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阿富汗的女人,过上了想要的生活吗?

B站影视 欧美电影 2025-10-10 17:32 1

摘要:在“梦想之地”美国,她从大学老师变为仓库系统维护员,住在“有数百个室友”的老旧公寓里。由于创伤,她一度说不出话,一提笔就掉眼泪。“美国跟我想象的不完全一样......但作为一个阿富汗女人,我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

扎赫拉在史蒂夫·麦凯瑞摄影展

自 2021 年塔利班全面控制阿富汗,已经过去四年。这四年,女性被禁止接受中学以上的教育,不能工作,出行受限,连和亲属外的男性对视也是违法的。

逃离——成为许多阿富汗女性的心愿,也是外界眼中最好的选择。

不过,成功出逃后,就能过上想要的生活吗?今天的故事主角扎赫拉,一名在伊朗出生,在阿富汗工作,又逃亡至美国的 39 岁女性,还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在“梦想之地”美国,她从大学老师变为仓库系统维护员,住在“有数百个室友”的老旧公寓里。由于创伤,她一度说不出话,一提笔就掉眼泪。“美国跟我想象的不完全一样......但作为一个阿富汗女人,我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

今天单读分享入选者丁海笑的作品《扎赫拉》的第一篇,《马蒂斯的游泳池》,聚焦扎赫拉在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后成为在美阿富汗难民的生活。明后两天,单读将继续讲述她的故事。

本文获得 单向街基金会“水手计划”支持 。

撰文、摄影:丁海笑

伊利诺伊州今年的春生得早,格伦埃林湖的水面正熠熠发光,层层碎浪像麦芒一般摇曳,几只林鸭蹲在浮筏上,荡来晃去。湖畔周围漫游着美洲各地的山胡桃、棉白杨、北美白橡、西伯利亚榆,枝桠枯得发白。树下,长椅上嵌着纪念往生者的金属铭牌——“筑碑”的认捐价格是植树 1000 美元,置椅 4500 美元。

风呼啸着,湖滨的船屋,健行、牵狗、遛娃的路人,警告红翅黑鹂袭击的提示牌,双颊和脖颈被晒得透红、蓄着络腮胡须的白人园艺工,垂钓者与他父亲留下的泛着银光的初代庞蒂亚克“火鸟”,湖边独坐、暗自抹泪的少女……眼下的一切,让我想到了瓦尔登湖。五点太阳就微黯了下来,生活总算落入平静了,给予我们短暂而乏力的喘息。

格伦埃林湖

几个月前,扎赫拉获得美国人道主义庇护资格刚满一年,正式递交了绿卡申请。作为七万余名逃亡美国的阿富汗难民之一,过去的两年半是她最忐忑不安的时期。

她目前的身份是“Alien”——外国人,这个词汇在英语里也被用来指代“有着绿色天线的外星生物”。过去十年间,“Alien”被认为是对移民的歧视性词汇而被部分州从法律用语中剔除。2021 年,美国总统拜登下令所有联邦移民部门禁止使用“Alien”来代指移民。

但在所有的政府记录里,扎赫拉的身份状态仍是“Alien”,外国人登记号是以“A”开头的一串数字,因此又被称作“A 号码”,它会永久地存在于她的庇护批准书、工卡、驾照上,最终还会被印到绿卡上,直到她成为美国公民的那一天。

“如果我是‘外星人’,那我的飞船在哪里呢?”

格伦埃林村位于芝加哥都会区,人口不到三万,早期的欧裔移民在此留下超 150 年历史的屋舍、农场、公园与铁路。村里的制高点是市民中心的钟楼、教堂的尖顶和一座洋葱形状的巨型水塔——在北美你很难不注意到这些奇形怪状的功能性建筑,它们被装扮得像是一座座飞船发射台。

格伦埃林是芝加哥周边的一个理想的通勤村,在一份 1914 年的土地广告上,有人曾这样形容过格伦埃林湖周边的待售地块——“万树丛中的别墅区”,地产商的宏图在百年之后终于得以实现。而另一句宣传语则写着:“ 37 分钟到达芝加哥的心脏地带。”当时的火车速度竟比现在的还快 3 分钟。

