乾,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他除了详细供出如何参加长征,如何争取潜返台湾发展组织外,还供出了省工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偷渡离台的秘密。“后天傍晚,洪幼樵将在基隆登船,你快回来抓人吧!”
三月四日傍晚,基隆码头下著不大不小的雨,空气冰冷潮湿,和嘉义市的干爽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气候形态。或许是因为我出身黄土高原的缘故,我十分不喜欢基隆的雨水。我们把车停在码头左面一座仓库边,等候洪幼樵。
八点三十五分,洪幼樵撑著伞出现在码头上,我突然灵机一动,改变了原来强力逮捕的计划,转而采取较具戏剧性的诱捕行动。我冒著雨,向洪幼樵急奔过去。
“洪先生,多危险呀,你不知道国民党特务很快就要来了。动作快,我的车在那边等着。” 我拍拍洪幼樵的肩膀,故意以相当急切的语调警告他,然后,未等他反应过来,便拉着他回到车内。雨水打着车窗,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我和洪幼樵都不讲话,车内的气氛,对洪幼樵而言,是诡异的、紧张的;对我而言,则是相当滑稽。静默中,我可以感觉出洪幼樵急促的呼吸;大约十分钟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开口问我:“你不是说国民党特务就要来了吗?怎么过这么久还没动静?”
“其实,他们已经来了。”
“在哪里?”
“在这里。” 我指着自己说:“就在这里。”
洪幼樵为客家人,为人好学深思,宁静诚实。被捕后自觉倒楣,遇上不良的上级领导;出狱后任情报局研究员,著作甚丰。他是老蔡等台共中,活得最久的一人,最后得癌症死于一九九○年,这其间我三度探望他,皆握手无言以对。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台共四大头目狱中互斗逼疯老大蔡孝乾
到了民国三十九年三月底,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这四位台共组织的领导人物均已落网,如果把肃谍工作看成是一盘棋,胜负其实已见真章,至少我的看法是如此。在当时,不论是毛人凤也好、是彭孟缉也罢,甚至是我的同僚、部属等等,都在期待著这些台共干部遭枪决,然后扫荡棋盘上所有的棋子;只是我另有打算,所以我开始以这个下棋的比喻说服毛人凤。
“这盘棋下到这里,输赢已成定局,剩下的棋子,既然成不了大事,又何必急著去清理它们。” 说完之后,我向他表明,留著这些无害的棋子,等著它们慢慢发霉,再下手也不迟。
毛人凤自然明白我的用意,说他也深知在这些小棋子发霉前、后逮捕它们的差异,无疑是后者较为人注目,当然功劳也就大多了。这个计划的成功与否,自然仍得建立在我必须掌握每一颗棋子状况的前提下,于是毛人凤同意给蔡孝乾等四人一条活路。
接着,蒋介石也对化敌为友、借敌歼敌的做法表示同意。得到老先生的首肯之后,我着手策划四大头目自新。这一类工作,对我来讲并不陌生,不过,由于此次对象特殊,在执行上,我遇到了较多的困难,也费了较多的心思。在几经辩论之后,众人才接受我的做法,因此,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在“南开大学”(保密局看守所位于延平南路,当时社会大众多以此名谵称。而位于延平北路的看守所则有一个“北洋大学”的浑名,北洋大学是由辜家的“高砂铁工厂”改建)进修的时间就要长得多了。
南开大学在日据时代原是犯罪之日本军官接受悔过处分之用,建筑可说十分考究,寸余厚的桧木地板,配上工整的砖砌厚墙,除却隔间狭隘不说,与当时社会的居住环境相比,可谓水准之上,所以四大头目在居住环境上,大约没什么怨言;在生活方面,我也尽量给他们最大的优待,除了正常的伙食之外,每天另有五元的餐费。
这是我一贯的作风,当然,我对他们四个人的态度各有差异也是我一贯的作风。这原因归结起来,又要落在他们本来就不一样的道理上。在我与这些人的交手经验里,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后来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却最高;至于洪幼樵则是一个温和的书生;而原籍厦门的陈泽民,则给我深刻的好印象。
