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糊首辅”万安：靠进献春药权倾朝野的投机人生

摘要：1418年2月25日，万安出生于四川眉州一个普通农家。此时正值永乐盛世尾声，明成祖朱棣的开拓政策为寒门子弟留下狭窄的晋升通道。少年万安“日夜诵史不辍”，终于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30岁时考中进士，这个年龄在同期进士中已属“大龄”。

1418年2月25日，万安出生于四川眉州一个普通农家。此时正值永乐盛世尾声，明成祖朱棣的开拓政策为寒门子弟留下狭窄的晋升通道。少年万安“日夜诵史不辍”，终于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30岁时考中进士，这个年龄在同期进士中已属“大龄”。

翰林院起点：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这是明代“储相”培养的关键环节。在1450-1457年间，他默默无闻地担任编修、司直郎等职，期间却暗中观察朝局变动。

精准政治投机：天顺二年（1458年），万安突然被破格提拔为侍讲，这与他攀附司礼太监王纶有关。在“夺门之变”后的政治洗牌中，他准确站在了明英宗阵营。

历史吊诡之处在于：与万安同期的商辂、彭时等官员坚持正道直行，而万安却选择了一条看似“便捷”的晋升之路。这种价值取向的分野，预示了成化年间清流与投机派的最终对决。

1464年明宪宗朱见深即位，这位因“土木堡之变”童年受创的皇帝，逐渐显现出怠政倾向。万安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政治气候转变：

攀附万贵妃集团：尽管万安仅与万贵妃同姓并无血缘，却公然以“子侄礼”谒见，借机推荐其弟万通入仕，构建利益共同体。

“房中术”政治学：成化后期皇帝沉迷道教方术，万安不仅进献《秋石方》等房中药，更指使翰林院编修《修真秘要》，将谄媚包装成文化工程。

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一个细节：皇帝因服食丹药昏迷半日，万安竟阻止太医诊视，反而建议加大丹药剂量。这种将君主健康视为政治筹码的做法，彻底暴露其权欲本质。

万安、刘理财、刘吉三人因在成化年间尸位素餐，被戏称为"纸糊三阁老"。这一称呼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还有"泥塑六尚书"的说法，足见成化朝政的腐败程度。与"万岁阁老"不同，"纸糊三阁老"的戏称更侧重于三人执政能力的低下，而不仅仅是面对皇帝时的谄媚表现。

万安的无能在多个场合暴露无遗。据《明史》记载，有一次天灾频发，异象连连，万安与其他阁臣一起入宫面圣。当皇帝勉强现身时，万安立即抓住机会表演：他第一个伏地叩首，高呼万岁。其他大臣措手不及，不得不跟着跪拜。明宪宗见状龙颜大悦，随即宣布退朝。万安这一招不仅化解了皇帝的尴尬，更避免了颁布罪己诏的难堪。从此，"万岁阁老"的绰号不胫而走，但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却愈发稳固。

万安虽无治国才能，却深谙权力游戏的规则。他善于揣摩圣意，精于阿谀奉承，通过结党营私巩固自己的地位。成化十三年（1477年），万安加太子少保，升为文渊阁大学士，继商辂为内阁首辅。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孝宗出阁，万安升为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当时彭时已死，商辂因触怒汪直而离职，在内阁的有刘理财、刘吉。万安作为首辅，与南方人结成朋党，而刘理财与尚书尹旻、王越等为首的北方人也结成党羽，互相倾轧。但刘理财疏浅而万安深鸷，最终万安在党争中占据上风。

万安的腐败行为尤为恶劣。他通过科举舞弊为亲友谋取官职，如让御史倪进贤进献媚药以换取科举晋升。倪进贤素不读书，以房术进献万安，万安大喜，适逢成化戊戌科，万安嘱托考官刘吉、彭华录取倪进贤，使其登进士，选庶吉士，后官至御史。万安执政的20年中，每当科举考试，必定让自己的门生担任考官，因此他的子、孙、甥、婿考中的人很多。其子万翼官至南京礼部侍郎，孙万弘璧任翰林编修。万安死后不久，万翼、万弘璧也相继故去，家族迅速衰败，成为士大夫们嘲讽的对象。