两条市郊铁路曾并行于格伦埃林。通勤铁路被认为是芝加哥城市发展模式的典范,它像章鱼爪一样连接着中心与市郊,解决了市郊上班族的通勤问题,带来了沿线乡村的繁荣。城市社会学中著名的“同心圆模式”就是社会学家伯吉斯(Ernest Burgess)以芝加哥为模型提出的,后来也影响了中国的许多环状城市。而如今人人有车,原本代表先进技术的大三轨(Great Third Rail)铁路遭到废弃,变成了横垮伊利诺伊州的“草原绿道”——格伦埃林人的健走步道。

村里的居民平易近人,作息规律,不同于芝加哥街头那些易怒、酗酒的城里人。他们恪守着勤勉工作的新教伦理观——“完成上帝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至白昼隐退”。这里直到 2013 年仍在部分实施着宗教法令——蓝法(Blue Law),限制在礼拜天销售酒类和汽车,几乎所有店铺都会在周日提前结束营业,大街上空无一人,像极了末日电影中的场景。

主街两侧有意式餐厅、日本料理、泰国餐厅、美式早餐店、墨西哥餐馆、奶酪屋、鸡尾酒餐吧……每到周五下午的“欢乐时光”,男人们纷纷坐在酒吧的高脚桌边享用一杯银子弹啤酒,女人们围在街角的奶酪店品尝葡萄酒,享受着橱窗探望者的凝视……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下一周能够更好地投身于赚钱的事业。是啊,格伦埃林主街的灯杆旗上明白地写着:“格伦埃林,通往财富的市区!”

和附近村镇一样,格伦埃林的白人比例占了人口的八成。扎赫拉的父母第一次来格伦埃林看望女儿时,无比惊讶地感叹道:“这里竟然没有‘移民’。”她父母言语中的“移民”指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法移民或难民——否则,有谁会愿意主动离开自己的故土呢?

扎赫拉今年 38 岁(注:2024 年时),身材比我初见她时——那已经是十一年前了欸——发福了不少,骨盆有了明显的前倾,面部皮肤松弛,脂肪在下颌处逐渐堆积,乌黑的瞳孔时常透出疲意。她的颧骨很平,发色深褐,跟蒙古族很像。村上的居民从未见过真实的阿富汗人,有时她会被误以为是墨西哥人。

“这里的美国人很少了解外面的世界,军人除外。”

她曾与一位本地的白人约会,对方时而会自以为是地抖点机灵——抑或说是美式幽默,跟她冒几句西班牙语。即便在她再三表示自己是阿富汗人后,对方依旧疑惑不解地说道:“那不就在厄瓜多尔旁边吗?”我想起一个老式调侃——在普通美国人眼中,世界就等于中南美洲,再加上一半说法语的加拿大。

还有次她对一位美国人自我解嘲地说道:“我的人生故事足以拍成一部美剧。”对方却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还一本正经地回答道:“你完全可以一试,网飞助你实现梦想。”

扎赫拉在格伦埃林湖

扎赫拉刚来美国的时候,住在水牛城的父母家里,自从他们流亡海外,已经十年未见了。他们的家位于水牛城的郊区,偏远、僻静,行人稀少。朋友也离得很远,至少隔了有 7 小时的车程。

扎赫拉饱受失眠、噩梦之苦,时常以泪洗面。她试尽各种方法来转移注意力——听播客、散步、阅读和看动画片。好几次她在朋友的鼓励下,打算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可每当她一提笔,脑袋便一片空白,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和父母同住的问题在于他们不离左右,毫无隐私可言,她无法专注于写作,于是办了张图书馆会员卡。

——“我试着写了一些,接着就陷入到好几个小时的沉思,结果不是掉眼泪,就是陷入悲伤。”

——“我和一位朋友聊起过这件事,告诉她这有多难。她为我引荐了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心理学家说:‘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在试图遗忘那些让你不愉快的经历,而你却强迫自己把一切细节都写下来,记得清清楚楚。’她建议我,如果觉得某件事让我很痛苦,可以简单地记录几句,然后就不要再管它了。”

因为“创伤记忆”——来自心理学家的说辞,扎赫拉仍然沉湎于恐惧之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说不出话来,我已经忘记了所有的语言,所有我能说的语言。”

