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诗词中，有两阕都是以《沁园春》词牌填的词。一阕为《沁园春·长沙》，填于1925年秋，一阕为《沁园春·雪》，填于1936年春。风云沧桑十余年，毛泽东从湘江之畔走向黄河之滨，由青年革命家转变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苦难辉煌又十年，抗战胜利后重庆国共谈判之

文/张家康

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诗词中，有两阕都是以《沁园春》词牌填的词。一阕为《沁园春·长沙》，填于1925年秋，一阕为《沁园春·雪》，填于1936年春。风云沧桑十余年，毛泽东从湘江之畔走向黄河之滨，由青年革命家转变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苦难辉煌又十年，抗战胜利后重庆国共谈判之际，毛泽东将《沁园春·雪》赠予柳亚子，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已到了光明与黑暗较量的十字路口。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扎根于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光明前途的憧憬，充满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气概。

“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

1911年春，十八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自此，在长沙读书、工作和奋斗了十三年。正是在长沙，他接触到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读到了黄花岗起义的新闻，顿时热血沸腾。他说：“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中的一位。

长沙革命党发动起义，毛泽东报名当了兵。清王朝宣布退位，毛泽东又退役继续求学。他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只读了半年，又退学自修，可却在这所学校留下了一篇“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短短六百字的文章，国文教员柳潜的批语却有一百五十字，说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毛泽东寄居在长沙的湘乡会馆，自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早出晚归，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他在这里读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约翰·穆勒、赫胥黎和达尔文的著作，还读了一些外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一张世界地图。知识更新，眼界扩大。二十多年后，他还是津津乐道在省立图书馆自修的半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2月，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读了五年半的师范。1918年4月，毛泽东和萧子升、蔡和森等创办了新民学会。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新民学会会员，为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坐火车由长沙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而是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关于他的职务，据学者考证是“图书馆书记”，负责新到书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工作。他常向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讨教，同时又努力接触新文化运动的新锐人物。他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常听《京报》社长邵飘萍的新闻课。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经同班同学周世钊的介绍，担任修业小学的历史教员。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长沙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的学生运动，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毛泽东提议创办《湘江评论》杂志。7月14日，《湘江评论》正式出版发行，毛泽东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集撰文、编辑、排版、校对于一身，甚至上街叫卖都是他一人所为。修业小学的薪资只够他一日三餐，生活朴素节俭。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来找毛泽东时，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床铺上有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可他在这一时期过得特别充实，激荡沸腾的热情已经冲破思想的牢笼，发表在《湘江评论》的文章已是踔厉风发，振聋发聩：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湘江评论》上的许多文章都曾被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报刊转载。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撰文表扬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毛泽东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投身社会运动的最初立足点就是民众，这是他一生一以贯之的初心。

皖系军阀张敬尧主政湖南期间，作恶多端，劣迹斑斑，激起湖南人民的公愤。1918年12月6日，湖南学联发起驱逐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次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毛泽东为驱张运动写了很多文字，在京、津、沪、汉各地的报刊发表。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媒体上，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为国人所注意。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2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期间，专程向陈独秀讨教湖南改造和建设的问题。此时，陈独秀等正筹组中国共产党。这次上海之行，毛泽东收获颇丰。他在和陈独秀畅谈“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时，“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对毛泽东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时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1月，毛泽东接受陈独秀、李达的委托，在长沙组织建立共产党。同时，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创办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1921年7月，毛泽东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到长沙，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他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10月10日，中共湖南省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为书记。

1922年5月，在中共湖南省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同时，他还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他领导湖南工人，创办工会组织，维护工人权益，发动工人罢工，受到陈独秀的表扬。1923年1月，陈独秀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帮助他筹备中共三大。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局秘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9月，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派，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回到长沙，指导筹备建立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在他的指导下，长沙、常德、衡阳等地相继成立了国民党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国民党湖南总支部成立，湖南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之一。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他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等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叶楚伧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三常委之一，在另外两名常委不在上海的情况下，他就是上海执行部的实际负责人。

毛泽东则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核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叶楚伧等右派的斗争已经公开化了。当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途经上海时，毛泽东等向孙中山面呈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十四人的信，反映上海执行部的问题，希望派人来解决。可是，由于孙中山事繁且又在病中，无暇处理此事。于是，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毛泽东也积劳成疾，于12月请假回湖南养病去了。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携两个儿子由长沙回到韶山冲。他利用这个假期四处串门，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湖南农民非常富有战斗力。于是，他创办了农民夜校。在农民夜校的基础上，他秘密组织了农民协会，后又发展农民协会中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时，最为关注的是农民的切身利益。这一年的7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青黄不接，颗粒无收的季节，大多数农民家年谷不登，嗷嗷待哺。可地主老财家却囤积居奇，抬高米价。毛泽东召集党支部和农民协会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平粜就是以平价出售）。

