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首届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提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为提炼世界中国学作为历史中国之学与当代中国之学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召开之际，环球时报“海外看中国”工作室联合北京外国语

【编者按】2023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首届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提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为提炼世界中国学作为历史中国之学与当代中国之学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召开之际，环球时报“海外看中国”工作室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图书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推出“我与中国的学术之缘”系列访谈。

环球时报：您的著作《中国与欧洲早期思想交流史》被广泛视作西方中国学研究的必读书目。能否简单谈谈该书目的创作经历？

张西平：这本书主要是通过撰写欧洲和早期的哲学和宗教的交流情况，精神价值是推动中欧重新回到平等对话原点，基本观点是通过中国和欧洲早期思想交流的历史经验来告诉欧洲，我们应该通过文明互鉴增进交流和理解，并避免冲突。

环球时报：您在书中提出，西方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仅局限在传教学的范围内，早期开拓性的研究是由耶稣会内的学者完成的，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此后使世界中国学能见度更高的“关键人”是否有变化？

张西平：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阶段。游记汉学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马可·波罗，代表作品有《马可·波罗游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记》。传教士汉学时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那时传教士们翻译了大量的中国书籍，直接影响到欧洲启蒙运动，他们在典籍翻译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不能忽视他们有传教学的立场。直到1814年，专业汉学把中国研究纳入到一个大学的学科体系中，作为一个学科，汉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研究中国。所以要从长时段来把握欧洲对中国研究的历史，才能对他们的中国学研究有一个正确的、整体性的看法。

环球时报：您认为“他者之镜”下，观察者在记录边缘、捕捉日常、呈现变迁图景时，有哪些是我们自视时不容易关注到或者习以为常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在不同代际的国外中国学学者研究中，有没有明显区别或变化？

张西平：显然，外部的观察会发觉一些我们“只在此山中”不易观察的问题。传教士汉学时期，汉学家对中国的科学制度高度评价，我们习以为常；专业汉学时期，汉学家注意边疆史研究，我们相对弱一些。

环球时报：的确，任何文化都无法独自成圣。可否展开谈谈，我们如何推动自身研究跟国际学界展开更多对话？

张西平：对的，这是很重要的。随着全球化，任何一个民族史的书写，不再是本民族的独家语言书写，因为历史是在相互交流中发展的。西方汉学的兴起，关键在传教士汉学时期，传教士用中文写下超过1300部著作，其中有多部被收入到《四库全书》之中。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并不是光中国人研究，在华的传教士也在研究中国，用中文书研究中国。同时，这些传教士还用拉丁文、法文、葡萄牙文等翻译中国经典，写下了近千部的各类著作。

当代汉学和中国学兴起以后，巴黎、纽约、伦敦的汉学家们开始用英文、法文来研究中国，有些研究成果也很好，如法国汉学家沙畹，对中国汉代的研究很有成就。因此，汉学的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的学术已经是世界性的学术，我们应该关注他们，在与世界各国的中国学者交流中，不断构建和完善我们自身的自主知识体系。

环球时报：刚才您也谈到了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意义。展望未来的中国学研究，如何从“从局部看中国”“就中国论中国”，逐步走向“跳出中国看中国”？

张西平：如梁启超所说：“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中国过去40年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中国是一个文明性的大国，是唯一一个五千年文化没有中断的文明大国。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别于很多国家，想要理解中国，历史要看，当代也要看。

如果只看当代中国，就没法理解中国的现状。比如为什么西藏属于中国？通过读唐史，可知唐朝文成公主已经嫁到西藏；到元朝时，西藏的行政管理就正式归属中国，你必须懂元史。

所以，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要结合起来看。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明有人类共同的普遍性价值，但也有特殊性，比如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主张的“国家是单一民族为主体”的提法不一样的。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想要全面了解中国，一定要将长时段的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

环球时报：您刚才提到，要从历史时段了解中国。您怎样看待历史中国向当代中国演进的逻辑或关键内生性变化？可否就此进一步阐释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关系？

张西平：费正清作为美国最大的汉学家，他最重要的理论就是“冲击-反应”论。但其学生柯文不同意他的观点，提出从中国内部视角出发，关注本土因素与能动性。

其实，从晚明张居正改革以后，中国就开始实行以白银为国家货币的经济制度，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李伯重的著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认为，中国自身现代化过程源自持续的内生性发展，只是发展的速度慢于欧洲。

所以，中国自身的内生动力是很强的，不能说中国的发展是完全停滞的，这是西方19世纪对中国的错误理解。中国当下的国家体制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了解自秦以来的郡县制的建立以及历代所追求的大一统的国家管理，就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国家形态。

环球时报：在这种观点的碰撞和演进中，常常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生长性的观点，包括理论的革新。观点的碰撞和演进对世界中国学研究是否有正向的影响？

张西平：有。包括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是在更大范围内的展开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一经验的最重要来源是他的启蒙老师马士。在那之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多局限在“在中国研究中国”或者“就中国论中国”。但随着我们对外部世界和中外关系有了更多理解，发现中国自己的内生性发展还是更根本的因素，外部的推动和打断并没有阻挡中国内生性的外部发展。所以后续很多理论超越了“冲击-反应”论，包括费正清的学生柯文也超越了他的老师。

环球时报：观点的演进需要靠一代一代的学者传承研究，不断进行理论完善和创新。如何能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学者，参与到世界中国学的研究？

张西平：截至2024年，中国已与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尤其是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已经超过了欧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全世界各国的汉学家能迅速成长，投入到对中国的研究过程中。因为只有很好的研究中国，并把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和中国处理好关系，保证我们能很好地展开贸易往来。

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走出当前西方对中国的不客观描述。汉学家有别于一些西方政治家，是非常好的沟通桥梁，他们从知识论上承认中国历史的文化多样性。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汉学家来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并且溯源当代中国和历史中国的关系。同时，也希望有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年轻学者到中国来学习、学汉语，希望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能够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共同完善中国学研究。

总策划｜范正伟 白 龙

统 筹｜刘 洋 张冬瑾

监 制｜李 骞 陈 鹤 杨若愚 徐刘刘

本期学术支持｜北京外国语大学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本期制作

策 划｜张冬瑾

采 访｜张冬瑾

编 辑｜张冬瑾

摄 制｜林璐文

来源：环球时报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