父母无法理解她的悲伤,他们不曾经历那场“喀布尔大逃亡”(注: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后国际人士与部分阿富汗人的撤离行动),不知道她如何来到这里。或许他们早已习惯了苦难,无法和她产生共情,反而责问她说:“哦,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呢?你的桌上摆满了食物,你睡在屋檐之下……”

父母来美国已近五年,仍然不会说英语,也没有工作能力,只能靠照顾残疾的儿子,领取社会救济为生。他们所居住的街区并不安全,刚搬到这里不久,有一次父亲大白天在家附近散步,结果被人给抢了,从此便很少出门。

“父母不让我外出,他们总是管着我,不断给我打电话,问我去哪里、和谁出去,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在阿富汗独自生活了很多年,很难再被家人管束,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几个月后,她宣布要搬出去住,这让父母非常恼怒,父亲一度拒绝同她说话。

曾驻阿富汗的美军士兵有一个私密的聊天群,他们将求助者的信息群里,以此来挑选帮扶对象,有孩子的家庭优先,因为扎赫拉是一名独身女性,也有不少人愿意来帮助她,这多少取决于扎赫拉讲述的“故事内容”。在群友的协助下,扎赫拉申请到附近的一处慈善公寓,住户多是有教会背景的年轻白人志愿者,四人合住一间,月租只需 350 美元。

那阵子她的工卡也下来了,一名退伍士兵帮忙介绍了一份线上工作——为仓库管理系统编写使用手册,收入勉强能支撑日常开销。远程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公司将她派驻到伊利诺伊州一家销售厨具的客户那里,原计划只待半年,半年后对方决定跟她签订雇佣合同。

初到伊利诺伊州时,公司安排她住了一个月的酒店,因为租不到房,她又搬去一间廉价的汽车旅馆,去哪都得让同事接送,很不方便。由于她没有 FICO 信用分(注:美国使用最广泛的个人信用评分体系),找房子特别难,多亏教会的一位教友出面提供担保,才租下了现在这处地方。

“我这辈子都是在大学里当老师,现在却突然成了一名仓库系统维护员,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

语言是第一难关,虽然大学主修英语文学,但当她真正踏入美国公司时,却突然变成了哑巴——“我几乎失语,开口说话都困难,毫无自信,总觉得别人听不懂我说话……心理咨询师说那是我自己的错觉,‘我们完全能理解你,但你失去了自信,因为新的环境、工作,新的一切’。”

其次是她不明白人们谈及的种种事物,比如对方说她没有信用记录,她当时完全不懂什么是信用记录。又比如当有人问她:“你不会开车吗?”她也只能无奈摇头。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但她连练车的条件都不具备。

在格伦埃林,没有车寸步难行,附近连个便利店也没有,公交只在工作日运营,一小时一趟,通往州级公路旁的大型连锁超市。网购就更别提了,其便捷度还不如世纪之初的邮寄目录。

她取得驾照后第一时间就到处找车,最后托了朋友的朋友,相中一辆车况不佳的银灰色本田,车身布满凹痕,档位指示灯永远都是“N”档,童锁自动上锁,只能手动解除。这辆车以 5600 美元成交,后来小修又花了近千美元。疫情之后,什么都在涨价。

这份工作让她感到乏味——八点上班,五点结束,其间不允许抽烟、听歌或闲谈,一切都按部就班,犹如恪守戒律。日复一日。

这里的同事之间都很疏离,下班后回到各自的街区,开启完全不同的生活,几乎没有交集。扎赫拉渴望能与他们有更多的往来,至少与其中的一两位。有次,住在附近中产社区的男同事约她吃饭,他是个本地的白人,离过婚。扎赫拉精心打扮地赴约,却发现这只是一次礼节性聚餐,结束后各付各账,这让她倍感失落。

“和白人交流起来很难,他们对贫穷、移民、战争、贫民窟一无所知,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我也不了解他们的文化,没看过他们看的电影,没听过他们听的歌,不懂他们的烦恼。”

