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名作为一种既可悟又可视的文化景观，是地域文化在地表的凝结与保留，为了延续南海蓝色地名文化，以南海诸岛地名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在建立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编码信息链和基因谱系的基础上，构建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DNA双螺旋仿生模型。研究发现：①南海诸岛地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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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作为一种既可悟又可视的文化景观，是地域文化在地表的凝结与保留，为了延续南海蓝色地名文化，以南海诸岛地名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在建立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编码信息链和基因谱系的基础上，构建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DNA双螺旋仿生模型。研究发现：①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类似于时空演化下的“遗传”优势，表现为基因信息链上自然类基因与人文类基因的融合，凸显中国多元文化基因的优势；②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谱系呈现独特的“琼人俗名”根性四维，印证了南海渔民在渔业生产和航海实践不断发展进程中海洋文化的赓续；③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分长时性遗传形DNA、暂时性变异形DNA和韧性复合形DNA，显示了中国地名文化景观基因母链DNA在遗传和表达上“名从主人”的原则。本文研究可为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信息有效传承和存储，以及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与安全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地名；景观基因；信息链；南海诸岛；海底地理实体

0 引言

文化景观是刻画历史的“书页”，而地名则是记录历史的“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因此，注记某一地理实体或地域空间的一种文化符号而形成的文化景观，具有地域性、可视性、可悟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既能反映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又记录着区域文化特色、社会经济生活、民族兴衰、社会变迁甚至国家意志。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全球化、城镇化与信息化浪潮的冲击，全国地名格局已沧海桑田，在全国地名更新中，现代思潮的更新方式逐渐将地名从功能与形式中解脱出来，但也造成地名“大、洋、怪、重”等问题的相继出现，传统地名文化正逐渐流失，甚至消亡。因此，从地名文化的根植性出发，科学有效地构建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信息链，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国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的遗传与变异，对中国历史地名的科学传承和现代地名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国外，1975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海底地名委员会（SCUFN）开启了有关海域地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底探索与海底命名等方面，侧重于地名演变或命名的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活动等动机，将地名视为政治权威的产物，将政治权力赋予到地名景观上，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对地名的批评研究否定了忽略权力关系作用的分类地图学地名的研究方法。在国内，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在《法日觊觎南海诸岛》一文中指出，南海诸岛归属中国历史性权利的事实，开启首次命名南沙群岛的序幕。之后，刘南威等学者以《更路簿》为参照，从“更”与“路”的演化中探讨中国认知海洋、利用海洋和失去与寻回海洋的过程，对南海诸岛地名进行系统性的总结与验证。何沛东等从“海”“洋”等构建海域地名历史源流，深刻揭示海域地名的重要性。但关于海域地名的研究主要从地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单一角度分析，海域地名的规模化和系统化研究较为欠缺。目前，面对紧张的南海局势，对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的研究采用多视角、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研究迫在眉睫。

基因是生物学领域中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维持生命的基本构造与性能。国外学者将生物基因概念引入文化传承与保护中，强调人类文化在塑造文化景观上的重要意义。随着景观基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内学者刘沛林等结合生物学、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生态学首创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概念，构建景观基因中“胞-链-形”的研究理论与基本框架，之后不少学者依据此理论突破景观基因的“遗传”性能和“点”域研究，基于生物学“基因变异”理论，不断拓宽景观基因的研究范式。将景观基因的概念引入南海诸岛地名的演化中，构建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信息链与仿生模型，可模拟《更路簿》中“更”与“路”的形式，再现中国人民在耕海的实践中发现和命名南海诸岛“遗传-变异-复合”的过程；而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的构建则是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保护地名文化，记住美丽乡愁”的文化自信，对文化的赓续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针对海域地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单一学科，探讨海域地名历史源流的演化；但从生物基因理论对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的“遗传-变异-复合”的过程研究还未展开，特别是针对海域地名的研究更少。鉴于此，以地名文化根植性为基础，引入景观基因的概念，通过对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的识别与特征分析、景观基因谱系构建与特征挖掘等，以南海诸岛地名为案例，探讨地名文化景观基因DNA双螺旋仿生模型的科学内涵与识别方法，以期从地名的角度重申南海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不断强化我国海洋权益，增强国民海洋意识，延续南海蓝色地名文化。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南海诸岛地名和位置均来源于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和2020年4月19日自然资源部与民政部对南海诸岛及海底地理实体的命名，借助高德地图坐标获取南海诸岛及海底地理实体地名矢量数据，再通过ArcGIS进行可视化处理，并建立空间属性数据库；考虑南海诸岛地名经纬度可获取性和准确性，选取后两次国家公布的地名和经纬度对地名进行梳理，共获取岛礁地名312个和海底地理实体地名55个，包括1983年4月南海诸岛地名287个、2020年4月19日南海新增岛礁地名25个和海底地理实体地名55个（表1）。

