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北马场町的风，1950年的那个清晨带着咸腥味。三十岁的聂曦倒在血泊里，胸口的弹孔还在冒血泡，可那双眼睛，固执地睁着。执行枪决的士兵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像两颗没熄灭的星子，盯着天，也盯着我们这些刽子手"。

那双望着故乡的眼睛，73年了还没闭上

台北马场町的风，1950年的那个清晨带着咸腥味。三十岁的聂曦倒在血泊里，胸口的弹孔还在冒血泡，可那双眼睛，固执地睁着。执行枪决的士兵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像两颗没熄灭的星子，盯着天，也盯着我们这些刽子手"。

没人知道，他衬衫内袋里那张写着"家国"的纸条，被鲜血浸成了紫黑色。那是1947年离家时，妻子塞给他的，说"见字如面"。三年来，无论多晚回到空荡荡的宿舍，他都会摸出这张纸条，对着月光看很久——有时是看"家"字那一撇的弧度，像妻子笑起来的嘴角；有时是摸"国"字方框里的点，像女儿刚学会写自己名字时歪歪扭扭的笔迹。

"陈参谋，这份海防图得今晚译出来。"防务部门的灯光总亮到后半夜，聂曦揉着发酸的眼睛，把台湾海峡布防图往抽屉深处推了推。白天他是穿着笔挺军装的"陈曦"，陪那些国民党军官喝劣质米酒，听他们吹嘘"固若金汤"的防线；深夜里，他才变回聂曦，用削尖的竹筷在草纸上画雷达站位置，墨水是用米汤调的，要对着台灯烤干才能显影。

1949年深秋的那个雨夜，联络员老张把船票塞给他手心时，票根上的油墨沾了他满手。"明晚七点，基隆港'永兴号'。"老张的声音压得像蚊子叫，聂曦却听见自己喉咙里冒出句话："把东部沿海的雷达分布图译完再走。"他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那几天街上的宪兵多了两倍，每盏路灯下都站着戴墨镜的特务。

被捕那天的阳光特别刺眼。聂曦刚把掏空的毛笔杆塞进袖口，门就被撞开了。七八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他突然想起三年前离家时，女儿抱着他的腿哭，妻子背过身去抹眼泪，说"到那边记得吃好点"。特务把他按在地上时，他的右手始终攥着拳头——后来才知道，那支藏着情报的毛笔，被他死死夹在了指缝里。

二十多天的审讯室，烙铁的焦糊味混着血腥味。聂曦的胳膊上结满黑痂，腿被老虎凳压得变了形，可每次提审，他都尽量坐直身子。有个老特务后来在日记里写："第17天，我把他妻子带来了。隔着铁窗，那女人哭得快晕过去，聂曦却喊'别管我，等国家统一那天，记得带孩子去天安门'。喊完就把头往墙上撞，血顺着额角流进眼睛，他硬是没眨一下。"

刑场边的茅草被风吹得乱晃，聂曦被两个特务架着，左腿已经拖在地上，可腰杆挺得像根标枪。负责监斩的军官问他最后有什么想说，他朝着西北方向——大陆的方向——用尽全身力气喊："台湾是中国的！"声音被风撕成碎片，却像钉子一样扎进在场每个人的耳朵。

枪响的时候，他好像看见妻子在码头挥手，女儿举着写着"爸爸"的纸牌。血从胸口涌出来，染红了身下的黄土，他突然觉得轻松了——至少，那支藏着情报的毛笔没被搜走，至少，他没给"家国"那两个字丢脸。

73年后的今天，台北市立文献馆的档案里，还存着那张聂曦牺牲时的照片。工作人员说，每次整理资料看到这张照片，总觉得那双眼睛在动，像在问："回家的船，开到哪儿了？"

其实聂曦不知道，他用生命护送出的那份雷达分布图，后来帮解放军避开了无数暗礁；他不知道，1983年妻子收到烈士证明书时，把那张浸透血的"家国"纸条贴在相框里，说"我们等到了"；他更不知道，如今有多少台湾青年，正沿着他望过的方向，搭起跨越海峡的桥。

前几天，有个台湾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张照片：他站在金门海边，举着手机对着大陆方向，屏幕上是聂曦烈士的照片。配文写着："爷爷说，当年有群人用命在等我们回家。现在，换我们了。"

那双没闭上的眼睛，终会看到红旗插遍宝岛的那天。因为总有人记得，1950年那个清晨，有个叫聂曦的年轻人，用生命在台湾的土地上，种下了一颗回家的种子。

来源：麦田守望者一点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