扎赫拉在美国家中

她只跟其中一位巴基斯坦裔同事走得比较近,他是在美国长大的移民二代,故乡在印巴交界,父亲 35 年前到了美国,身份合法后把家人都接了过来。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无论是爱尔兰人、犹太人,还是墨西哥人、印度人,各有各由,一代又一代地涌入这个“永未完成的国度”。

平日,巴基斯坦朋友会送来一些午餐或晚餐,有炖豆、手抓肉、馕、米饭等,或出自母亲的厨房,或来自芝加哥各地的餐厅。他还通过食物银行(注:美国社会中对抗饥饿问题的全国性组织体系)为扎赫拉带去一些免费食物,通常是商店的临期食品,比如滞销的核桃仁、番茄罐头、三文鱼罐头、咸味花生、水果和一些低卡的营养类食品,但极少有肉类、鸡蛋等美国人的三餐必需品。

扎赫拉喜欢核桃仁,因为那原产自中亚。她讨厌奇怪的营养沙拉,会把生食沙拉倒上油翻炒一番。她的橱柜里摆着各式香料:孜然粉、肉桂、葡萄干、芫荽籽粉、胡椒粉、姜黄粉,偶尔她会用它们来烹饪一顿阿富汗的国民美食——卡布利普劳羊肉抓饭,要花上将近两个小时。“那里做什么都很慢。”

除了每月一期的读书会,扎赫拉的大部分朋友都来自教会。“他们帮我做了很多事。一人教我驾驶,一人载我去 Jewel 超市采购,一人早上送我上班,一人下午接我回家……直到我拿到驾照,他们帮了我有足足十个月。”

“教会的朋友也是那位退伍老兵介绍认识的,同事来机场接我的那天,他们的人也来了,之后就一直在帮我。”教会对她的帮助都是无偿的,唯一的请求是为教会的宣传片出镜,以体现教会之仁慈。“这会使他们良心上好受一些。”

“他们靠慈善来赎罪,而我是被选择的,还有很多人几乎每周都去教堂,他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扎赫拉对宗教仍然持保留态度,坦言自己并不喜欢去教会,但有时候又喜欢教堂的那种氛围。“在教堂里可以看到不同的人,能看到其中一些熟悉的面孔,我可以和他们交谈,感觉自己和人们有所连接,我不想格格不入……”

教会的摄制组每隔几个月就会来对她采访一次,有一回临拍摄前,她忐忑地问我他们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因为我更有访谈经验。我说如果教会需要你信上帝,你会怎么选择,她肯定地回答道,自己已经离开一种宗教了,为何要踏入另一种?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他们在海滩上建造了这些沙堡,而每一波来袭的海浪都会把它们冲走,于是你又造了一个,另一波浪来,又把它冲毁了,或者被人一脚踩碎了……所以我的信仰就像是这些沙堡一样,每当我相信它,它就会轰然倒塌……”

“起初我信仰伊斯兰教,笃信他们所告诉我的一切,但当我进入大学之后,那些信念完全消失了,因为我看见了其他人,接触到不同的观点与文化。后来我去了阿富汗,又目睹了那里的腐败。最后我来到美国,过去所相信的一切统统崩塌了。你从内而望,曾经通过电影建构起的高大、美丽的美国人形象也从此粉碎了……”

在我见到扎赫拉之前,或许更早是在我抵达的那一刻,美国的幻象便骤然消失。我看到的美国存在着几种世界——好莱坞所精心营造的、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的,以及街头所呈现的。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了时候,没有赶上那个人人逐梦的黄金时代。

扎赫拉目前住在一栋老旧的单身公寓里,位于格伦埃林主街的边缘,再往前不远就到了市政路灯的尽头,与杜佩奇郡的首府惠顿相邻。门前一条宾夕法尼亚大道沿着铁路蜿蜒,与惠顿的学院大道首尾相连——因跨越了县级行政区,一条路拥有了不同的路名。沿途是一溜色彩单调、缺乏生气的集体公寓、私人村舍与汽修厂,像美剧中电锯狂人出没的场景,建得比格伦埃林湖沿湖一带要凋败许多。