万安在云南叛乱事件中的表现，充分暴露了其为私利牺牲国家利益的腐败本质。成化年间，云南边疆的动乱引起守臣恐慌，南总兵官沐琮将情况紧急奏报朝廷。对于如何处理孟密扰乱边疆之事，朝廷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兵部尚书张鹏为代表，主张用兵镇压；另一种是以阁臣万安为代表，主张招抚。

万安因收受孟密首领曩罕弄的巨额宝石贿赂，为孟密辩护，主张姑息纵容的策略。他在廷议中极力陈言用兵之弊，并建议朝廷"命有才识大臣，带领熟知夷情人员去与守臣亲诣彼处，宣谕朝廷不忍加兵之意，宥其强横并头目拨置之罪，令其革新向化，退还所占村寨"。明宪宗采纳了万安的意见，名义上派遣右副都御史程宗前往孟密勘察夷情。程宗会讲当地语言，受思柄（疑为孟密使者）贿赂，又经万安指示，将偏袒孟密之意透露给程宗。明朝最终设孟密安抚司，将木邦部分土地划归孟密，导致木邦势力衰微。

这一决策引发了严重后果。据明代张志淳《南园漫录》记载："夫孟密之失，萌于毛胜，盛于钱能、王举，而成于万（安）、程（宗），终使再无以善其后。"弘治以后，孟密与木邦、孟养等土司仍交恶不断，西南边患持续数十年。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记录："自广西郡城外，皆普氏所慑服。"百姓流离四方，"不敢一鸣之有司"，因为"有司不能保其命，而普之生杀立见也"。西南边疆的混乱局面，与万安的决策有着直接关联。

万安在权力巅峰时期，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皇帝献媚。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万安因向明孝宗献房中术而被迫致仕。据《明史》记载，明孝宗在宫中发现了一小箱子奏疏，内容全是讲论房中之术，末尾写着"臣安进"。孝宗让太监怀恩拿着奏疏到内阁找万安，斥责道："这是大臣应该做的事情吗？"万安羞愧汗流浃背，伏在地上不能出声。

万安的房中术献媚事件，成为明代官场道德沦丧的典型案例。他不仅自己参与，还让门生倪进贤每日与他谈论房中之术。这一行为被史家称为"士风糜溃"的象征，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指出："国朝士风之弊，以三个时代为界标：侵淫于正统，而糜溃于成化，至正德而朝廷士大夫之体浙灭尽矣。" 万安正是成化朝士风糜溃的代表人物之一。

万安还因"万岁相公"的戏称闻名。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明宪宗因略有口吃，召见大臣次数较少。一日召见万安、刘理财、刘吉三人，他们对于宪宗关于时事政治的问题无法回答，只知道叩头高呼"万岁"。这一场景被时人讥讽为"万岁相公"，与"万岁阁老"形成呼应，共同构成对万安等人尸位素餐的讽刺。

万安在成化朝的权势达到了极点。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失宠，言官请罢西厂，宪宗不许。万安再次上疏请求解散西厂，宪宗同意。此事得到朝廷内外的称赞，万安因此被加授太子太傅，升为华盖殿大学士，后来又加少傅、太子太师头衔，再升为少师。然而，这一看似善政的行为，实则是万安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他敏锐察觉汪直已失宠，借机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

万安在西厂裁撤事件中的表现，展现了其政治嗅觉的敏锐，也暴露了其行为的虚伪性。西厂是明宪宗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立的特务机构，由汪直提督，势力超过东厂。同年五月，内阁首辅商辂等人上书称西厂"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网太密"，联合六部九卿请罢西厂，明宪宗勉强同意，但一个月后又重开西厂，导致商辂被迫辞职。

