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侦察，作为军队的“耳目”，是军事行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从古至今，任何成功的战术部署与战略决策，无不依赖于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一支军队若失去了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即便拥有再强大的武力，也如同盲人挥剑，难免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然而，侦察并非简单的“看”与“报”，它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剑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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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侦察，作为军队的“耳目”，是军事行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从古至今，任何成功的战术部署与战略决策，无不依赖于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一支军队若失去了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即便拥有再强大的武力，也如同盲人挥剑，难免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然而，侦察并非简单的“看”与“报”，它是一门精密的艺术，涉及人员编组、队形配置、通信联络、接敌纪律以及在不同战略目标下的战术调整。本文旨在通过梳理中外古代至近代的军事典籍、出土文献与历史战例，系统探讨侦察分队的基本运作原则，揭示其背后蕴含的军事智慧，以期对理解古今军事行动的逻辑有所裨益。

侦察分队的基本编组：

一般而言，被派遣至某一方向的侦察小组，其人员配置最低为2人，如此，哨组才能同时具备最基本的预警、监视和传信作用。若考虑到与敌交战或维持监视的需求，合理的部署应是以4至6人组成一个基本的侦察单位。

如新疆地区出土的米兰藏文木简（编号xiv，005）便有：“白巴山（Sbal-pa-n）的哨兵一班四名”的记载，麻扎塔克藏文木简（编号a.iv.0011）也提到：

“四匹马于一天内送到哨兵所”，又据麻扎塔克藏文木简（编号b.i.0095）的记载，可知哨所人员的编制一般是2到3名吐蕃人，1到2名于阗人。东罗马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的著作《前哨袭扰》（on skirmishing）同样也提到：“近距离侦察敌军的人应当组成四人队。”

《太平御览·兵部六十二》引《卫公兵法》有：“每夜别四人，各领五骑马，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和“至夜，每阵前百步外，着听子二人，一更一替，以听不虞。仍令探更人务探听子细，勿令眠睡”的规定。宋代的《武经总要》（原文出自诸葛亮《兵要》）则称：“探旗军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内，五人为一部。”戚继光《纪效新书》亦言：“前哨塘报人马，每塘五名。”

这就是说，侦察分队的编制应以5人一组为宜，又居延汉简183.7有：“戍卒三人，以候望为职。戍卒……魏贤，己卯夜值候”，与前引出土藏文木简及《前哨袭扰》、《卫公兵法》“哨兵四人一组”的记载区别不大。

《武经总要》的记载里面，还提到了另一种不同于“探旗军”编组的所谓“探马军”编组（原文出自《卫公兵法》）：

“探马军行前后及左右肋上五里，著探马两骑，十里加两骑，十五里更加两骑，至三十用十二骑，前后为一道……各执一方面旗，无贼则卷，有贼则舒，以次递应至大军。大军见旗展，则知贼至，庶先贼来，足得择利便设机应变，迎前出战也。”

由此可知，最小的“探马军”编组是以2骑为一组，最大的编组是以12骑为一组。以2至6人组成一“部”的基本编制仍然维持不变，各部人员数量视与主力部队的距离进行增减。结合每5里加探马2骑的规定，则各方向的前15里，每5里置一部；15里至25里，每5里置两部；25里至30里以上，每5里置三部。

“探旗军”不同于“探马军”的编组，自然有其合理性存在。Avant-postes de cavalerie légère（轻骑兵前哨）的作者，19世纪的法国将领德·布拉克在书中明确指出“巡逻比站岗要更有用”，因为在巡逻时，士兵更难以因无聊和懈怠而打盹、走神，他们的观察将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

巡逻小队的成员需要定时返回主力附近，不应在固定的哨位耽搁太久，但在返回后方之前应执行至少2到3小时的巡逻任务，途中保持静默。远散在外的巡逻队，其人员数量可以达到十数人的规模，越靠近主力所在的方向，巡逻队的人员数量越少。

按，5人一组的“探旗军”，应是在己方迅速行军时，为确保有对于敌情的基本掌握，而部署在主力周边方圆10里内的侦察分队；每5里加2骑的“探马军”则是在己方“持重”行军时，为确保有对于敌情的详细掌握，而部署在军队周边方圆30里内的侦察分队。

具体承担的任务不同，编组方式自然也有所不同——相较“探旗军”而言，“探马军”的侦察任务要更为繁重，与友军之间的距离也相对更远，任务风险系数更高，要占领的道路更多、空间更广。由于侦察哨兵的前出距离越远，各哨组之间的纵向联系维持不变，则各哨组之间的横向联系越弱，因此采用每5里增2骑的方式，以横向扩展军队的侦察扇形面积。

若要进一步从战场指挥的角度，体会这类侦察编制的实际运用，我们可以参考由15世纪法国将领让·德·布伊尔撰写的一本半自传性质，以教育年轻人为目的，同时彰显个人生平功绩而创作的架空小说Le Jouvencel（青年骑士）：

他（罗克顿）决心充当吉永·德·佩鲁斯（Guion de Pérouse）的导师，尽其所能给予他最明智的建议，并将最危险地段的指挥权交予他。他将其余部队全部派遣出去，并自认为给予了他们最妥善的指令；与此同时，他本人则与吉永一同作为前哨骑兵出发。

他们来到一个三岔路口，罗克顿（Roqueton）在那里对吉永说道：‘吉友（Guy）[注：Guy是Guion的昵称形式]，你要注意，有三条道路在此交汇，敌军可能从任何一条来袭。你有十二人的一队骑兵：在每条路上应布置四人，两人守在路口[这里]，两人在前方沿路更远处站哨。

这样一来，路口便有六人，路上则有六人在侦察。每对侦察者需安排一人沿路远在前方，另一人则守在路口与前方哨兵之间的中途点。倘若前方站哨的侦察兵（look-out）听到任何动静，他将后撤并向第二名哨兵报告；后者则策马返回向你报告——随后他将回到他自己的侦察位置继续警戒。