2 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理论概念与特征识别

2.1 概念

基因是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通过DNA片段复制本体，以保持生物的原生性，但也会因环境改变导致基因变异。地名文化景观基因是将遗传和变异两大特征引入地名文化景观的基因元、基因链和基因形上，借助生物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和地理学等相关理论对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的遗传和变异进行分门别类之后形成基因图谱。地名文化景观基因是一种稳定、双螺旋式的线性空间排列结构，按照景观基因的内在唯一性、外在唯一性、局部唯一性和整体唯一性的四唯一原则，结合显性基因与隐性基因的形态，将其拆分为基因元、基因链和基因形。基因元是指遗传或复制因子及特征信息，是构成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的基础要素。如：南海诸岛及海底地理实体均位于南海“U形断续线”范围内，自然类地名是其重要的地名文化景观因子，相对应的位置、地形地貌和生物等地名则是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信息，划分为基因元。基因链是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中隐性与显性的桥梁，具有自然与人文外观和形态。如：大陆架、航线、文化通道等陆缘关系，划分为基因链。基因形是在基因元和基因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地名文化景观形态，如：遗传形、变异形和复合形，主要反映在地名命名的演变和更替上。

2.2 分类

2.2.1 南海诸岛地名统计分类 据史籍记载，早在东汉时期南海诸岛就被称为“涨海崎头”，这是最早出现的南海诸岛的古地名。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和生产实践的增强，由“涨海崎头”逐渐演变为对东、西、中、南沙群岛的命名。依据南海诸岛地名反映的自然与文化景观特征，发现南海以地形地貌、水文、动植物、方位等命名的地名反映了自然景观特征，以经济活动、历史事件、祝愿、人名等命名的地名体现了文化景观特征。其中，以地貌形态特征命名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大量采用渔民习用地名，简称“琼人俗名”，往往能望名知义。因此，本研究将南海诸岛地名分为自然景观类地名和文化景观类地名：自然景观类地名进一步划分为地貌形态、水文、生物、位置和气候5类；文化景观类地名分为经济活动、历史事件、寓托、人名、诗词语言5类（表2）。其中，自然景观类地名是人类认识自然的结果，而人文景观类地名则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反映，二者均属于“琼人俗名”地名文化所创造的景观。

