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珍藏 | 启功先生关于公主坟的信函

摘要：时间流驶至公元二〇二五，著名文献学家、书法家、我校中文系教授、可亲可敬的启功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笔者搜罗馆藏，拜览20世纪60年代启功先生致陈乃乾先生手札一通。这是我馆2016年从拍卖会购买的一件藏品。兹将信函内容全文誊录，略加考释。谨撰小文，缅怀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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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期

启功先生关于公主坟的信函

时间流驶至公元二〇二五，著名文献学家、书法家、我校中文系教授、可亲可敬的启功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笔者搜罗馆藏，拜览20世纪60年代启功先生致陈乃乾先生手札一通。这是我馆2016年从拍卖会购买的一件藏品。兹将信函内容全文誊录，略加考释。谨撰小文，缅怀启功先生。

前承询及西郊“公主坟”是何人之墓问题，近晤功世交张老先生润普（北京文史馆馆员，年八十五）。此老于北京掌故甚熟，且其祖茔即在公主坟之北，解放前曾屡次游览此古迹。据云，此坟两座，一为清初简纯亲王济庆之女，世祖抚养于宫中，下嫁科尔沁亲王班第，封端敏固伦公主；一为高宗第三女，下嫁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封和敬固伦公主。此二人俱长居北京，故卒后葬于西郊。其二坟各有院墙，宫门微有前后之差，以示长幼之别，云云。今以发掘情况印证，其所云或当不误。又云，前某年《北京晚报》曾谈此坟是孔四贞之墓，张老先生即拟投函辩驳，后竟无果。但不知道此孔四贞之说，由何而来也。知此问题先生颇有兴趣，用敢奉闻，亦谈助也。专此，即颂撰安。

后学启功谨上

四月十二日

此函首句揭示了写信原因：陈乃乾先生询问启先生“公主坟”是何人之墓。陈先生为何要问启先生这个问题，又是什么时候问呢?笔者从《陈乃乾日记》中找到了答案。

陈乃乾（1896-1971)，名乾，以字行，浙江海宁人。历任上海进步书局、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编辑，中国书店经理，上海通志馆编纂，即国民大学等校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编纂、上海革命烈士纪念馆馆员。1956年调往北京，先后任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编辑。陈乃乾一生致力于古籍整理，是学问精深、成果丰硕的文献学家。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索引》《清代碑文通检》《上海地方志综录》《室名别号索引》等十数种文史工具书，迄今为学界所重。他还影印出版了《清代学术丛书》《经典集林》《百一庐金石丛书(十种)》《周秦诸子斟注（十种）》《曲苑（十四种）》《汉唐地理书钞》等数十种丛书，为秘籍延寿，为读者造福。

纵观《陈乃乾日记》，可知陈先生交游广泛，兴趣亦广泛，凡古今历史地理人文典故，均有系于心。

1966年3月11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公主坟因筑路发掘，中有男女两棺，则非孔四贞矣。” 按：1965年7月1日，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一号线）开工。翌年春，修至复兴门外，遇到公主坟。地铁取直，须挖掘坟墓。公主坟的地面建筑如围墙、享殿均被拆除，地宫也被清理，部分文物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尽管陵墓已不存，但“公主坟”作为地名沿用至今，成为北京西三环的重要交通节点。当时限于技术条件，对地宫采用明挖法（先将地面挖开，在露天情况下修筑衬砌，然后再覆盖回填的地下工程施工方法），这一过程即陈先生所言“筑路发掘”。于是乎，公主坟完全暴露于世。陈乃乾先生留心历史文物，闻此消息，即在日记加以记载。

第二日（3月12日）陈先生又在日记记载：“函启元伯、孙助廉及古籍书店。” 遗憾的是，他未记载信函所言何事。

3月20日又记载：“上午启元白来。”

根据以上信息，陈先生就公主坟掌故问询启功先生的时间，要么是在3月12日，要么是3月20日。启先生是清代皇室后裔，于满清历史、文化、习俗、掌故颇为熟悉，在学界是众所周知的，所以陈先生就公主坟问题咨询启先生。

4月13日，陈先生收到了启先生来信，他在日记中抄录了信函的主体部分：

启先生信函所言“前某年《北京晚报》曾谈此坟是孔四贞之墓”之文，出自1962年11月3日第3版。作者冯谦，题名为《八王坟与公主坟》。此文是笔者目前查到的将公主坟墓主定为汉族公主孔四贞的最早的文字资料。

《北京日报》1962年11月3日第3版刊发的《八王坟与公主坟》

由于《北京晚报》的影响力，此文流传广泛，影响长远。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公主坟墓主为孔四贞的说法依然流行。《北京风俗散记》第一集《历尽沧桑的公主坟》（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刊物《紫禁城》上发表的文章《清朝汉族公主—孔四贞》（1983年第6期）、《人民日报》文摘《北京的“公主坟”》（1991年11月10日），都指出公主坟即孔四贞坟。

