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来海南旅游的时候，我人还没到，出发前下单的东西已寄到了下榻的酒店。现代快递物流的速度快得惊人。可绍圣四年（1097年）的海南，在北宋版图上是“鸟飞犹是半年程”的化外之地，瘴气弥漫，草木荒疏，连笔墨纸砚都需从大陆辗转捎来。站在海南的码头边，我总忍不住好奇：在这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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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海南旅游的时候，我人还没到，出发前下单的东西已寄到了下榻的酒店。现代快递物流的速度快得惊人。可绍圣四年（1097年）的海南，在北宋版图上是“鸟飞犹是半年程”的化外之地，瘴气弥漫，草木荒疏，连笔墨纸砚都需从大陆辗转捎来。站在海南的码头边，我总忍不住好奇：在这近乎隔绝的环境里，被贬谪儋州的苏轼，是如何与外界牵起线的？

李一冰先生在《苏东坡新传》里写过，苏轼刚在海岛登岸，琼州通判黄宣义便来谒见，他当即把邮递之事郑重托付给对方。这份托付并非空言，苏轼在给郑靖老的信里说得明明白白：“迈书附琼州海舶或来人之便，封题与琼州倅黄宣义托转达，幸甚也。见说琼州不论时节有人船便也。”

原来，这位琼州通判，成了苏轼与大陆相连的唯一“驿站”。是黄宣义，用自己的古道热肠，为苏轼搭起了一座横跨海峡的“书信中转站”。

一、跨海情谊：“中转站”里的温暖担当

黄宣义在正史里没留下详细传记，名字却几次出现在苏轼居儋时的尺牍中。他时任琼州通判，管着当地的刑狱与民政，是海南少见的中原官员。苏轼与他本无早年故交，这份交集，全是贬谪路上的“患难相扶”。

新党对旧党贬谪者的打压有多严苛？与苏轼通信稍不留意，便可能被贴上“同党”的标签，卷入政治漩涡。可黄宣义偏愿冒这份险，他心里装着对苏轼才华的敬重，更藏着士大夫“患难见真情”的道义。海舶靠岸时，他总要亲自检视那封封寄往儋州的信函；苏轼写好的信派人送到通判府，他便找可靠的差役或海商，仔细托付过海峡。他的官署，悄悄成了苏轼的“私人邮局”。

正是这份担当，让苏轼在海南的三年没真正与世界隔绝。这座由私人情谊搭建的“中转站”，没有驿站的旌旗，没有邮差的铃铛，却用最朴素的方式，为一位流放者牵起了与人间的联结。历史也因此记住了一个原本无名的琼州通判。

二、四类尺牍：藏在书信里的海南岁月

受当时政治环境和地域限制，苏轼在儋州的朋友圈比在大陆时窄了许多，有书信往来的不过20人，存世的尺牍约40札，数量只及黄州时期的六分之一、惠州时期的五分之一。可这些零散的信笺，像散落的拼图，拼出了他在海南的生活点滴，也装着他的喜怒哀乐。

（一）至亲书信：手足与父子的“平安符”

和弟弟苏辙的通信，是苏轼海南书信里最沉的分量。那时苏辙被贬在循州（今广东龙川），兄弟俩隔海相望，信成了互报平安的唯一办法。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写：“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这段关于苏轼筑屋的细节，正是从苏轼的家书中得来，与苏轼在《与程秀才三首之一》里的话对上了：“去岁僧舍屡会，当时不知为乐，今者海外岂复见。……仆离惠州后……近与小儿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

苏轼给儿子苏过的信，则满是烟火气。苏过是唯一陪他贬谪海南的家人，曾短暂回大陆筹措物资，父子间的信便成了“家务清单”。苏轼在《付过一首》里嘱咐：“吾平生无嗜好，独好佳笔墨。既得罪谪海南，凡养生具十无八九，佳纸墨行且尽。至用此等，将何以自娱，为之慨然。”他也会写生活里的小事：“近日与黎子云兄弟饮酒，得生荔枝数颗，味甚美。”没有宏大议论，只有琐碎家常，却成了苏轼在绝境里最稳的情感支柱。

海南省博物馆苏轼像。

（二）友人书信：物质与精神的“双援助”

友人的信，既解燃眉之急，也暖心底之寒。郑靖老当时在广东任职，多次给苏轼寄来书籍、米粮和药材。苏轼在给郑靖老的信里说：“忽得来教，释然，又得新诗，皆秀杰语，幸甚幸甚！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字里行间全是感激。

程秀才也常寄来茶酒纸张，还有米、药、姜糖这些生活必需品。苏轼初到儋州时那句“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的感慨，第一个听的人就是程秀才。苏东坡在《纵笔三首》里写“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余”，朋友每一次送来米药，对他而言都像大旱时盼来的云霓。

（三）地方官员书信：高压下的“特殊庇护”