接着，你需带上岔路口的六人中的一人亲自去往前哨所在的位置，与最初发现敌情的那名侦察兵会合，以便于查明情势，同时你也要让那位前来向你报信的第二名哨兵，同你一起去到（前方）与最初发现敌情的那名侦察兵会合，看看他是否听到了进一步的动静。

按此所言，一个4人哨组的合理分工是：由1人担任前哨/侦察哨，位于哨组的最前方负责监视敌人；由2人担任后哨/基地哨，处于相对靠后的固定位置，监视来自侧面和后方的异常情况，也方便随时与友邻哨组或上级进行联系。

此3人所处的位置相对固定。又由1人担任中继哨/联络哨，“守在路口（基站）与前方哨兵之间的中途点”，负责将前哨的消息传递给后哨，或直接报告给各哨组的指挥官，之后需回到自己原先所处的位置，或进一步向敌人靠近，以便对前哨所传消息的真伪进行二次确认。

后哨的哨兵需要随时听候指挥官本人的调遣，配合其人的行动，保障其人的人身安全，积极对前哨所传消息的真伪进行二次确认，报告给上级，与中继哨/联络哨的“一面之词”作相互印证。

而在Avant-postes de cavalerie légère的细则说明中，德·布拉克进一步提到：一个由4名侦察人员组成的哨组，其成员应每1小时进行一次轮班，确保每过去4小时以后，哨组的所有成员都进行过一次换岗。这是为了保障士兵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不致因注意力和精力的不足而遭致灾祸。

原则上，各哨组的指挥官有必要亲自前往一线，确认情报真伪，而不能仅凭属下的报告判断敌情——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若与属下哨兵共同确认情报无误，则应命令其中口才较优者返回，向更上一级的长官报告敌情。

▲典型的4人哨组

宋代的《虎钤经》也介绍了一种3人哨组的编制（原文出自诸葛亮《兵要》），大致可以看作是将Le Jouvencel的四人哨组的后哨/基地哨减去1人的简化版本：

“善用兵者，有动必备。预择轻勇者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骑，相去一里，昼以旗，夜以鼓（过山川委曲，丛林茂密，昼亦鸣鼓，恐不见旗）。第一骑见贼昼举旗，第二骑亦如之，第三骑驰告。夜用鼓，如昼法（恐敌闻鼓声急驰告）。烟雾蓊塞，风雷震惊，旗之不见，鼓之不闻，亟驰告。斯谓八卦探骑者也。是以值贼而能备焉。”

其所提到的成员分工与Le Jouvencel相似，并指出斥候在夜间应击鼓传信。与Le Jouvencel的不同之处在于，《虎钤经》仅提及了后哨/基地哨的二次确认和报告职责，没有提及中继哨/联络哨的二次确认和报告职责。

说完了编制的问题，这里再说说队形。按照《虎钤经》和《纪效新书》的说法，哨组内部人员的间距应保持在一里左右，也就是500米至600米之间。考虑到天气和地形对于能见度的影响，亦可让士兵自由决定，“各以相望为准，不拘远近”。

《前哨袭扰》也给出了同样的建议：“当敌军掠夺部队出发后，应当选由三队经验丰富而干练的士兵并和他们一同向敌军行进的道路进发……第一队应当跟在能够听到敌军说话声音的距离，第二队则与第一队保持视力可见的距离。他们不得贴得更近，也不能超出视力范围。”

关于通信，前引《虎钤经》的文本共提到了三种传信方式，即“旗、鼓、驰告”。古代有关哨骑的资料中，较常被提及具体细节的仅有“旗”这一项。例如《武经总要》中，便有斥候探路期间，发现不同的地理情况时，应举何旗示意的说明（原文出自诸葛亮《兵要》）：

“凡军行，须令候骑前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河桥揭白，水泉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将。”

这些传信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古人测绘地图能力的不足，避免部队行军时陷入迷路的窘境。

《纪效新书》也有塘骑发现不同程度的敌情时，应举出不同旗帜的规定：“凡塘报哨见贼，急则磨红旗，缓则磨黄旗，众则磨青旗，少则磨白旗，无路可行则磨黑旗。”

但这样的规定显然还是过于理想化了，哨兵自己最开始作出的判断不可能完全准确，不同人对于敌情的判断也势必会存在冲突。指望侦察兵在发现敌情以后，不会因为紧张而传递错误的信息。

执“红、黄、青、白、黑”五色旗的前方哨组成员中，仅有一人会举起号旗；各哨组成员在接收和传递信息时，信息不会出现偏差……无疑都是相当不务实的错误看法。因此，戚继光平日宣读号令，操练兵马，也只是讲“凡塘报摇小黄旗，是有贼至”、“候塘报摇黄旗，知有贼，各兵听吹孛罗起身”而已——用于汇报敌情的“四色旗语”里面，实际上也就仅有“摇黄旗”一项能真正派上用场了。

“每一里置一塘，每塘各五骑”从而便于旗语传信的配置，终究只是过于理想化的设计。

相较而言，《武经总要》的旗语设计（原文出自诸葛亮《兵要》）显然更加要科学一些：“探旗军……人持一白幡，一绛幡。见骑贼举绛幡，见步贼举白幡，转语后第二、第三部诸主者白之。贼百人已下，但举幡指；百人已上，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

仅用红、白二色旗帜与旗手的肢体语言结合，便可向后方传递敌人是步兵，是骑兵，人数是在百人以上，还是百人以下的信息。如若确认敌人实际并没有向我方发动攻击的企图，哨兵就应当在得到指挥官的明确指示以后翻身下马，向友军示意不必紧张——这是德·布拉克在Avant-postes de cavalerie légère中提到的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报信方式。