学院大道穿过一片洁白的欧式建筑群,那是一所成立于 1860 年的著名福音派基督教学院——惠顿学院,被誉为“福音派学府中的哈佛”,感觉比惠顿的治所都要来得气派,学院的校名总是伴着校训出现:“为了基督和他的国。”扎赫拉曾在那里的葛培理中心礼堂看过一场舞蹈表演,那次是受了一位中国留学生的邀请,演出结束后对方即问扎赫拉是否考虑改信基督教。

扎赫拉的公寓有着一个优雅的名字,“绅士庄园”。这座建于 1974 年的砖红色建筑从内到外透露着设计师对包豪斯风格的滥用,不锈钢键帽的入户门禁、万寿菊色的哑光电梯门、公共洗衣房笨重的“速度皇后”投币式洗衣机(注:因高效耐用而著称的美国商用洗衣机品牌)……无不彰显着彼时现代主义的遗风,亦或许是复古机械爱好者的天堂。

我上一次使用“速度皇后”投币式洗衣机还是在若干年前的台北,但比起这里的“速度皇后”仍要自动化不少。扎赫拉一步步地教会我操作,作为我在美国生存的第一课,当时的我尴尬得像个彼得·潘综合征患者,那感觉仿佛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洗衣机这种事物。

在美国生活有悖于我去所有旧大陆国家的旅行经验,纵然自许已环绕过半个地球,但在这里一切都要重头学习——从星巴克点咖啡、在纽约找厕所以及如何优雅地横穿马路,到网购退货、在车站的古董售彩机上买一张刮刮乐、正确使用投币式停车收费码表,每一项生存挑战任务都足以写上一大篇《美利坚生活指南》。

美国春季

扎赫拉租到的是一套带客厅的套间,46 平方米,附衣帽间和储物柜,这是她在村里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一居室了,房租是每月 1145 美元——不含水、电、网、燃气费与停车费,几乎占到收入的一半。

绅士庄园的 88 个房间均匀地分布于 5 层楼的狭长走廊两侧,每套都有着统一而俗艳的装潢:樱桃橡木橱柜、花岗岩台面、白漆燃气灶以及发灰的雪尼尔地毯。地毯原本是卡其色的。

租赁网站上的置顶评论写道:“除非你喜欢数百个室友,否则请不要搬进绅士庄园公寓。”绅士庄园过去的住客还曾抱怨过这里“蟑螂很多”“经常丢失包裹”“游荡着瘾居子、世界救济组织送来的非法移民”。毒品比香烟泛滥,电梯入口时常横着大麻烟头,开窗通风时就能嗅到它们的源头。公寓楼下有一只被人遗弃的脏手套,好像每天在跟路过的居民招手,一周后才被人从人行道踢到了旁边的绿化带。

在工作日,联合太平洋西线铁路上有 58 趟通勤火车途经格伦埃林,重载的货运火车则超过 70 趟,后者通常会拖着 100 节以上的沉重货箱,通过时整个公寓都在摇晃,相当于一次小规模的地震。

白日的走廊里回荡着电梯的咣当声、吸尘器的嗡嗡声、洗衣机的咕隆声、重载列车的轰鸣声,以及一些找不到源头的低频震动。到了夜晚,邻人的一举一动都会传导到整个房间,包括有人凌晨开门、四处走动的足音,整晚的窃窃私语、剧烈咳嗽、引吭高歌、男女交媾声,还有一只患有哮喘的狗的喉音。

扎赫拉也想像美剧里演的那样,和左邻右舍侃侃而谈,她总会跟电梯里的邻居彬彬有礼地问候道:“您今天好吗?这么晚您是要出去散步吧?”

我单独出入这栋楼时,则极少碰见陌生人之间的寒暄,人人都默默地低着头、神情小心翼翼的,无论是五楼那个推着自行车上楼的粉刷匠,三楼拄着助行器、腿脚不便的老妇人,四楼那对絮絮叨叨、自言自语的年迈夫妇,还是冒冒失失跑入电梯、差点撞到我的二楼的矮个子。不时还能看见一两位大腹便便的警察出现在过道里,若有其事地用本子做着记录。

扎赫拉毕业于德黑兰大学,那是一所中东的顶级名校,而这里住的大部分居民都没什么好文凭,不少人从事的职业是地位较低的的建筑工、清洁工、搬运工、维修工,很少人有正式的工作。微薄的收入还要养育同个屋檐下的一家老小,或者支援一个住在遥远山村的亲戚,以期盼他们能早日赴美团聚。

