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8年冬，钓鱼台的松枝被北风刮得噼啪作响，满院子落针，一片萧瑟。临近深夜，国务院灯火依旧，周恩来一遍遍翻阅来自平壤的简报——那是半年后一次“必须完成”的回访。彼时中朝之间的往来已冷却好几年，误解、猜疑夹杂其间，情势紧张得像屋檐下的冰凌，一触即碎。

1968年冬，钓鱼台的松枝被北风刮得噼啪作响，满院子落针，一片萧瑟。临近深夜，国务院灯火依旧，周恩来一遍遍翻阅来自平壤的简报——那是半年后一次“必须完成”的回访。彼时中朝之间的往来已冷却好几年，误解、猜疑夹杂其间，情势紧张得像屋檐下的冰凌，一触即碎。

进入1969年，中方开始主动修补对外关系。毛泽东提出一句话：“老朋友不能丢。”这句话像信号，没写进公报，却刻在了总理的备忘录。国庆阅兵刚过，朝鲜劳动党派出崔庸健来华，双方言辞谨慎，却已能从对方眼神里读出“回暖”两个字。回访的日程，就在那时悄悄定了下来——1970年4月。

1970年4月27日拂晓，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机舱里，工作人员低声讨论最新的对朝经济援助清单，周总理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腿上摊着厚厚的资料夹，红蓝铅笔交叉批注，线条密得像战役地图。落地时，平壤机场灰幕般的云层刚刚散开，礼炮十二响震得胸口发闷。

舱门打开，金日成快步迎到舷梯下，眼睛猛地停留在周恩来消瘦的脸庞，轻声一句：“总理，您累瘦了。”十个字，不长，却压住了周围所有礼节辞令。周恩来微微点头，握手的瞬间，用力极大——老友重逢，更像久别重逢的战地战友。

随后三天，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第一站是万景台化肥厂，厂房外墙新刷的白漆刺眼。周恩来询问产能、原料、工人配给，连细到炉温都不放过；金日成则不断把话题拉回“共同防务”“战略协作”。两人说到激烈处，翻译都来不及跟上，只能飞快记录。工人们站在车间外远远望着，议论声此起彼伏：中朝关系，真的要暖了吗？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此行最重要的议题并非表面上的化肥项目，而是拆除两国间因信息不畅产生的隔阂。1962年《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后，本应亲如兄弟，却因“十年动荡”几度生疏。金日成担心北京转向莫斯科，北京则忧虑平壤与苏联走得太近。周恩来选择正面交锋，用整整六小时的闭门谈判，把事件经过、媒体失真、基层误判悉数摆到桌面。空调噪音嗡嗡作响，会谈却一直保持低音量，两人都不愿惊动外间随员。

谈判结束的夜里，平壤宾馆大厅摆上了朝鲜最高规格的“全狗宴”。传统铜盘蒸汽不停翻涌，肉香混着高粱酒味儿扑面而来。金日成举杯，却发现周恩来只象征性啜了一口。老朋友知晓老朋友的身体状况，席面寒暄也便收了锋芒。宴毕，周恩来回房批改文件到凌晨，警卫员几次提醒休息，他摆手笑笑，只说“事情不等人”。

六月，金日成秘密赴京回访。此举不公开，外界仅得只言片语。钓鱼台18号楼被临时改成宴会厅，原本用于放会客沙发的房间搬空，摆下一张拼接的大圆桌。毛泽东抵达时，金日成已在门口等候。那天的饭局，菜品极简，却见证了高层默契：先由毛泽东谈大势，再由周恩来谈细节。席间，毛泽东夹起一块红烧肉放到金日成盘里，气氛瞬间松弛，仿佛回到抗美援朝火线上无数次的并肩。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抵京。消息传出后，平壤坐立不安。7月14日凌晨，周恩来带着最简短的随行组再次飞往平壤。两个小时的空中旅程，翻译靠在舷窗睡着了，周总理却趴在折叠小桌，补写会谈提纲。飞机落地时是黎明，金日成等候多时。那轮会谈持续整整十二个小时，议题从中美破冰到东北亚新格局，只见两位领袖不疾不徐拆解形势。会后，周恩来拒绝了留宿安排，连夜返京，刚下机就直奔人民大会堂研究接下来的中美公报草案。

1974年5月，周恩来因膀胱癌住进305医院。病榻旁，文件夹仍排成山。11月，金日成取道丹东再访北京，提出要见老朋友。医生极力反对，周恩来坚持会面。为了套上那双因水肿穿不了皮鞋的脚，他让警卫员按旧式尺码缝制了一双蓝布鞋。病房里，两人相对而坐，气氛凝重。周恩来低声交代：“今后有事，找小平同志。”不多的话，却把未来的沟通渠道清清楚楚托付下去。

1976年1月8日凌晨，北京冬夜寂静。广播里传出噩耗，平壤得信后，金日成红着眼圈，原定当天的眼科手术被迫延期。朝鲜大使馆依照传统制作花圈，送往北京的灵堂；首都机关同时下半旗三天。三年后，金日成决定在万景台化肥厂内树立周恩来雕像。朝鲜史料里写道——“这是为了纪念那次春天的回访，把老朋友的身影留在这里”。

来源：红色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