2.2.2南海诸岛地名分类分析 （1）自然景观类地名。以地貌形态命名的地名以“岛、屿、礁、滩、牛轭、梅九”等为主，共166个，占45.23%，所用字（词）数22个；其中，如梅九礁，位于东滩西侧，形似迷信活动中求神卜卦用的怀夹，故称梅九礁。水文类地名以“波、淀、洪、涛、鬼喊、现（劳牛劳）”等为主，共15个地名，占4.08%，所用字（词）数8个；其中，“鬼喊”意为呼呼的波浪声，如鬼喊礁，因该处波涛汹涌，浪啸之声不绝，令人心寒，犹如“鬼喊”，故名。生物类地名以“珊瑚、龙、赤瓜、参、海马、老粗”等为主，共12个地名，占3.27%，所用字（词）数11个；“老粗”意为参差不齐的灌木，如老粗峙（珊瑚岛），因岛上灌木丛生，林冠参差不齐，表面望去，给人以粗糙的印象，故名。位置类地名以“东、西、南、北、尾、头、半路、乙辛”等为主，共46个地名，占12.53%，所用字（词）数15个；“乙辛”为方位，如西头乙辛（日积礁），从南威岛取乙辛方向可达日积礁，与东头乙辛一东一西，遥遥相对，故称日积礁为西头乙辛。气候类以“东海（西沙群岛海域）、北海（南沙群岛海域）、东新、西新”等为主，共5个地名，占1.36%，所用字（词）数4个；“东海”和“北海”为海洋性季风气候，如东海和南海，在帆船航行时代，渔民乘东北季风到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从事生产活动，取东北风的“东”，称先到的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为“东海”，取东北风的“北”，称后到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为“北海”。

（2）人文景观类地名。经济活动类呈现“全富、南钥、琼、无乜”等字样，共7个地名，占1.90%，所用字（词）数6个；“无乜”意为没有，如无乜礁，此处捕捞不到任何海产得名。历史事件类以“永乐、晋卿、琛航、中建、中业、校尉”等为主，共23个地名，占6.27%，所用字（词）数13个；“永乐”为明成祖年号，如永乐群岛，民国三十六年为纪念明朝郑和船队在南海诸岛活动而得名。寓托类以“宪法、一统、本固、礼、忠孝、盟谊”等为主，共24个地名，占6.54%，所用字（词）数21个；“本固”意为安定团结，如本固暗沙，因出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得名。人名类以“鲁班、屈原、东坡、孔明、金吒、木吒、哪吒”等为主，共29个地名，占7.90%，所用字（词）数27个；“金吒、木吒、哪吒”为陈塘关三兄弟人名，如金吒海丘、木吒海丘、哪吒海丘。诗词语言类以“月、长风、流霜、琵琶、潇湘、春风”等为主，共40个地名，占10.90%，所用字（词）数15个；万仞海脊、春风海谷、月轮海丘等诗词地名，出自唐代诗人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充满了中国式的诗情画意，名定乾坤，有其名就有其实。

2.3 识别方法

①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是地理文化景观中最基本、不可再细分的单元。因此，从微观视角对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特征进一步识别，并根据识别出的景观特征构建其识别指标体系，分为自然类基因和人文类基因。

②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编码与信息链构建。运用类型学原理，参考中国可持续发展信息共享系统和国家资源环境数据库的信息分类编码框架，借鉴N级编码理论对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信息进行编码，并以此构建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信息链。编码从高到低分为门类、大类、中类、小类，通过“字母+符号+数字”的层级代码来实现。门类分为A和B两个大类，中类由数字1~5组成，小类用1-X来表示，通过代码编号，便可以识别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要素，并且能够快速获取多个景观基因之间的类别及其亲疏关系。本文将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分为两类进行编码，即：A自然类基因、B人文类基因。如：A1-1表示大类自然类基因中的地貌形态类的“岛”景观特征。

③地名文化景观基因模型构建与识别。在生物学中，生物的多样性分为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三部分，将其拓展运用到地名文化景观基因模型构建上，同样也具有基因元、基因链和基因形的模型结构。其中，最基本的单位为景观基因元，由多个基因元同大陆架、血缘等关系网按照某一特定的地名文化特征进行排列组合构成地名文化景观基因链，进而组合为基因形。因此，本文将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分为三大部分：景观基因单元、景观基因链和景观基因形。然后借鉴“元-链-形”的生物学模型来构建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的双螺旋结构仿生模型，并尝试利用该模型来对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进行识别（图2）。