陈乃乾先生当年得知发掘出的公主坟里头有男女两棺，便断言绝非孔四贞的坟墓。根据史实，笔者猜测陈先生的判断依据有二：一、孔四贞丈夫孙延龄在广西被杀，很可能尸骨无存；二，即便留下尸身，因孙延龄对清廷不忠，清廷视其为“逆贼”，绝不可能迎纳其尸入京。

实际上，民国时期，马芷庠主编、张恨水审定、张次溪题名的《北平旅行指南》（北平经济新闻社，1935年初版）明确指出：“孔王坟在阜成门外里许，下关铁道北……孔公主坟在孔王坟之西，宝顶作朱红色，俗称西花园。公主名四贞，孔有德之女……康熙五十二年，孔四贞薨，年九十七，赐葬于孔王坟迤西。”此书三位责任者均久居北京，精于典故。马芷庠还延揽多位“于平市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知之尤详” 的朋友参加编写工作，故此书可靠性高。此书出版后，一些报章文章如《西花园与孔王坟、公主坟》（《盛景时报》1936-1-14）也介绍了孔公主坟，明确了孔公主坟在阜成门外孔王坟西，与本文所言的公主坟是不相混淆的。

那么，今复兴门的公主坟，到底埋葬的是哪位（些）公主呢？

启功先生第一时间未能给出回答，他找机会请教了时年85岁的北京文史馆馆员张润普老先生。

张润普（1882-1967），满洲镶白旗，原名张佳氏，世居北京。清末举人，曾任户部主事、江西监理官等职。辛亥革命后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等职。1954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有《曼殊谈往》(稿本，藏民族图书馆)、《燕京见闻录》(稿本，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等著作及《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的回忆》《西原借款》《漫谈北京的桥》《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等文章。

张老先生说：公主坟墓主为顺治皇帝的养女端敏固伦公主和乾隆皇帝第三女和敬固伦公主。两者都嫁给蒙古科尔沁部落首领的后代，但长居北京，故死后葬于北京。张先生祖茔在公主坟北边，所以很早就听闻过相关掌故。

启先生向陈乃乾先生转达了张老先生提供的信息后，指出“其所云或当不误”。这一措辞，既流露出对前辈学者的重视，也含蓄保持了审慎存疑的学者态度。毕竟，孤证不立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

学界目前关于公主坟墓主话题，有两篇重要文献，一是林勤《我所知道的公主坟》（《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1984年），林勤指出公主坟是他家祖坟，持有地契。一是王同祯《公主坟琐考》（《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2004年）。王文基于林文并进行了一些考证，内容更为翔实。

这两篇文章表示：该坟墓东边埋葬的是清仁宗（嘉庆皇帝）第三女庄敬和硕公主（嫁蒙古科尔沁部亲王索特纳木多布济），西边埋葬的是清仁宗第四女庄静固伦公主（嫁蒙古土默特部贝勒玛尼巴达喇）。两位公主均去世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相隔仅两个月，故葬于一处。

目前网络上流行的对公主坟墓主的介绍，都不出这两篇文章范围。

林勤（1915-1994），庄静固伦公主第五代孙，蒙古名博尔吉特氏林勤多尔济，1940年代留学早稻田大学，攻政治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曾任雍和宫管委会主任。

（左图为积水潭医院内景。该处清末称棍贝子府，为林先生祖上府邸。）

然而，笔者查阅清光绪间编纂的《大清会典事例》，同治十三年（1874）清穆宗（同治皇帝）曾对“西陵附近”的庄敬和硕公主、庄静固伦公主……等公主墓、亲王墓、大学士朱珪墓“均遣官祭酒”。根据这则史料，庄敬和硕公主、庄静固伦公主的坟墓，离清西陵（今河北保定市易县境内）不远。

《清史稿》则明确指出两位公主葬于王佐村（见下图）。王佐村，在今北京市丰台区西部的王佐镇，清代属于京城西南郊野。清嘉庆十三年（1808），皇储旻宁（后来的道光皇帝）的嫡福晋钮祜禄氏薨逝，先葬于此地。三年后，两位公主（和福晋是姑嫂关系）去世，也葬于此，是合乎情理的。

王佐村与清西陵周边地区尚有一百公里距离，并非同一个地点，所以上面两条史料似有冲突。但是，它们也都和今北京西三环的公主坟不是一个地点。要证明西三环公主坟里埋葬的是庄敬和硕公主、庄静固伦公主，尚需更加明确的证据。换个角度说，公主坟里埋葬的是谁，有待重新追问。

启先生信函提供的张润普先生的说法，不一定正确，仍值得参考。遗憾的是，笔者尚未找到有关端敏固伦公主（按：正确写法应是固伦端敏公主，原因见上图右下角）、和敬固伦公主死后葬于何处的原始文献。值得注意的是，和敬公主的丈夫，是端敏公主的嫡孙，她们都嫁给科尔沁部落首领。假若她们在北京的陵寝同在一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