苏轼和昌化军使张中走得近，还为他写过好几首诗词。在《和陶答庞参军·三送张中》里，苏轼夸他“少诵十三篇，颇能口击贼；胸中存谋略，戈戟亦森然”，满是欣赏。张中在任时，帮苏轼派兵修葺驿舍、送酒食，解决了不少实际难题，最后却因此受了朝廷惩处，被贬到雷州。现在虽没找到苏轼给张中的信，但文献里记着，张中曾为苏轼带来雷州知州张逢的信，苏轼前后给张逢写了6札。信里的语气慢慢变了，从最初的“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书瞻望，又复怅然”，到后来的“新酿四壶，开尝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风，逐客何幸得此，海错亦珍绝”，能清清楚楚看到他从悲伤走向旷达的痕迹。

（四）学子书信：文化传承的“种子火”

苏轼在海南最了不起的事，是点燃了这里的文化火种。他开办讲堂，教黎族子弟读书写字，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都曾是他的学生。现存苏轼给姜唐佐的信有六则，第二则里写：“长笺词义兼美，穷陋增光。病卧不能裁答。”字里行间是真心的赞赏，收到学生的作品，连自己的陋室都觉得添了光彩。第五则里，他听说姜唐佐要去广州，又忍不住叮嘱：“知非久适五羊，益广学问以卒远业，区区之祷。”那语气，像长辈对晚辈的殷切期盼，更像一位文化巨匠，在为海南的文化未来铺路。

那些从大陆辗转来的信，像黑暗里的光，一下子就能照亮他的日子。如苏辙的回信总是最及时的。他会在信里说家里的近况，消除兄长思念之情。也会和苏轼聊读《史记》心得，更多的是诗文唱和，让苏轼心里暖烘烘的。郑靖老的回信则满是实在的关怀，托海商寄来的米粮、药材和书，不光解了苏轼的生活难题，更让他知道：你从来没被遗忘。

海南省博物馆苏轼像。

三、苏门学士的沉默：高压下的“隐形牵挂”

苏轼在海南的书信里，有个让人费解的地方：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他的直接书信往来特别少，现存史料里几乎找不到他们这期间的通信记录。这不是因为情谊淡了，而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实在太严酷。

绍圣年间新党执政，对旧党成员的打压到了顶点。苏轼作为旧党领袖被贬海南，已是“罪大恶极”，和他通信就是“踩雷”，随时可能被弹劾。苏门四学士那时的日子也不好过：黄庭坚被贬到宜州（今广西宜山），秦观被贬到雷州（今广东雷州），张耒、晁补之也被罢官闲居。他们不是不想给苏轼写信，是不敢——一封信，可能让自己陷得更深，甚至连累家人。

苏轼书札。

可沉默不代表遗忘。他们内心一直暗暗牵挂着苏轼。秦观在雷州，得知苏轼遇赦北归的消息，曾写信表示想见老师一面。苏轼在《与秦太虚》第六简中回信：“某书已封讫，乃得移廉之命，故复作此纸。治装十日可办，……约此月二十五六间方可登舟。并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风色过渡，一日至递角场，……若得及见少游，即大幸也。”

秦观在雷州时写过“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那字里行间的牵挂，明眼人都能读懂。后来苏轼北归途中听说秦观去世的消息，悲痛得不行，写下“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的祭文——两人虽没通上信，心却一直贴在一起。

黄庭坚在宜州时，曾跟友人说：“子瞻在海南，处境艰难，吾虽不能与之通信，却每日读其旧诗，以解思念之苦。”张耒则在《悼东坡先生》里写：“公在海南天尽头，我游东鲁门之幽。平生契阔今已矣，空对诗文忆旧游。”诗里清清楚楚提了苏轼在海南的经历，可见他一直盯着苏轼的消息。

这些“隐形的牵挂”，比直接的书信更让人动容。政治高压下，苏门学士们选择了“沉默的守护”，在心里为苏轼留了一方天地。这份“不言自明”的情谊，恰恰印证了苏轼的人格魅力——就算身处绝境，他还是弟子们心里的精神领袖。

四、绝境里的突围：“中转站”给我们的启示

吹着今日海南的海风，再读那些穿越千年的尺牍，才懂这座“书信中转站”藏着的深意。

情感联结从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绝境里的“生命线”。苏轼在海南的三年，若没有黄宣义的中转，没有家人、友人的书信，他或许早就在孤寂里消沉了。正是这些跨越海峡的信，让他沐浴着人间的温暖，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原来再难的处境，只要有人牵挂、有人惦念，就不算真正的绝境。

文化传承则是苦难里的“升华剂”。苏轼在海南，不光用书信和外界对话，更用书信、用讲学，把中原文化带到了这片荒蛮之地。他教黎族子弟读书，为姜唐佐这些学子答疑解惑，这些事看着小，却点燃了海南文化的火种。他没被“贬谪罪臣”的身份困住，反而借着文化传承，成了“海南文化的开拓者”。原来苦难从非终点，若能把苦难变成创造的动力，就能实现精神的突围。

还有苏轼的豁达心态，那是逆境里的“指南针”。他的信里也有对生活困顿的抱怨，可转头就能在“出无友”的环境里，和黎族百姓一起喝酒吃荔枝；能在“无书可读”的困境里，安安静静修订《易传》《书传》。这份“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通透，让他在逆境里始终没丢了内心的平静。原来面对困境，心态的选择最关键——若能笑着接纳，就算身处绝境，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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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