3 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编码与信息链构建

3.1 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信息链梳理

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分自然类基因和人文类基因两大Ⅰ级门类，自然类基因分为Ⅱ级五类，包括地貌形态类、水文类、生物类、位置类和气候类；人文类基因分为Ⅱ级五类，包括经济活动类、历史事件类、寓托类、人名类和诗词语言类。对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信息进行分析梳理，采用N级编码对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信息进行双螺旋式编码（图3）。

3.2 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谱系生成

通过特征解构法将南海诸岛地名自然环境基因、陆缘文化基因、宗族文化基因和渔业活动基因进行特征解构，并形成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谱系图（图4）。综合前文基因编码信息链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信息链进行解构式分析，提取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4个，同时构建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谱系DNA碱基序列“A+T+C+G”模型，并由4个基因通过母链DNA繁衍出若干子代地名DNA。4个公共基因在繁衍的过程中呈现南海诸岛地名文化“琼人俗名”的根性四维，即A自然环境基因、T陆缘文化基因、C宗族文化基因和G渔业活动基因，四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谱系。

从自然环境基因识别出方位、地貌、水文和气候4个因子，4个因子间相互交叉重叠体现了自然环境因子中的本底要素，方位中主要以东中西南北等方位来命名，地貌主要以岛、屿、礁等形态来命名，水文主要通过水速、水声来命名，气候主要以反映南海热带海洋性季风、西南季风以及台风等来命名。陆缘文化基因由3个基因元边界轮廓、历史沿革和思想意识组成，产生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携带显著的中华陆缘文化DNA，以中国南海“U形断续线”为界，从共时性和历史性的角度解读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的“边疆心态”，即由自然意义边疆、战略意义边疆、经济意义边疆和文化意义边疆共同组成的边疆“华夷思想”（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继承，具体表现为中国中心主义）。宗族文化基因由宗族特征、信仰特征、活动形式和宗族结构组成，南海宗族文化基因以“渡琼始祖”为历史与逻辑起点，构建宗族谱系与庙宇文化、族长与议事场所，通过海祭、烧香、开堂设宴等活动来崇拜祖先、海神和历史人物，使得南海诸岛地名文化从本土化到移民文化。渔业活动基因由3个基因元民俗活动、游艺活动和海产品类组成，三者间携带共性基因层层递进，南海渔民在渔业生产和航海实践中不断发现和刻录海产方位、海产时空分布及其类型，在每年特定的时间与位置上通过开渔节、龙水节和赶海节等多种民俗活动进行商贸集会、渔歌词、行花街等游艺贸易，从海岛地缘和业缘的角度解析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的遗传与变异（图4）。

综上所述，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呈现一种“遗传”优势，即中华文化与华夏陆缘关系，这种优势在于南海诸岛地名文化基因的根植性上（即根性四维），地方性知识的“根性”，是在自身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发生而且很难改变的集体意识及生活习惯，最终表现为“琼人俗名”。但在“华夷”的过程中会因某种因素的变化使遗传基因无法正常转录，导致地名文化基因的突变，又在综合各种因素作用下实现基因重组，呈现出另外一种基因的结构与表达，但在某种诱发因子的驱动下又从变异回归原生性。因此，将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划分遗传形DNA、变异形DNA和复合形DNA。

4 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仿生模型构建

仿照生物学DNA遗传和变异的过程，结合前文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谱系图，文章以4个共性基因“A+T+C+G”作为基因元，通过基因链（自然通道、社会通道）衔接，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形（图5）。主要通过DNA旋解和聚合实现：①DNA旋解：DNA基因库中的原始基因母链DNA受到内外环境的干扰，当干扰因子超过母链DNA所能承受的限度时致其旋解，分解成两条原始单链DNA；②聚合：两条子链脱离母体DNA后进入新生环境，当子链原生能力较强时，会在新的环境中形成原生聚合酶，使子链重新聚合，形成原生子代DNA即遗传形DNA；当子链原生能力较低时，新生环境基因占据主导地位后形成变异聚合酶，合成变异子代DNA即变异形DNA，随时间推移原生DNA又占据主导地位再次旋解、再聚合，最终形成复合形DNA（图5）。