公寓有一半的住客是外来移民,很多人连英语都说得不大利索,带着新移民的羞涩与怯弱,学会了同样的冷漠与刻薄,人人都像是被风蚀的个体。当你逃到了一个国家,带着你过去的苦难,去过另一种贫贱的生活,也许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荣归故里,却逃脱不掉底层的命运。这命运还会代际相传,伴随你的基因延续下去。

周末早上,一对新搬来的夫妇又开始了拳击赛,先是一些俚语的相互叫嚣,随着战火燃烧,成了撕心裂肺的高亢吼叫,扬言要杀了对方,最后是物体砰砰落地的巨响。有一次扎赫拉不得不打电话叫来了警察,因为这也是移民教育的一部分:“检举家庭暴力,请致电 911。”警察登门之后没过几日,拳击赛反而变得愈加激烈了。后来,扎赫拉也学会了美国式的自利——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这怪不得邻人暴烈的脾气,住在这令人窒息的筒子楼内谁都会发疯。窗外却是《小鬼当家》电影里那种干净的美式乡村,阳光普照下,星条旗在春日凋败的树林中迎风飘扬,篱笆墙外的每家每户都有蹦床、滑梯、秋千,孩子们在绿茵上追逐打闹,大人们都长着一副《美国哥特式》中那样的嘴脸。有时候这世界真像是一场楚门秀,塑造着一种触不可及的幸福假象,那是她每天都要追逐的美国梦。

——“你可以看到人们到处旅行,开着汽车,拥有美丽而气派的大房子,我一直向往那样的生活……但要实现这些愿望,你得有钱,为了赚钱,你必须更努力、更好地去工作……”

——“如果想在这个国家拥有真正的生活,必须试着去做一个美国人。我开始更多地研究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人民,看美国电影、美剧,听美国新闻,像美国人那样过日子。这样一来,我能让自己忙碌起来,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或者是像他们所说的一个‘外星人’,我不想被当作‘外星人’……”扎赫拉说着,像是在进行自我催眠。

作为外国人,且公司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她表现得比美国雇员更加勤奋。两年后,她已升至经理,职位仅次于老板,而薪水却不高,周薪到手约 700 美元,即便如此,这也相当于一名阿富汗职业女性一年的收入(据世界银行 2024 年《阿富汗发展简报》)。

疫情之后,美国经济迎来了“假春”。通货膨胀导致招工变得异常困难,人们的就业意愿普遍低迷。扎赫拉常常刚培训完新员工,对方就甩手不干了。三月是厨房用品的销售旺季,公司正是缺人的时候,偏偏底下员工却接连地出现问题。有名助理三天两头请假,甚至无故脱岗,老板威胁要炒掉他,他则反映老板有种族歧视,因为他是这里唯一的黑人。

公司的管理混乱不堪,扎赫拉查出有账目不明等问题,三名雇员愤而离职。余下的工作全落在了扎赫拉头上,老板只好又临时招了一名不会英语的墨西哥裔,让扎赫拉亲自培训,她每天累到几乎完全失声。

工作加重了她原本的焦虑,再加上牙疼的老毛病,她只能靠抽烟来缓解。在美国看牙又很贵,她忍了几天才去预约牙医。香烟在美国受到严厉的管控,不久前,伊利诺伊州将电子烟也列入到了禁烟法案。偶尔她出门忘了带烟,就像丢了魂似的,着急赶回去,抽上一口才能安定下来。

她会在周六上午定期去看心理咨询。出门前,她总是急冲冲地冲上一杯美式,带着滴滤咖啡机那股挥之不去的塑料味。车程有三十分钟,她才刚拿到驾照不到一年,依然毛手毛脚的,不敢上高速。

有一次她睡过了头,打电话给她的心理咨询师,咨询师劝她放心,不用焦虑。那次她把车开上了高速,却依然迟了半小时,咨询费一分未减。如果是在伊朗,她则无需顾虑时间,那里的时间总是富余的,也并不怎么值钱。

心理咨询师是印度裔,如同一位心灵导师般,给予扎赫拉一些具体的指引——关乎人际交往、职场及亲密关系,扎赫拉都一一将其奉为圭臬。她甚至还询问过是否应该接受我的采访。有几次我对此提出过质疑,却被扎赫拉反问道:“会不会只是因为你们没意识到自己的心理问题?”