▲清代五色旗

理论上，夜间侦察时用的金、鼓、角、哨，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音色和节拍，向夜间行军时的部队传递不同的敌情、地理信息。但在夜间行军时，部队一般会尽量降低动静，以免行动为敌人所察觉，这套传信系统的用途相对狭窄。但在哨兵于夜间陷入危险时，使用乐器进行传信也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众所周知，侦察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在获取情报的同时尽量避免我方人员暴露。过于频繁的侦察活动会让敌人有所警觉，侦察分队的规模过大也不利于保持隐蔽。如斥候为敌人驱赶向主力所在位置，甚至反过来还会因此而暴露我方部队的行踪。

按《纪效新书》所言，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当敌人前来攻击时，我方斥候应保持“前哨退走，后哨不动”的状态，除非敌人一路追击至后哨附近，这时才允许后哨哨兵撤走。若“不论贼之追不追来，一齐拥众径回”，则必以“军法示众”。

Le Jouvencel同样也提到，哪怕是一支仅有20至25名人员的小股部队，位于队伍最前方和最后方的两名士兵也应与其他人保持“一到两支骑枪的距离”，负责前出拦截消息，以免仓促返回的侦察兵在队伍中引起不必要的骚动，并同时仔细观察队伍周边的动静。

德·布拉克在Avant-postes de cavalerie légère中，也给出了“应在主力部队和分遣队的中间位置设立一支‘卫队’，每有1名哨兵，便在此处配置4名士兵，以备及时接应”的建议。

总之，考虑到在侦察行动中可能面临的种种意外情况，并提前做好各类防范措施，是一名将领应承担的基本职责。而严格遵守侦察纪律，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则是一名士兵应承担的基本职责。具体在侦察活动中应如何确定目标，维系纪律并保持隐蔽，我们可以参考《前哨袭扰》中的记载：

将军应当对大部队的装备和动向有所警惕，特别是在每年能集结大部队的时节，通常是八月。此时天量的敌军将从埃及、巴勒斯垣、腓尼基以及南叙利亚和奇里乞亚来到安条克附近以及阿勒颇，在将一些阿拉伯人充入部队后，他们将在九月入侵罗马领土。在这一敌军集结部队的时期，将军应当更频繁地派出本土轻骑兵以及大量精干可信的斥候。

他也应当派商人出发。他应当假意和控制边境堡垒的埃米尔示好，并给他们写信，派出送礼物的使节。这样的话，来来往往获得的情报足项让将军清楚得知敌军的计划和意图。他可以得知敌军的人数、步骑兵人数，以及他们的指挥官和攻击地域。

在收到敌军出发的报告并清楚敌人的进军路线后，他应当集结全军开赴边境，派出一名经验丰富而精干的军区副将或者其他高级军官并挑选精锐的骑手在敌军进入我方领土之前扰乱敌军。他们应当继续跟踪并向将军汇报其动向。

跟踪敌军必须遵照以下方法进行……将军每天应当花2-3小时派出跟踪者……将军则应当亲率部队出发。并在装甲上罩上深色的，被称为外甲的外衣，每个人都必须携带武器。

在日落后，当出发劫掠的敌军回到营帐中，监视他们的部队也已经派出，将军就应当前进接近敌军营帐。他们应当谨慎、保持高度警惕并悄然行军，指挥官则应当保持隐匿，不被敌军发现。在入夜后他也应当向（敌人的）宿营地靠拢。

如果敌军扎营在高山上，他们可以毫无困难地从营地附近一两个合适的地点监视敌军。两三个人应当下马，徒步攀上高山并向营地靠拢。从那些敌军难以到达的险峻高地，他们可以监视敌军，（趁夜）窃听敌室交谈和骡嘶马鸣。他们也应当派四个骑兵四人队，间隔驻扎在敌营附近足以窃听敌军的位置。

但如果军营附近没有合适的险峻高山，依然要派出四个四人队悄悄监视敌营。如果需要撤退时，他们可以呼哨或者呼喊。他们应当每夜替换两次，至少一次，以保证他们的马匹可以休息。

在轮换时，军官应当视察岗哨的位置和运作，在安排好合适的替代人员后返回之前的哨所。听闻预示着掠夺开始的响动时，四个四人队稍作后撤但不走远，并向侦察军官汇报敌军出发。

……当那些像往常一样打算掠夺我们的人的骑兵和步兵与辎重一同行进时，在日落时他们的辎重、营地仆役和步兵以及留下来保护他们的骑兵，所有人都将和往常一样搭起帐篷。准备残暴地掠夺我方乡村的人，则在刚入夜时出发以掩盖行进时的烟尘。

军官，无论是军区副将或者其他职务，应当和所部抵达他们驻扎的地方。在入夜1-2小时后他们应当和往常一样前进并贴近敌军的营地。如果他们发现敌军骑兵因已经出发而不在营地中，负责这次侦察的军官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如下文所述，给将军确定可信的报告。

近距离侦察敌军的人应当组成四人队，如上所述。那些负责每日侦察的人应当派出两名经验丰富而勇敢，曾经听将军详细说明过侦察细节的人。这些人应当被完备地告知此前他们的侦察所得，军区副将则应当派四人队中的这一两个人出发以保证当前阐明的跟踪细则的实施。

他们应当接近到能听见人语和马嘶的距离。曾经侦察过其他敌军全军聚集的营地的两个人则可以从敌军的喧闹对话、马的嘶鸣和掠夺者们搭建帐篷的位置，（通过对比）估计这部分敌军的数量。当所有正在侦察的斥候一同发现六千左右的敌人和多达一万两千匹马从营地中消失了，又怎么会无法成功地估计呢？