4.1 遗传形DNA

南海诸岛最先由中国人民发现并命名，在认识、开发和利用南海的过程中烙上了深厚的南海根性的“琼人俗名”原则。据史籍记载，东汉时期，中国人在南海航行与生产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并将其命名为“涨海崎头”，“涨海”为潮水涨退，“崎头”为珊瑚礁体，这个以地形命名的最早出现的古地名成为原始基因母链DNA。唐宋以来，随着航海事业和生产实践的发展，突变的环境导致母链DNA旋解形成两条原始单链DNA，由于南海陆缘文化、宗族文化、自然环境与渔业活动基因根植于地名文化中，在四者相互作用下形成原生聚合酶（根性四维），重新组合成遗传形DNA。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南海诸岛地名依照“旋解-聚合”的模式不断循环，但南海诸岛地名仍以母链DNA为遗传因子不断更续地名。元代“万里石塘”即南海诸岛，是最早明确指整个南海诸岛的古地名；而“九乳螺洲”即西沙群岛，是首次出现专指南海诸岛中某一群岛的专用地名。明代“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清代据方位及《海国闻见录》“四海总图”记载“南澳气（指东沙群岛）”“七洲洋（西沙群岛）”“长沙（中沙群岛）”“石塘（南沙群岛）”等，这是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大群岛的开始，并沿用至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的根性以母链DNA的延续为主，反映母链DNA遗传因子中自然环境基因与人文环境基因的交互作用与影响，以《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的方言“土”地名一致，主要以“沙、岛、礁、东、西、南、中、珊瑚”等“约定成俗”的字（词）“琼人俗名”为主，表现为“古地名”和“土地名”相结合的长时性遗传形DNA。

4.2 变异形DNA

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后，南海国际环境的骤变使得南海诸岛地名被深刻地烙印上海洋殖民意识，打破了中国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根性的“名从主人”原则。1800年英国船只闯入我国西沙群岛海域并进行侵占，将部分岛礁命名并刊行于海军部编辑的航海指南和海图中，随后西方列强为了掠夺资源和海外殖民不断侵占我国南海部分岛屿，在其干扰下南海诸岛地名母链DNA旋解，在外生环境因子的驱使下形成暂时性变异形DNA。表现为：南海诸岛地名主要以英国海洋调查船号、姓名、英国帝王将相称号等命名为主，如：Maccles field Bank（中沙群岛）、Pratas Island（东沙岛）、Fairie Queen（仙后滩）、Tru-ro Shoaf（宪法暗沙）等变异形DNA地名。随着海洋殖民文化与奴役文化的不断渗透，南海诸岛地名不断进行变异“旋解-重组”的循环而不断变异更替。1905年5月（清宣统元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官兵170余人，乘军舰到西沙群岛巡察，对西沙群岛16座岛屿进行了测绘、勘查并逐一命名，这是有记录以来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南海岛屿进行命名，是中国政府拥有西沙领土主权的宣示，开创了官方核定南海诸岛地名之先河。但在二战前后，南海诸岛又先后被日本和法国非法窃取，1939年2月日本登陆海南岛后宣布占领南海诸岛，同年4月正式公布南海诸岛隶属于台湾省高雄市，以日本人名命名东沙群岛称“西泽岛”、西沙群岛称“平田群岛”、南沙群岛称“新南群岛”。同时，法国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称该群岛在1933年被法国占领，并将其命名为“法国新岛（France’s New Island）”，但被日本拒绝。1935年1月出版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一期刊登《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地名对照一览表》，审定公布南海诸岛地名136个，这是第一次较全面地审定公布南海诸岛的地名，但此次命名十分仓促，没有征集各方意见，也未参考已存《更路簿》，忽略清末对西沙群岛的命名，其大部分岛名皆音译或意译自外国人对南海岛屿的命名。该阶段，海洋殖民文化与奴役文化等变异因子使得母链DNA再“再旋解-再聚合”，表现为暂时性变异形DNA。