有时,我仍会像在伊朗时那样,向扎赫拉抱怨在美国碰到的种种问题。可这一次,却遭到了她的反驳:“这可是美国,你会爱上这里的……”“没准你将来会到这里生活,谁知道未来呢?”“他们可是美国的孩子。”

她也承认这里的某些人存在对她的种族歧视,而她依然坚信美国将会是她漂泊的终点站,她最终的家园。“我总是在等待梦碎,当一个梦碎了,我又会期待下一个,这就是我的人生。”

“在伊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被教导说美国是一个问题国家,干涉别国的事务,我从小对此深信不疑。但渐渐地,我长大了,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当我在阿富汗的时候,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美国。我受够了那些国家对女性的种种限制,情况一天比一天更糟……”

童年扎赫拉

“美国跟我想象的不完全一样……不过,作为一个伊朗女人,作为一个阿富汗女人,我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在这里,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可以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我可以有一份工作,拥有自己的车和房,还可以和朋友一起旅行,也可以独自旅行,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允许……”

“塔利班控制喀布尔后的几天,我和一些试图帮助我的美国人取得了联系。作为一个出生在伊朗、工作在阿富汗的孩子,我从小对美国人的印象是他们又高又壮,都像是布拉德·皮特那样……当一位波士顿的律师联络上我时,我安慰紧张不安的室友:‘哦,那帮美国人正在想办法帮我们,你懂吧,他们是‘美国人’。’我想象着一群人坐在满是电脑屏幕的房间里……”

扎赫拉眼里闪烁着光亮,那正是希望之光,浸淫在美国队长的符号力量中,哪怕它又是一种侏罗纪公园式的科幻童话。或许此刻,她需要一种更具象、务实的依托,去抹去过去的误信,以迎接不太明朗的前途。

“当我来到这里后,见到那些曾经组织营救过我的美国大兵,其中的一位长得圆圆乎乎的,比我还要矮,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好莱坞电影的关系,我一直以为他们就像是特工一样,周围全是电脑,而他告诉我当时他正穿着短裤,腿上趴着狗,一边刷 WhatsApp,一边在为我想办法。另一个士兵是犹太人,据说他为了帮助我们这些阿富汗人,连续两周没睡觉,尽管我们是穆斯林,是异教徒,我们可能恨他……当我认识他后,所有过去那些让你去仇恨的人、宗教、国家、文化、传统全都变成了谎言,他成为了我的英雄……”

一天清晨,扎赫拉从噩梦中醒过来,梦见自己被带回了伊朗,和父母住在一起。她一边挣扎,一边哭喊着说:“我不要在这里,我要回美国。”梦醒后,她缓过情绪,换上一身简洁的外套,取下门边的钥匙,出门去上班,日复一日。她恨自己的工作,却知道不能失去它,她必须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一份收入,踽踽而行,因为撑起这一切的一切都无比地脆弱。

“孩子们正在外面玩耍,多么美好啊……”扎赫拉凝望着窗外,羡慕地说着,对比起来,自己在伊朗的童年却是无比的黯淡。

“童年是一个我不想回去的地方……我无法再忍受贫苦的煎熬,特别是当你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谷底之后。或许是童年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使我对它充满偏见。贫穷不会造就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贫穷使人粗鲁,让你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像个异类一样……我深知自己走了多远,从那时到这里,从食不充饥,到如今冰箱和餐桌上摆满食物。我知来时路,不愿再回首……”

“这也是我为何至今不愿生育的原因之一,我总担心万一无法给予他或她应有的生活怎么办……我不是说要宠溺孩子,只求不让他们陷入一种处处异样的境地——一旦你成为一名外来者,混乱与麻烦也就随之开始了……”

(未完待续)

编辑:王泓鑫、熊文纶邱、菜市场

成为文学世界的水手

来源:瞭望与观察儿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