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窗帘下摆刚沾到地面，就被一只粗糙的小手攥住——手的主人叫张世承，山东平原县坊子乡人，1905年生，虚岁15，身高不到一米六，却能在人群里像泥鳅一样钻缝。

1919年5月4日下午4点25分，北京赵家楼胡同2号曹宅的窗棂被铁棍撬开，一块湖绿色丝绸窗帘“刷”地垂下来，像一面投降的旗。

窗帘下摆刚沾到地面，就被一只粗糙的小手攥住——手的主人叫张世承，山东平原县坊子乡人，1905年生，虚岁15，身高不到一米六，却能在人群里像泥鳅一样钻缝。

他把别在腰间的“三枪”牌火柴咬在嘴里，双手攀住窗棂，一纵身跳进屋内，脚落地时踩碎了一只景泰蓝花瓶，发出“咔嚓”一声脆响。

这声脆响，成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最具体的开场白。

张世承不是学生。他随表叔来京投奔纱厂，纱厂倒闭，只好在前门外“大栅栏”给人擦皮鞋。

5月4日那天，他本想去天安门看热闹，却被汹涌的人流裹到了赵家楼。

事后他在1984年平原县民政局的口述里回忆：“我看见一个戴圆眼镜的大学生拿棍子砸窗，砸不开，我个儿小，挤过去说‘让我来’。”他踩着同学肩膀翻进去，先摸到书房，案头摆着曹汝霖的相片，“穿西装，留中分，我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火气上来，动作便干脆：他掏出火柴，“嚓”地划着，先点窗帘，再扯过案头一叠《顺天时报》当引火，火苗“噗”地窜起半尺高，照得他额前绒毛都发亮。

窗外的人只愣了两秒，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北高师学生俞劲后来写《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说自己“亲眼看见一个外地少年把窗帘扯下来，先点报纸，再点地毯”。

北大罗家伦1919年5月5日的日记也留下一句：“有外来少年，口音鲁西，攀窗纵火。”——三份材料隔着65年却互为印证，把“第一把火”的坐标钉死在15岁的张世承身上。

火一起，曹宅立刻乱了。曹汝霖早从后墙梯子溜走，剩下章宗祥被误当成主人，挨了顿拳脚。

张世承趁乱往厢房钻，想再点一把，却被浓烟呛得眼泪直流，只好原路翻窗逃出。他光脚跑到石驸马大街，才发现右脚鞋不知何时跑丢了，脚底被碎玻璃划了道口子，血顺着裤管滴在青石板上。

一个拉黄包车的师傅看他可怜，把他拉到宣武门外，用破布条帮他缠了脚，又给他三个铜子儿坐电车。

电车开到前门，他跳下车，混进看热闹的人群，像一滴水回到海里，没人知道这个半大孩子就是刚刚点燃时代怒火的人。

第二天，北京《晨报》登出“赵家楼火警”消息，只说“学生纵火”，没提少年。张世承也不敢再擦皮鞋，躲到丰台舅舅家，帮人挑水混口饭吃。

此后他拉过洋车、扛过麻包，1938年参加八路军，解放后在平原县供销社当搬运工，一生没结婚，晚年跟侄子过。

1984年，平原县民政局采集“三亲”史料，他才第一次对着录音机说出那段往事：“我怕了一辈子，也憋了一辈子，今天说出来，死也闭眼。”录音带现存德州市档案馆，编号“五四-口述-034”，时长43分27秒，老人说到“窗帘是湖绿色”时，哽咽了两次。

有人质疑：一个15岁孩子，哪懂民族大义？可历史偏偏在缝隙里开花。

张世承不识字，不知道“巴黎和会”，也不懂“二十一条”，他后来回忆：“我就知道曹家是卖国贼，点把火，替中国人出口气。”——朴素到近乎鲁莽的直觉，恰好对应了五四最本真的内核：对不公的本能反抗。

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里评价：“赵家楼的火，不是计划，是情绪；不是策略，是象征。”而象征的引线，竟由一个孩子点燃。

更吊诡的是，张世承点火时，北高师学生匡互生正拿铁棍砸门，北大梅思平在找煤油，俞劲在爬墙——他们都做了“纵火预备”，却被一个外来少年抢了先。

历史没有剧本，却偏爱偶然。正如罗家伦当天写给《每周评论》的急稿所说：“火起之时，众声喧哗，谁也说不清谁第一，但少年之影，已镌于火光。”

1989年五四70周年前夕，平原县政协想请张世承去北京拍纪录片，老人却已在前一年冬天去世，临终前把当年擦鞋用的小木箱留给侄子，箱底压着一张1919年5月5日的《晨报》残片，标题只剩四个字——“赵家火警”。

侄子说，叔生前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癖好就是坐在门口看夕阳，脚上的伤疤直到晚年还隐隐作痛，像一块暗红的印章，盖在他与民族命运的契约上。

今天，赵家楼旧址已变陈列馆，沙盘复原了当年火迹路线，讲解员总会停在那扇窗前，补一句：“第一把火，是个15岁的山东少年点的。”

游客哗然，拍照、追问，却很少有人记得，张世承一生最常说的话是：“别把我写成英雄，我就是一擦鞋的，那天路过，顺手划了根火柴。”——可正是这根火柴，照亮了中国现代史最漫长的一夜。

参考文献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德州市档案馆：《平原县“三亲”史料汇编·五四专辑》，1984年，编号“五四-口述-034”

来源：嗨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