4.3 复合形DNA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南海诸岛相继回归中国，中国原始性南海诸岛地名基因逐渐苏醒，在聚合酶的作用下遗传形DNA和变异形DNA交互形成变异-遗传复合形DNA。表现为：1947年南海诸岛主权回归中国，广东省政府会同海军部乘军舰赴南海收回日本侵占的南沙和西沙群岛，地名命名以军舰、历史事件、寓托祝愿等“永兴、太平、中业、保卫、永乐”等字（词）为主，同时以《更路簿》中“渔家口称”的琼人俗名“滩、长沙、礁、鬼喊”等字（词）命名也颇为常见，输出稳定性复合形DNA。

20世纪70年代起，南海周边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恣意派兵霸占中国南海诸岛部分岛礁，加之域外大国美日等相继介入，使得南海变异因子复杂化，但因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使得母链DNA的根性逐渐强化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以越南为代表，否定南沙群岛隶属于中国，非法侵占南沙群岛中的29个岛礁，并将南威岛改为“长沙岛（Đảo Trường Sa）”、毕生礁改为“藩荣岛（Đảo Phan Vinh）”、中礁改为“东长沙岛（Đảo Trường Sa Đông）”等，这些“长沙”“东”“藩荣”等字（词）呈现与《更路簿》“土”地名一致的原则，反映了越南渔民也与南海渔民的命名方式相似，“琼人俗名”根性影响深刻。此后，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进行了五次正式命名，体现了“名从主人”和“琼人俗名”的地貌形态、方位、人名、历史事件、经济活动、诗词语言类等命名为主，展现母链DNA在遗传与变异过程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表现为韧性复合形DNA。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在借鉴生物学中基因概念的基础上，将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进行编码合成基因信息链，再次对基因信息链加工处理形成景观基因谱系图，构建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DNA仿生模型，本文通过实例分析发现：

1）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链是自然类基因与人文类基因进行杂交后的融合，反映了自然与人文环境交流中凸显的“中国式多元基因”的优势。

2）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谱系呈现独特的“琼人俗名”根性四维。自然环境基因、陆缘文化基因、宗族文化基因和渔业活动基因是中国地名文化景观基因上根植性的表现，印证了南海历代渔业生产和航海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南海海洋文化的延续。

3）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分为长时性遗传形DNA、暂时性变异形DNA和韧性复合形DNA。“中国基因”以强大的根性四维为基础，在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演变的过程中保留了母链上的遗传DNA，体现了中国地名文化景观基因母链DNA在遗传和表达上具有强大的根植性和稳定性的“名从主人”和“琼人俗名”地名文化。

5.2 讨论

本文在构建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链与仿生模型的过程中，将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景观基因划分为遗传形DNA、变异形DNA和复合形DNA。从三者DNA演化再现中国南海诸岛的“地名化石”（古地名），探索南海诸岛地名的由来与演变，进而印证《更路簿》中“更”与“路”下南海诸岛地名命名的“琼人俗名”原则。从中国南海诸岛地名基因“遗传-变异-复合”的过程中佐证中国对南海诸岛命名的历史性权利，明确南海诸岛主权归属于中国的珍贵文字实录和主要的实物证据。这为研究南海诸岛地名文化提供了一种新思维和新方法。

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存在部分问题有待解决：①地名文化景观基因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生命体，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新物质和新功能的出现，如何将当前变化的新基因及时融入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研究中去还有待解决；②目前关于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的编码和模型的构建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理论和实践有待进一步完善；③如何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建立成熟的大数据共享平台以实现模型的精准识别，进一步体现地名“名从主人”的原则，更有利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与统一，成为后续解决的又一大难题。

作者：王涛，武友德，李灿松

李君，陈长瑶，葛旭瑞，刘宇斯

选稿：宋柄燃

编辑：王玉凤

校对：杨 琪

审订：江 桐

责编：宋柄燃

来源：中国地名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