这四个台共灵魂人物,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特务会以共产党的斗争手法来让他们互相斗争。记得那是四月分的一个中午,我将他们四个人集合起来,叫了几道酒菜,说是请他们吃饭。
“你们承不承认失败?” 我在开场白就说,气氛顿时陷入了更深的胶著。在沉寂了许久之后,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先承认失败,不过,在当时我一见有人点头,便接著说:“我们胜利并不是因为人员比你们多、比你们强,但是,你们还是失败了,共产党不是最喜欢检讨吗?我们现在就来检讨检讨。”
之后又是一阵死寂,不久,陈泽民首先发言:“我们的失败都是蔡孝乾你一个人造成的!回台湾之前,你从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分,但到处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根本没有办法发展新关系。”
“这不能怨我,是上级指派我。” 蔡孝乾急着辩解。
“是上级指派你,但你也没交代!” 张志忠指着蔡孝乾拍桌大骂:“今天我们要是被枪毙了,全是你害的。” 当然,张志忠还一一数落了蔡孝乾如何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如何侵吞一万美金的经费,如何四处炫耀其共党负责人的身份,以及生活是如何地糜烂,天天在波丽露西餐厅(位于民生东路,是当时最有名、最时髦的西餐厅)吃早点,在山水亭(位于延平北路,为著名餐馆)吃饭、在永乐町看戏。
其实今天的“公开”斗争,早在民国三十六年间,香港举行的台湾工作检讨会便已揭开了序幕,不过今天这整个内容仍是大谈自己多卖力工作,而老蔡是如何在享受“衣锦还乡”的快乐。说着说着,甚至有人当场哭了起来。
一餐饭吃下来已过了下午五点,却没有人动过筷子,当晚我就带着他们四人到西门町逛了一下,洪幼樵的妻子许小姐甚至带了小孩同行。回到看守所时,便有好些个好事者跑来问我,今天下午到底怎么回事,这一问把我的脾气又给惹上来了,我怒着答道:“去告诉大家,我还有很多动作,叫他们等着看戏!”
之后,我又带他们出去了几次,每次总能拉近我与四大头目的距离,他们也大多能承认错误,唯独张志忠至终不肯接受,甚至在枪决前,仍向我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往后蔡孝乾在看守所的日子大抵如此。不过,随著他所供线索的涉案人一一落网后,他所面临的责难就越来越多了。囚室内只要听见老蔡的声音,就会被大吼著:“你不要再害人了,你一吃好的,就又要死人啰!”
渐渐地,老蔡变得沉默了,每天只拼命照我拿给他的自白书大纲写著,一直到我觉得他精神恍惚时,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他还是不爱说话,其他的干部也发现老蔡有问题,我只得把狗头医官王勉找来同老蔡谈一谈,结果证实他的精神状况确实有问题。“老蔡是精神病!” 王勉说。
我连忙与台大医院连络,把老蔡送去检查,两天后,医生告诉我病人得了“幻想症”。这病的症状是如何我不清楚,倒是既然有病,也只得让他住院。当时台大只有一间精神病房,老蔡便在那儿住了下来。这一住又是七个月,一直住得我耐不住性子,跑到医院去找老蔡。
“你这病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那就回去吧;如果是真的,那也得有些事做啊!总不能老闲著。”
“我还能做什么呀!你叫我做的我都做了,我现在就跟牙膏一样,已经给你挤完了啊!住在看守所,天天挨骂。” 墙角果然又是一大堆自白书。
“好吧!那还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你的?病总得赶快好起来。”
“我吃、穿、住、用都没问题,不过我希望能把我小姨子接来一起住!”
我一听不禁笑了起来,反问他:“那为什么不早讲?” 他则答说他不敢,我再度大笑道:“早说嘛,人有『各取所需』的权利!”
三天之后,我从外岛管训队把蔡孝干的小姨子巧巧找回台北来。
来源:深度剖析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