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凯罗恩的观点并非都令人信服，然而她提出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并在本书中也被提及的问题。另一方面，她在论证中言过其实、走得太远，以至于认为“大区域理论中的嵌入性结构不利于……对长途贸易和海上贸易的研究”。作为对她的回应，人们可以说，事实上正是施坚雅的大区域模型，
尽管凯罗恩的观点并非都令人信服，然而她提出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并在本书中也被提及的问题。另一方面，她在论证中言过其实、走得太远，以至于认为“大区域理论中的嵌入性结构不利于……对长途贸易和海上贸易的研究”。作为对她的回应，人们可以说，事实上正是施坚雅的大区域模型，触发了罗威廉对长途贸易的观察和滨下武志对海上贸易的研究。我也发现，是施坚雅的研究鼓励了我着手从事长途贸易的研究。另一方面，凯罗恩呼吁，应对作为机制和推动力量的人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很有见地的。除非我们对中国企业家、批发商、商人以及其他长途贸易从业者有更为充分的了解，否则我们又如何能勾画出长途贸易的边界呢？除了回溯考察商品在各级城市间的上下流动，以及在各大区域内部和之间的非个人流动（就像施坚雅已做过的那样），对跨越大区域边界（见第二章和第四章）、战时的敌我边界（见第五章）以及国界线（见第六章） 15的贸易协定谈判的高度个人化过程进行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考察行会、朝贡贸易体系和其他的制度性构成（正如罗威廉和滨下武志所做的那样），有必要关注那些从事交易并在商业流通系统各层级之间传递信息的中介人。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作为机制和推动力量的人在塑造长途贸易边界的空间时所采用的方式，在 20 世纪和 19 世纪是否有不同之处？施坚雅、罗威廉、滨下武志和其他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提供的是 19世纪的基准，而直到目前为止，专家们在研究 20 世纪中国和东南亚时并没有依照他们的方式行事。THE END原标题：《列文森中国研究奖获奖作品｜中华药商：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文化》 来源：二哈爱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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