……如果将军认为自己的部队足以对抗敌军，他就可以准备作战……他应当谨慎行军。在拂晓将军应当派出斥候侦察敌军，他们应当登上附近的高山并有效地侦察敌军。在白天，将军应当隐匿自己的部队，以防敌军发现我方行进时的烟尘，反而令我方陷人埋伏。

《前哨袭扰》所阐述的侦察战术，是基于敌人会对当地民众进行屠戮，及我方侦察兵应在夜间出动这两项前提，以等待敌人分散兵力投入劫掠，再集中兵力对敌军发起突然袭击为目的而制定的。

考虑到我方不可能时刻维持对敌人的监视而不引起敌人警觉，因此有必要让参与过前期侦察活动的斥候继续参与后续的一线行动，借助他们对敌军全军聚集时营地状况的记忆作为评估基准，以此推断出当前敌军的数量变化，从而确定是否可以对敌人展开袭击，以便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中击溃敌人的整支军队。

对于“正式发起进攻之前，我军各方面的行动都应保持节制”这一原则的强调，不仅见载于《前哨袭扰》对于侦察工作的描述，在Le Jouvencel的文本中，德·布伊尔同样也详细地说明了隐蔽侦察的战术价值：

不久之后，敌人对克拉索尔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势；他们扬言要惩罚朱文塞尔和他的部队。当敌军向克拉索尔进军时，他们意外撞见了朱文塞尔本人。他一发现敌军，立即率领部下策马冲入敌阵，并凭借上帝恩典击败了敌人。

我们应注意，朱文塞尔派出的侦察兵总是轻装简从，隐蔽行动，尽可能避免被敌军察觉；即使被发现，也要显得毫无威胁。若有人被俘，严禁提及朱文塞尔的名字；他要让敌人在亲眼见到他之前，完全掌握不到有关他的任何信息。

若兵力处于劣势，他不愿撤退；若兵力占优，取胜则更为容易；他表示可以在不被敌军察觉的情况下布置警戒哨位，但需要部队在接敌前保持高度纪律性。

实战中，设置左右两翼十分有用——事实上十分必要，全军应根据现有兵力进行最佳部署。两翼应合理布置；军旗应置于前卫后方，即阵型尾部，以免在首次冲锋中被砍倒或夺取。但必须理解，前卫与两翼应紧密衔接，以便相互照应并及时派遣援军。

朱文塞尔正确指出，指挥官应在战场后方配备少量兵力以应对突发状况；但他也强调这取决于可用兵力——若兵力过少，则需全军投入战斗。但我必须强调：无论兵力多寡，除非军队规模庞大到无法隐蔽（因而乐意让敌军察觉），否则不应使用游兵（rangers）来暴露自身位置。

此种情况下，才需要在前后左右各方布置游兵以探查敌军计划。实际上，这些人不应称为"游兵"，而应称为"先锋骑兵"（outriders）或"警戒兵"（gardigeurs），其双重职责是保护军队和侦察敌军计划。所谓"游兵"，我认为一般是指被派往周边地区征集粮草的人员，除自卫外不承担作战任务。

但还有另一种"游兵"，更准确的称呼是"警戒哨"或"先锋骑兵"，他们被派往营地或要塞前方显示武力，旨在诱敌出战、引诱优势敌军追击、制造小规模混乱，或在发现良机时发动冲锋——这才是本文所指"游兵"的真正含义。

但我要重申：若你决意不论敌军强弱都要与其交战，那么主力部队应在你指挥下主动出击，而不应通过游兵或其他方式暴露进军意图。

不同于《前哨袭扰》强调军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发，占领制高点进行观察，利用夜幕遮蔽以规避交战可能性的战术，Le Jouvencel提供的战术建议，是让指挥官派遣（或者，也可以考虑收买）一些不携带武装的人员，伪装成平民对敌人的动向进行窥探。

这一点反映了《前哨袭扰》与Le Jouvencel所描述假想敌的不同之处：前者是7至10世纪的东罗马帝国通常面临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大规模入侵军队，这类敌军有明确的营地、辎重和行军路线，其行动模式相对规整。

因此，尼基弗鲁斯二世的战术是针对“一个清晰的军事目标”进行精确侦察，目的是为己方主力部队寻找决战或突袭的窗口。后者则源于百年战争后期法国面临的复杂局面：敌军的人员规模和行动模式不定，国土上充满了不确定的忠诚者和四处游荡的“自由连队”。

此时的敌人并非总是以一个完整的“军团”形态出现，其威胁可能是分散、流动且与社会环境交织的。因此，朱文塞尔的侦察是针对“一个模糊的威胁环境”，目的是理解整个地区的态势，而不仅仅是定位一支敌军主力。这是两本著作中，对于“保持隐蔽”的方式存在不同描述的根本原因。

前引Le Jouvencel的文段还提到了当“军队规模庞大到无法隐蔽（因而乐意让敌军察觉）”时，指挥者应该考虑使用的战术，即派出部分兵力前往敌人营垒附近“武装侦察”，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削弱敌人，引诱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出战，所谓“佚而劳之，怒而挠之”。

百年战争期间的几次著名会战的过程和个人的军事经验，让德·布伊尔确信，一支以步兵作为主要力量的军队，在战斗中不应先于敌人行动，否则我方步兵就会陷入混乱，被保持秩序的敌方步兵击败。若敌人坚守阵地不出，我方就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战术手段，诱使敌人放弃阵地，主动出击，否则便不可能取得胜利。

这个计划是朱文塞尔和他的同伴们商定的。他带着一支精锐的队伍从克拉托尔出发，派了侦察兵前去打探敌军的消息，并向他安插在各处的向导咨询情况——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向导”都是潜伏在敌方境内的有偿间谍。

