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到邓池沟的穆坪天使报喜神学院或者说圣母领报堂，必须不能忘记[0317] 让-安托万·埃斯科代卡·德·拉布瓦索纳德（Jean-Antoine Escodéca de la Boissonnade）是19世纪中国四川的传教士。

法国在四川培养情报人才的最高学府大川立书堂与让-安托万·埃斯科代卡·德·拉布瓦索纳德生平（翻译及注释）

正如我之前所记录的，作为法国在四川的最高学府或者说培训本土高级情报人才大川立书堂大约是在五六十年前建立的。

六十年前也就是1809年，五十年前就是1819年。

当时，中国国内乾隆和嘉庆皇帝的迫害迫使法国传教士们在一位藏族土司的领地内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那时，大川这些山谷还完全被森林覆盖，当地只有被称为天全州土司“野蛮人”的原住民。

说到邓池沟的穆坪天使报喜神学院或者说圣母领报堂，必须不能忘记[0317] 让-安托万·埃斯科代卡·德·拉布瓦索纳德（Jean-Antoine Escodéca de la Boissonnade）是19世纪中国四川的传教士。

他出生于蒙克拉尔（法国洛特-加龙省），1761年或1762年生于此地。“拉布瓦索纳德”这一姓氏并未出现在他任何受神职仪式的官方文件中，但在部分官方记录里，其身为“蒙克拉尔市民”的父亲被提及使用该姓氏。

1789年，他就读于昂热神学院；同年4月14日，他的父母通过一份文书，为他设立了一笔100里弗尔（法国旧货币单位）的神职人员抚恤金。1790年，他在欧什（法国西南部城市）被祝圣为神父，

之后被任命为蒙塔斯特吕克（法国城镇）的副神父。

他拒绝宣誓效忠《教士公民组织法》（法国大革命时期针对教会的法案），获得了前往西班牙的护照，却似乎并未实际前往该国。

他辗转抵达意大利，随后与一名遣使会神父穆朗神父（P. Mouran）及其他法国神父一同前往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计划在当地创办一所神学院。

正是在这座城市，埃斯科代卡神父感受到了前往远东从事传教事业的召唤。他返回意大利后，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负责人派遣他前往中国。

1800年4月28日，他从威尼斯启程赴华。

马来西亚时期（1800-1803年）

他在途中被迫停靠槟城（今马来西亚槟城州），并短暂接替了当时身处墨吉（今缅甸丹老，属暹罗旧地）的雷克滕瓦尔德神父（P. Rectenwald）的工作，参与当地教堂的修建。

中国时期（1804-1836年）

1803年5月或6月，他动身前往四川，1804年10月抵达四川。

在崇庆州周边地区学习汉语后，他被派往四川南部及云南的天主教社群开展传教工作，主要活动地点为宜宾的落壤沟（Lo-lang-keou，在川滇边境）与云南龙溪（Long-ki，）。

埃斯科代卡赴华（1800年）对应嘉庆五年，抵达四川（1804年）对应嘉庆九年，1805年迫害对应嘉庆十年，1836年去世对应道光十六年，这一时间线完全覆盖了用户提到的“乾隆-嘉庆迫害”（乾隆在位至1799年，嘉庆在位1796-1820年），

1805年法国传教士遭受迫害期间，他多次被迫躲藏，避难于深山之中。

1813年，有人提议他前往槟城总学院任职，他拒绝了这一安排。他动用自己的少量私人财产，购置了几处土地，供传教事业使用。

1815年，杜弗雷斯主教（Mgr Dufresse，即若瑟·杜弗雷斯，巴黎外方传教会来华传教士，1815年在四川殉道）殉道后，

四川仅剩两名法国传教士。

埃斯科代卡神父作为资历最久者，依法成为四川传教区的负责人，直至1817年丰塔纳主教（Mgr Fontana）的任命诏书抵达（丰塔纳主教的主教任命于1817年正式生效）。

在此期间，四川的传教事业因迫害陷入困境。他藏身深山，撰写了多篇记录传教区苦难遭遇的报告。

1823年，他在大川铜厂河为几名中国的修女教师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圣母领报堂）。

1830年，罗安伯在铜厂河的修道院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瘫痪了。

1836年10月24日，他在四川西部的铜厂河（Tong-tchang-lo，）山区逝世，享年74或75岁。

他在忏悔法庭（天主教中负责信徒忏悔与灵修指导的场所）前对前来忏悔的人极为慈悲，以至于信徒们都说“他随身带着禧年（天主教中象征宽恕、恩典的喜庆年份）”。

他的父亲长期未收到他的消息，以为他已离世，便处置了自己的财产，并在遗嘱中捐赠2.4万法郎给阿让神学院（法国阿让市神学院）。

后来，埃斯科代卡神父得知这笔遗产后，提出了一项修改建议并获采纳：他希望这笔款项由阿让神学院与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共同分配。