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根本不答应，反而要把稻谷运往外地，以高价牟取暴利。毛泽东知道后，要韶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等带领数百名农民，连夜阻止成胥生的稻谷起运。成胥生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纷纷效仿。这是韶山历史上的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成胥生对毛泽东恨之入骨，悄悄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密报给湖南省长赵恒惕。8月28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立即抓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看到这封密电，赶忙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去韶山。毛泽东得信后即离开韶山，由农民护送到长沙。

◆《沁园春·长沙》

9月，毛泽东接通知往广州参与筹备国民党二大。临行时，他独自一人来到橘子洲，寒气袭人的萧瑟秋风中，层层叠叠的枫树叶已把岳麓山染红。湘江北流，大小船只竞相争游。天地广远辽阔，心潮激荡澎湃，毛泽东浅吟低唱一阕《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就要离开长沙了，毛泽东思绪万千。长沙，湖南一师，那些岁月峥嵘的记忆已永嵌在他的脑海里。“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他忘不了“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迈，正以这种英姿焕发的面貌，踏上新的征程，迎接新的挑战。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决议，继续执行孙中山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继续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蒋介石密令的“通缉共党首要”的一百九十七人中，毛泽东名列第十二位。自此，蒋介石血腥镇压中国革命，至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达三十三万七千人，到1932年以前，竟达一百万以上。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会后，瞿秋白希望毛泽东留在中央机关工作，他却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回到长沙，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会议上，重申他在八七会议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在筹组湘南武装起义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有别于南昌起义，“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我们应当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起义。起义军在攻打城市受挫后，迅速向南转移。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十分艰难，一些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信中，回答了这些疑问，并以诗一般的语言预见了中国革命的恢宏远大的前景：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从1931年的赣南会议到长征出发前，毛泽东都是受排挤，处境十分艰难。他被边缘化，甚至被剥夺了工作。这段艰难的经历也使毛泽东获益匪浅。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感而发地说：“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的“左”倾军事路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时，中央红军遭受重创，由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中共中央先后在通道、黎平、猴场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独断专行的状况，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的准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中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这个新局面就是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2月上旬，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清涧县袁家沟，准备渡河东征，开赴抗日前线。这里地处黄河西岸，与山西隔河相望，东是黄河，西是无定河。一场大雪后，天地辽阔，山川壮美。毛泽东融入雪的遐想之旅，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吟哦出《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词的上阕以动静结合，冷暖相映的笔法，赞颂北国雪景的丰富多彩的美，以此表达毛泽东的热烈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词的下阕是史评，从秦始皇到成吉思汗，毛泽东都作了一一点评。毛泽东专此作了注解：“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无非一念救苍生”

全民族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十二万五千次，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人，其中日军五十二万七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六十九万四千余支，各种炮一千八百余门。至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党员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一百三十二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万人；领导建立了十九块抗日根据地。总面积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可这在蒋介石看来却来得太突然。此时，国民党的军事主力还远在西南，调兵遣将太困难了，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可得接受日军投降的先机之便。于是，蒋介石连下几道命令，一面要中共武装力量就原地待命驻防，一面要国民党军主力积极推进。他甚至要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接受国民党军的收编。

这番操作完成后，蒋介石于8月14日至23日，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泽东有针对性地三次复电蒋介石。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专此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去，这样可以取得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由于我们有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1949年8月，毛泽东与柳亚子在一起。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创作于1936年2月，其间十年，几乎无人知晓，它的传播和影响起始于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多年的朋友，柳亚子因编辑《民国诗选》，曾把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誊抄了一份，请毛泽东校正，没想到毛泽东却抄录了这首《沁园春·雪》，赠给了柳亚子。

柳亚子得词后，不胜赞叹，深感毛泽东“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尤为能抗乎，况余子乎”？这首词在山城辗转传抄，不胫而走。《新民报》晚刊于11月14日公开发表，并作按语称《沁园春·雪》“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又是一个十年，这个十年与《沁园春·长沙》到《沁园春·雪》的十年相比，中国革命已如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终于攀上了一个高峰。1944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文件上，作了这样的修改：

“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了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如果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而又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

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再到重庆谈判。沧桑风云二十年，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段苦难辉煌的历程。毛泽东虽然预见到重庆谈判是个“不了之局”但仍然坚持去与蒋介石谈判，是“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愿望，紧紧地抓住“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权，毛泽东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七律《重庆谈判》也在山城风传。全诗为：“有田有地吾为主，无法无天是为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针对蒋介石在谈判中要中共放弃解放区的无理要求，毛泽东予以拒绝，因为解放区的农民“有田有地”，是当家作主的主人。国民党的战时陪都重庆，有官皆贪，是为“墨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那是“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政治清明，人民当家作主，就是黄土也能变成金。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竟命令国民党的四个战区司令长官，分别率部沿铁路线向解放区进攻。为阻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解放区军民开展交通破击战，“炸桥挖路”，不让他们在铁路上运兵。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可蒋介石却伸出手来争夺胜利果实。“夺地争城”所表现的是保卫胜利果实，维护人民权利的斗争。日寇铁蹄下的沦陷区，“遍地哀鸿满城血”，毛泽东以“弥天大勇”赴会重庆谈判，这“一念”也就是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拯救“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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