朱文塞尔和他的队伍一路前行，这时他的一名线人传来消息说敌军正朝克拉托尔进发，他无法按原计划行事了……朱文塞尔因为得到的消息而不得不停下脚步。他的一名手下跑来报告说：“小心，敌人来了！”朱文塞尔对他的部下说：“下马！我们要坚守阵地，因为如果他们在冲锋时我们还在撤退，就会被打败！下马！”

朱文塞尔从马上跳了下来，他的部下也纷纷下马。他命人将战旗扛到一道树篱旁，然后在树篱中间摆开阵势，战旗立在阵中，周围是他的大部分部下。他在树篱两端各部署了一小队武装人员，弓箭手则沿着树篱仔细地排列在两队武装人员之间。他把所有的马匹和侍从都送到后方一片沼泽地里，以免被敌人夺走。

就在这时，敌人出现了，人数远远超过朱文塞尔的部队。他们看到朱文塞尔的部下都下了马，便相互说道：“这次，朱文塞尔和克拉托尔的所有人都归我们了。瞧瞧他们！嘿！他们根本不是对手！都下马！他们完了！”敌人纷纷下马，趾高气扬地快速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朱文塞尔严阵以待，警惕而沉着。等敌人冲到朱文塞尔和他的部下面前时，已经气喘吁吁、乱作一团：有些人跑得比其他人快。冲到朱文塞尔阵线前的敌人纷纷被击倒、杀死。当他们身后的那些人看到发生的情况时，便仓皇逃窜，乱作一团，每个人都急着去上自己的马——这就是朱文塞尔取得胜利的方式。上帝一直保佑着他。

朱文赛尔对他的同伴们说：“诸位大人，你们看到了吧，尽管敌人的数量比我们多出一半，却还是被我们击溃了。他们毫无作战计划，全都争着冲在前面。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步兵进攻敌人会失败，而步兵坚守阵地则会获胜。但如果是骑兵，冲在前面的会赢，留在后面坚守的会输。不过，无论是步战还是骑战，都有其战术和策略，我现在就给你们讲讲。”

……

步兵的战术应该与骑兵的战术完全相反。他们绝不应向敌人发起冲锋，而应站稳脚跟，保存体力，并利用一切微妙的手段让敌人先行动。如果敌人拒绝这样做，那么你的部队最好保持坚定，而不是被诱惑去行动：许多战役就是这样输掉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应推进到一个没有开放补给路线的位置——否则它就会被诱惑采取行动，这可能会导致耻辱或损害。因为如果补给短缺，军队将被迫进攻，或者进行可耻的撤退。

影响是否需要向军队的各个方向派遣武装士兵，在执行侦察任务的同时与敌人交战的因素，除前引Le Jouvencel文本已然提及的“兵力规模”这一因素以外，我军与敌人之间的距离、所在战地的民心向背等等因素，无疑都会对决策造成影响。

一般而言，如果将领对于态势感知能力的需求要大于保持行动隐蔽的需求，便可以像Le Jouvencel及《虎钤经》所建议的那样，向四面八方不断派出斥候以探查敌军计划。

《前哨袭扰》也指出，假如入侵我方领土的敌军仅仅只是一支兵力规模较小的快速纵队，我军就应当“向各方向派出斥候”，以便及时掌握敌人的情报，并阻止敌人的劫掠行动。哪怕敌人因此察觉到了我方动向，也会因为“听说驻防将军就在附近且侦察严密”而陷入恐慌：

完全不带步兵出战的敌军入侵，我们称之为单纯袭扰(singleraid)。他们通常不分昼夜快速行军且不扎营，而仅仅是在喂马时短暂停留歇马。通常这种单纯袭扰由很少量精干的部队完成。

……当将军得知了入侵敌军的数量和目的地后，他必须进驻到离他们更近的地方。找到一个躲藏的好位置后，他应当向各方向派出斥候。当他获得敌军开始劫掠的情报时，他就可以趁敌方分散时轻易地击败他们。

如果敌军正好在开始抢劫之前捉到了一些当地居民，并听说驻防将军就在附近且侦察严密，他们根本就不敢出动，而将会在一无所获与疲惫、劳顿、眼泪和痛苦中慌忙逃回自己的家乡。

综上所述，按照Le Jouvencel和《前哨袭扰》的建议，当我方的军事实力显著强于敌方时，我方便可以考虑派遣小股精锐骑兵实行主动侦察；若敌人依托有利地形和工事进行防守，亦或决定在一无所得的情况下撤回后方（有所得则另当别论），那么，利用小股骑兵持续对敌人进行袭扰，便是在当前的战略形势之下必然要运用到的战术手段之一。

因为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是不应指望一次突然袭击能取得多大战果的。

当然，战场上的敌人绝不会将兵力平均地分布在各个战略方向及位置，双方的力量对比也会随着消耗和补充而逐渐发生改变，隐蔽和有效侦察之间的取舍没有一定的形式，合格的将领应该在战争进行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区域的敌军而采用不同的作战方式。

总之，成功的侦察行动依赖于纪律、隐蔽性和根据既有敌情，灵活应变的战术决策，且应当始终服务于我方最终的战略目标。

有关侦察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就讲到这里。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一种特殊形式的侦察行动，即派遣数支独立的，深入敌境后方作战的侦察分队，为大军提供情报、预警及与友军联络的手段，同时承担截杀敌方的巡逻人员、传讯人员，与快速完成集结的敌军精锐部队交战的职责。如《辽史·兵卫志上》所载述的“远探栏子马”和“先锋军”：

军所舍，有远探栏子马，以夜听人马之声……凡举兵……选骁勇三千人为先锋军，又选剽悍百人之上为远探栏子军……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三路军马前后左右有先锋。

远探栏子马各十数人，在先锋前后二十余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驻，下马侧听无有人马之声。有则擒之；力不可敌，飞报先锋，齐力攻击。如有大军，走报主帅。敌中虚实，动必知之……军入南界，步骑军帐不循阡陌……三道将领各一人，率栏子马各万骑，支散游弈百十里外，更迭觇逻。