成化十八年（1482年），万安在汪直失宠后主动上疏请求裁撤西厂，这一行为被时人视为其政治智慧的体现。他不像商辂那样出于原则立场，而是基于对权力风向的敏锐判断。万安眼见汪直已失宠，立即借机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据史料记载，万安劝说想面圣的尹直："从前彭公请召对，一语不合，即叩头呼万岁，以此贻笑。现在我辈凡每事都尽言，由太监选择向明宪宗汇报，明宪宗无不应允，这胜过当面应对多了。" 万安的这番话，既暴露了他趋炎附势的本性，也反映了成化朝宦官干政的严重程度。

西厂的裁撤虽被群臣称赞，但万安并非出于对朝政的匡正，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勾结道士李孜省、邓常恩，借以排除异己。刘理财、王恕、马文升、秦紘、耿裕等正直大臣相继被逐出朝廷，而彭华则由詹事升为吏部侍郎，进入内阁。朝臣无人敢与万安对抗，形成了"南党"和"北党"两股势力，相互倾轧，导致朝政混乱。

西厂的裁撤虽然暂时缓解了宦官干政的危机，但明朝的特务政治并未因此终结。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重开西厂，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再加上东厂和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出，天下骚动。直到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倒台，明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万安的西厂裁撤行为，虽然在短期内获得赞誉，但从长远来看，未能改变明朝特务政治的走向。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宪宗驾崩，太子朱祐樘继位，史称明孝宗。万安负责起草登极诏书，同时禁止谏官进言，引起满朝官员哗然。御史汤鼐质问内阁，万安不动声色地说此是皇帝之意。汤鼐将万安的话上奏孝宗，揭发万安自己堵塞言路，却将责任推给皇帝，有失人臣之礼。孝宗因此很不高兴。

万安还向孝宗进献房中术，试图讨好新君，却遭到孝宗的强烈反感。孝宗斥责道："此大臣所为乎？"万安羞愧难当，汗流浃背，伏地不能出声。此时，大臣们纷纷弹劾万安，积压多年的负面评价终于爆发。尽管万安多次跪拜求情，孝宗仍坚持让他辞职。万安被迫致仕，黯然离场。

万安在回家的途中还不时回头张望，希望看到奉皇帝命令来召他回京的人，甚至幻想着被重新起用。然而，他的幻想最终破灭。一年后，万安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孝宗虽不情愿，但仍依例追赠他太师、左柱国，谥号文康。这一结局，既是万安个人的悲剧，也是成化朝官场生态的真实写照。

1. 制度性腐败的生成机制

明代中期的考成法流于形式，御史监察体系被架空。万安们创造的“糊裱术”——用公文流转掩盖行政停滞，成为后世贪官模板。

2. 寒门精英的异化轨迹

从苦读圣贤书到精通钻营术，万安的人生折射出科举制度下部分知识分子的堕落。当道德约束让位于阶层跃迁焦虑，儒家理想便沦为功利工具。

3. 君权与臣权的畸形共生

成化帝需要万安作为怠政的“保护伞”，万安则需要皇帝赋予的权力外壳。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最终损害的是国家机体。

万安的人生轨迹构成完整的投机者图谱：30岁前苦读求进，30-50岁钻营攀附，50-70岁权倾朝野，70岁身败名裂。他比忠臣更懂生存，比贪官更善伪装，在成化年间的政治泥潭中，这种“实用主义”反而成为晋升密码。

当我们审视这个复杂历史人物时，不应简单以“奸臣”标签概括。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警示：当制度允许道德与能力分离评价，当权力失去有效监督，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会应运而生。从成化朝的万安到嘉靖朝的严嵩，明代中后期的权奸谱系，本质上都是制度缺陷的人格化呈现。

明代历任内阁首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