详细注释

1. 关键机构与宗教术语注释

- 巴黎外方传教会（MEP）：全称为“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1658年成立于法国，是天主教重要的海外传教组织，也是19世纪在华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传教的核心力量，与用户此前关注的“外方传教会势力范围”直接相关（如邓池沟、穆坪、打箭炉等地的传教活动均属该会管辖）。

- 遣使会（Lazaristes）：即“圣母圣心会”，1625年由文森特·德·保罗创立，以兴办慈善、教育事业闻名，文中穆朗神父所属的该会与巴黎外方传教会虽同属天主教传教组织，但在华传教范围各有侧重（遣使会早期主要在北方，外方传教会侧重西南），1868年谭卫道（遣使会）进入外方传教会的四川势力范围，正是法国政府协调两派教会“避免冲突、协同传教”的体现。

- 祝圣为神父：天主教核心仪式之一，指通过主教的仪式，将信徒授予神父神职，使其获得主持圣事、传播教义的权限，是传教士开展工作的前提。

- 《教士公民组织法》：1790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法案，要求天主教教士效忠法国国家而非罗马教廷，本质是世俗政权对教会权力的削弱，文中埃斯科代卡拒绝宣誓，反映了当时法国教会与革命政权的冲突，也是他离开欧洲赴华的重要诱因。

- 忏悔法庭：天主教灵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徒向神父忏悔罪过、寻求灵魂指引的场所，文中“随身带着禧年”的评价，体现埃斯科代卡以宽容、慈悲的态度践行传教使命，这也是早期传教士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获得部分信徒信任的重要原因。

2. 历史背景与地理关联注释

- 乾隆-嘉庆时期的传教迫害：清朝自康熙后期起对天主教实行“禁教”政策，乾隆、嘉庆年间管控加剧，禁止传教士在华公开活动（仅允许少数技艺类传教士留居京城），川西因地处边疆、土司管辖范围与中央管控的“模糊地带”，成为传教士避难的重要区域（如文中埃斯科代卡“避难深山”、

在藏族土司领地活动，与用户提到的“传教士在藏族土司领地寻找安全地”完全吻合，邓池沟即属穆坪土司领地，是当时的传教避难所）。

- 邓池沟与川西传教区：邓池沟位于今四川宝兴县穆坪镇，属嘉绒十八土司中的穆坪土司旧地，1814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此建立教堂与学校（即用户提到的“邓池沟教会学校”），

埃斯科代卡1804-1836年在川滇边境活动，虽未直接提及邓池沟，但他负责的“四川南部及云南传教区”包含穆坪周边区域，且1823年修建修女修道院（大川立书堂）的举措，为后来邓池沟教会学校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教会学校早期多由修女负责教育工作），是邓池沟传教历史的“先驱者”。

- 杜弗雷斯主教殉道：若瑟·杜弗雷斯（1752-1815）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重要传教士，1802年抵达四川，1815年因禁教政策被捕，同年在成都殉道，他的去世是四川传教区的重大损失，也导致埃斯科代卡成为“资历最久的传教士”，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川西传教的危险性，也解释了为何传教士需依赖土司领地的“庇护”——中央政权的迫害与土司的相对自治，形成了传教活动的“生存空间”。

- 槟城的中转作用：槟城（当时属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海峡殖民地）是19世纪天主教赴华传教的重要“中转站”，因地处马六甲海峡，兼具交通便利与殖民统治下的宗教宽容环境，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此设立“总学院”，负责培训赴华传教士、协调东亚传教事务，文中埃斯科代卡停靠槟城、拒绝赴槟城任职，体现他“专注川西传教”的决心，也反映了外方传教会在远东的传教网络布局。

3. 人物关联与时间线注释

- 埃斯科代卡与谭卫道的传承：埃斯科代卡（1761/62-1836）是早期川西传教区的“奠基者”，而用户关注的谭卫道（1826-1900，遣使会神父）于1868年进入四川穆坪、邓池沟等地，两者虽未直接交集，但埃斯科代卡时期奠定的川西传教网络（如与土司的关系、山区避难所、土地资产），为谭卫道后来的活动提供了基础；

同时，埃斯科代卡“动用私人财产支持传教”“修建修道院”的举措，与谭卫道“以科学考察（如采集珙桐）辅助传教”的模式，共同反映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及后来遣使会）在西南“长期经营、本土化适应”的策略。

- 时间线与清朝年号对应：埃斯科代卡赴华（1800年）对应嘉庆五年，抵达四川（1804年）对应嘉庆九年，1805年迫害对应嘉庆十年，1836年去世对应道光十六年，这一时间线完全覆盖了用户提到的“乾隆-嘉庆迫害”（乾隆在位至1799年，嘉庆在位1796-1820年），且其去世后至1868年谭卫道入川的32年间，川西传教区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经营下逐渐稳定，为法国政府1868年“协调遣使会进入外方传教会势力范围”提供了现实条件——此时的西南传教区已形成“核心据点（如邓池沟）+ 土司关系网 + 教会资产”的体系，具备接纳不同教会协同传教的基础。

来源：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