这里，《辽史》的各段文本明显存在的语义重复和自相矛盾的问题，如“远探栏子马”的人员规模，就有“十数”、“百数”，乃至“三道各万骑”的不同说法。从资料上来看，这应该是元代的历史编撰人员在摘抄宋、辽、金不同作者的记载时，没有认真进行整理的缘故。

总之，按照《辽史》记载，“栏子马”应是专门在夜间出动，主要通过“下马侧听”的方式辨别敌情（按《卫公兵法》的建议，可以将一个空的箭壶放在地上，枕而“听声”），与主力部队保持50公里以上的距离，“全副衣甲”，与千人以上规模的“先锋军”配合作战的特殊部队。

当然，仅有以“十数骑”和“三千骑”配合作战的布置，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前引Avant-postes de cavalerie légère的记载中，就提到了19世纪的法国军队在其主力部队和分遣队的中间位置设立一支“卫队”，每有1名哨兵，便在此处配置4名士兵的做法，从而保证部队撤退时不致扰乱。

我们知道，在战略层面上，率先发起进攻的一方通常是享有主动权的一方，能够先于敌人在各个战略方向上集结兵力。但也因此，进攻方也需要分兵封锁敌人坚固的设防堡垒，并且在敌境内更难以获取到充足的情报和补给，这些因素的存在显然会逐步削弱进攻方取得的先手优势。

毫无疑问，进攻方应该比防御方更为重视情报工作，甚至为获取情报而主动延后战役的发起时间，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在一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与另一支军队作战——这就是为什么进攻方的侦察分队在侵入敌国领土时，有必要与大军保持50公里以上的距离，以保证军队整体的态势感知能力。

从另一方面上来讲，在战役初期，主力部队尚未完成集结的防守方也仅能以小股精锐部队迎敌，兵力上更为强大的进攻方因此也就有了调动敌人和承受部分失败的余裕，不至因小规模战斗遭遇失利而向敌人的主力部队拱手让出战役主动权。

组织进攻时，我方应尽量保持隐蔽的原则仍然适用，但只需要在重点进攻方向保持行动隐蔽，派遣数百骑规模的小股精锐部队处理掉目标方向上的敌军游骑即可，绝没有一定要与敌人部署在边境上的所有人员发生交战，并在战斗中轻易取得胜利的说法。

只要我方主力部队的行踪仍然保持隐蔽，负责佯攻行动的队伍即使遭遇失利，也仍然能达成迷惑敌人的战术目的，这是因为在战役初期，尚未完成集结的敌人追击能力有限，难以发展胜利，对我方主力部队造成进一步的威胁。

前引《辽史》所提到的千人以上规模的“先锋军”，其职责就在于百数十人规模的“探马军”遭遇战斗失利并向后方撤退时，阻止兵力规模有限的敌人对己方作进一步的追击。

与《辽史·兵卫志》所言“全副衣甲”的“远探栏子马”类似，其他时期的游牧军队在出兵征伐时，也会设置与远距离侦察所有关的职事。如《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黑鞑事略》的内容中，就提到了蒙古军队入侵敌国时的“深哨”活动：

当他们要出战时，便首先派出一些先遣探马，后者随身只携带他们的毡毯、马匹和武器。这些人不抢夺战利品，不纵火烧毁房屋，不屠杀牲畜，但仅满足于伤害和骚扰黎民，如果他们对于敌人再无他计可施时，便迫使他们逃走。

然而他们本意最为喜欢的则是杀死敌人，而不是将之驱散。继他们之后，便是一支大军，会把所遇到的一切都攫为己有，把他们能够遇到的人都杀死或俘虏。同时，军队长官还从各方面派遣那些善于从事这种追逐的抢劫者去搜寻人和牲畜。

其行军常恐冲伏。虽偏师亦必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敌兵、某所粮草，皆责辨哨马回报。

按此所言，则蒙古军队的远探哨骑，主要负责的任务是“登高眺远”，捕获向导，探明敌情、地形和当地补给条件，同时也负责在敌境内制造恐慌，方便后续部队展开劫掠活动。

另外，从柏朗嘉宾的描述来看，这部分人员的纪律要求包括“不抢夺战利品，不纵火烧毁房屋，不屠杀牲畜”，说明他们主要依靠分享友军的战利品而获利，自己并不携带战利品，以免增加额外且不必要的负重。这是在远距离侦察行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项纪律。

至此，我们已经对于侦察人员在不同的任务中应遵守的各项行动准则，及背后的战略、战术原理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现在，我们的注意力也就可以转移至与小规模前哨战有关的历史记载上面了。

在这方面最为详细的条例规定，见于百慈藏卷《吐蕃兵律》（古藏文本）。这是一份由民间商人匿名提供，最初来源不明，仅知其出自西藏阿里地区的，记载了吐蕃帝国（或吐蕃崩溃以后的古格王国）时期部分军事律令的珍贵文本：

394-405：快马使、骑哨、昂如巴等人被敌军围困时之律例。飞马使、快马使、骑哨、昂如巴，以上四类人受惩罚标准等同，被敌围困或被敌追赶，无法逃脱，或最终不能逃脱，众士兵陷入绝境不能反击，任何人即使最后遇敌，要敢于反击，殊死战斗，不惜牺牲，直至战死。

若不敢反击，则当自尽。快马使、骑手、骑哨、城堡兵、昂如巴等人不得被敌捕获，能逃脱者尽量逃脱，如不能逃脱则自尽。若不能朝前突围就向山上逃，若不能逃脱被抓住、当事人必须自尽。

飞马使、骑手、骑哨、昂如巴四类人依序警惕前行，若被敌围困或被敌追击时，自已可以放弃反击，尽量逃回军镇。若众人无法逃脱，个别人也要拼死逃回，可以弃伴而逃，不受斥责。若一探兵逃回军镇，有重要利我情报，或中等利我情报，或次等利我情报，要奖赏军功，按兵律规定，立即颁给。

413-420：派快马使、骑哨、昂如巴做军情兵，(若败北弃马）蹒跚抵达军镇，后又与敌拼杀中丧命，（败北弃马）蹒跚抵达（军镇）之律例。当飞马使、快马使、骑哨、昂如巴、城堡兵被敌追赶，或被敌围困，可按律例规定，尽量脱身。

逃脱成功有二人以上，再勇猛反击，或未被其他骑哨、探哨看见，或蹒跚抵达军镇，或拼命战死，也不归入勇士类，哪怕蹒跚抵达军镇，也有过错而受斥责。快马使、昂如巴等，担负侦察之哨兵，他们懈怠失去警惕而丧命者。错误大者，不奖赏；错误小者，赏物减为少量，对错误大小立即作出决定。

433-442：探哨、骑哨发现敌方临时军驿奖赏之律例。探哨、骑哨发现敌方一个大临时军驿，对军镇有裨益，按照律例奖赏。探哨、骑哨未发现敌人，切勿寻敌求战，恋战犯错，要尽量逃回。未被敌擒，应逃至一箭射程（有效射程约60米，最大射程约200米）之外。

众人无法逃脱时，可派一二人前来报信。若派人去抓“舌头”，抓到一个，或从敌人哨卡中抓到一个探哨、骑哨，经审讯获得对军镇大有神益之情报，则给重赏。经审讯，获一些有利之小信息，赏与抓“舌头”人兵器之外，再赏3名囚奴，若抓住之囚奴被杀或逃逸，则由上峰赏给3名囚奴。

若抓住之“舌头”没提供重要情报，但因适时擒敌，奖赏兵器之外，再赏2名囚奴。若不属于此列所捕之囚奴被杀或逃逸，则由上峰赏2名囚奴。

从以上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吐蕃国家对于军队侦察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将递传消息的职责和情报安全置于个体乃至集体的生命之上，宁可战死、自尽而不得被捕，赏罚严明以至几乎不近人情的程度。

其余规定，又包括：在受到敌人袭击之前，哨组成员不得主动脱离至其他哨组的视线范围以外，否则不录战功，“或蹒跚抵达军镇，或拼命战死，也不归入勇士类，哪怕蹒跚抵达军镇，也有过错而受斥责”。

为敌人追赶、围困时，哨组成员“若不能朝前突围就向山上逃”，“逃至一箭射程之外”（这里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按照Avant-postes de cavalerie légère的说法，部署在起伏地形的哨组，其成员的一部分应位于高处，另一部分则位于低处，同时监视所有可能通行的道路，以免哨组在发现敌情之前，被敌人悄无声息地包围、歼灭）。

若众人无法全部逃脱，可派一、二人返回报信。如有哨组成员未与同伴商议便“弃伴而逃”，亦“不受斥责”，录其战功。只有在2人以上逃脱的情况下，才允许对敌反击，否则与敌交战便不符合规定。

虽发现敌迹，而未发现敌人时，哨组成员“切勿寻敌求战，恋战犯错，要尽量逃回”。明确负责“捉生”任务的哨组，凡捉获1名敌人，应至少奖赏擒敌者2名奴隶，若预定奖赏于其的奴隶意外死亡，每死1人则应赔偿擒敌者2人，若经审讯而获重要情报，更要对擒敌者重重加赏。

综上所述，侦察分队若与敌人发生交战，其应遵守的基本原则为“不接触”和“情报先行”。

至于“捉生”行动的战术，从居延汉简EPT68:81-92记载的一则实战案例来看，其重点应在于选择合适的地形，由多个哨组的成员合作，以绝对优势的兵力部署伏击（这一点与现代是相反的，在现代的小规模战斗中，小股部队也可以凭借部署良好的火力而击溃一支大部队）：

“候长王褒（人名）即使丹（人名）骑驿马一匹驰往逆辟。未到木中隧里所，胡虏四步人从河中出上岸逐丹，虏二骑从后来，共围遮略得丹，及所骑驿马持去。”

考虑到军队在交战中所积累的伤亡与疲惫，会导致仍然保持完整战力的人员在数量上逐渐减少，并显著降低各部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由于小规模的战斗反而对于“集中优势兵力”有更大的需求。

因此，古代的前哨战斗失利所造成的影响，大部队为此而有必要进行的调整动作，实际上是很大的），那么，缺乏决定性战果的前哨战斗，实际上就应该被我们明确定义为一种“不可维系”的战斗模式——要么被迫中止，要么被迫转变为大规模的战斗。

事实上，在更微观的战斗层面上，要视线如前引居延汉简战例所示的“合围”远没有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因为微观的个体在灵活程度上总是要高于宏观的集体。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讨论前哨战斗中，除兵力以外的会对战斗结果造成影响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天气、昼夜、地形、补给、心理、战术、增援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足以表明前哨战斗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可以预测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前文讨论“独立行动的侦察分队”时，会指出他们即使在次要方向上遭遇失败，也同样可以扰乱敌军的战略部署，并且“与敌人的全部游骑交战并取得胜利”的策略不切实际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尤里乌斯·凯撒所著《战记》的内容中了解到这种属于前哨战斗的困难性和意外性。

《内战记·卷一》：

78.阿弗拉尼乌斯的部队采牧受到阻挠，取水也发生困难。军团士兵的粮食还算有些积储……凯撒派骑兵走在前面，去扰骚和阻挠他们的后军，他自己带着军团紧紧跟上。他们（阿弗拉尼乌斯）的后军简直没有一刻不需要和我军的骑兵交锋。

79.他们的战斗方式是这样的，轻装的步兵营掩护着他们的后队，还有许多营一直停驻在平上。如果逢到要爬山时，这种地方的天然地形就很容易保障他们不受危险，因为那些先登的人处在较高的位置，可以保护其余那些攀登的人。

当他们走到一处峡谷或一段下坡路时，先行的人既役办法再给耽搁在后面的人帮助，我军骑兵却可以从背后较高的地方把武器向对方投去，这时，他们的危险就大了。因而，每当走近这种地形的所在时，他们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使用，即命令军团停驻下来，迎头猛冲，赶跑我军骑兵。

赶跑后，他们马上再一口气竭力狂奔，大伙一起赶下山谷，越过它后，重新再在一处高地上停驻下来。他们完全得不到自己骑兵的任何帮助，这些骑兵的数目虽然很多，却在前次战斗中吓丧了胆，反要军团把他们夹在队伍中间，给以保护。在行军中，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要想溜走也不可能，凯撒的骑兵会把他们统统捉住。

《阿非利加战记》：

50.那边有一条很宽广的山谷，山壁很高峻陡削，许多地方都有像是挖出来的那种洞穴，凯撒必须先穿过那边，才能到达他想去占领的山头。在这条山谷的另一头，有一片古老而又极茂密的橄榄树林。

拉比努斯利用自己对这一带地方熟悉，知道如果凯撒要去占领那地方，必须先穿过这个山谷和这片橄榄树林，就带着他的部分骑兵和轻装兵埋伏在那边。此外，他还在山岭之外，隐藏下另一支骑兵，以便当他自己出其不意地攻击军团士兵时，这支骑兵可以从山背后出来两面夹击凯撒和他的部队，使他们既没后退的可能，也没前进的机会，势必在惊惶失措中被包围歼灭。

凯撒不知道有这起埋伏，派了一支骑兵在前面先行，在他们到达这地点时，拉比努斯的部队不知是误会了，还是忘掉了他的指示，也许可能是害怕被骑兵踏死在壕堑里，他们一小批一小批地、甚至一个一个地从悬崖后面奔出来，向山顶上逃去。凯撒的骑兵追逐他们，杀死一部分，另外又活捉了一部分，然后迅速地一直奔上山头，把拉比努斯的守军逐走后，很快占领了它。拉比努斯和他的部分骑兵全靠飞奔逃走，才勉强得到安全。

以上，《内战记》文本所描述的西班牙地区的战况，可以作为步兵在起伏地形上，为保护骑兵而介入前哨战斗时的战术实例，庞培方的军队在这段时间的小规模战斗中始终处于下风，尽管在特定的地形上以步兵保护骑兵的战术，在这里确实卓有成效。但庞培方的军队也因此而付出了步兵的状态变得更为疲惫和涣散的代价。

与此同时，他们的骑兵不仅在数量上不如凯撒的骑兵，就连气势上也不足以与凯撒的高卢骑兵向匹敌。因此，阿弗拉尼乌斯等人也只能在凯撒设下的包围圈内，选择放弃自己的立场，向这位统帅投降了。

至于《阿非利加战记》文本所描述的骑兵在战斗正式爆发之前，便因突如其来的恐慌而直接放弃阵地，则可以看作是在大规模战斗中失利以后，前哨战斗因意外情况而陷于混乱的例子。

当时拉比努斯的部队刚打了一场大的败仗，损失了许多来自高卢和日耳曼地区的骑兵，迫使其只能依赖新来的努米底亚援军与凯撒作战。从这两个战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规模战斗与前哨战斗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前者的失利会对后者造成影响，而后者的持续进行又会削弱一支军队参与前者的能力。

但另一方面，这种“漫长的消耗”是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进行着的，这主要是因为前哨战斗会大大削弱一支军队获取补给的能力，其次则是因为战场双方因消耗而遭至的损失存在不对等，而要规避一场战斗也对于小股部队而言也称不上有多么困难，最后则是难以预见的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对“集中优势兵力”这一准则的执行必然要更甚于大规模的战斗，意外状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绝不会是什么小打小闹。

纵观历史长河，从吐蕃的严苛兵律到罗马的夜间侦搜，从戚继光的塘报体系到蒙古的深哨远探，尽管技术、武器与时代背景不断变迁，但侦察工作的核心原则却展现出惊人的延续性。

这些原则包括：编组的最小化与灵活性（2至6人的基本单位）、任务的明确分工与轮替（前哨、中继、后哨的协作）、通信的简洁与可靠（旗、鼓、驰告的互补）、行动的隐蔽与节制（除非必要，避免接触）、以及情报传递的绝对优先（生命可舍，情报必达）。

成功的侦察行动，永远是纪律、训练与指挥艺术结合的产物。它要求士兵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保持冷静，在孤独与危险中坚守职责；更要求将领能够深刻理解“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根据战略态势（是进攻还是防御，是强盛还是弱小）、战场环境（是开阔平原还是复杂山地）和敌我特点，灵活调整侦察的强度、范围与方式。

无论是《前哨袭扰》中针对规整入侵军的精确侦察，还是《青年骑士》中应对混乱局面的隐蔽渗透，其最终目的都服务于同一个核心：在迷雾般的战场上，为己方决策夺取那片刻的光明与先机。古代军事家们在这些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参考资料：

（宋）许洞《虎钤经》

（宋）《武经总要》

（宋）《太平御览》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

（元）《辽史·兵卫志》

（宋）彭大雅《黑鞑事略》

百慈藏卷《吐蕃兵律》（古藏文本）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伊传宁《汉代西北戍卒研究》

（英）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

齐德舜《吐蕃斥候考》

尼基弗鲁斯二世《前哨袭扰》

德·布伊尔《青年骑士》

德·布拉克《轻骑兵前哨》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凯撒《内战记》、《阿非利加战记》

来源：冷兵器研究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