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边无兵、无马、无援军,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还静静躺在破口的衣襟里。
1937年初的西北黄土高原,风卷残雪,荒原漫无边际。
一个身穿破旧衣裳的男子,拖着伤腿,一步三颤地走着。
他曾是红军的侦察部长,此刻却不得不四处乞讨来谋生。
身边无兵、无马、无援军,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还静静躺在破口的衣襟里。
直到有一天,他被一个看似普通的乡绅识破身份……
1936年末,西北的风割得人皮开肉绽。
一支由2.8万人组成的红军西路军正挣扎着向西挺进。
欧阳毅,那时是西路军总指挥部的侦察部长,既管敌情侦察,也负责群众工作。
一路突围中,队伍逐渐分散开, 甚至一颗炸弹在欧阳毅身旁炸响,将他重重掀翻。
他本该是军中的眼睛和耳朵,可此刻,这双“眼睛”却在风雪中被炸得几乎失明。
他的脸上、手背上都是伤痕,最要命的是,他的眼镜在爆炸中粉碎了,他本就近视严重,此刻更是眼前模糊一片。
最后,他身边也只剩一个年轻的通讯员。
两人靠着仅有的一点干粮,炒面和一点雪水,在山口里熬了几天。
只可惜,通讯员也没有和他走到最后,一天欧阳毅醒来时,火堆已熄,通讯员离开了另寻出路,只有他一个人,和那根被雪打湿的木柴。
他身上的军装单薄,鞋底已经被磨穿,脚底被冻得发青,破棉袜早就裂口。
他摸摸怀里,还剩下三样东西:一支派克钢笔,一块瑞士怀表,以及贴身缝在内衣里、那张不能被发现的身份文件。
他知道自己不能死在这里。他朝着模糊的东方走,那是他凭记忆认出的方向,那里是甘肃中部,也许还能碰上零星的红军。
没有地图,没有补给,没有向导,只有靠感觉和本能。
他将文件藏在贴身衣物内衬里,一日三餐变成了想象中的奢望。
冷冽的空气灌进肺里,咳出来的是带血的痰。
走出几十里,终于在黄河支流边看见一个小渡口。
对岸是甘肃中卫,而这条支流,是他和延安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
渡口只有一只羊皮筏子,一个老汉蜷坐在石头上,衣衫褴褛,神情冷漠。
欧阳毅上前,低声问价,老汉抬眼看了他很久,片刻沉默后,忽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你是红军吧?”
他没回答,老汉却点了点头:“我看得出来,红军穿的旧,不像逃兵,逃兵不带钢笔。”
欧阳毅咬了咬牙,正想说话,却见老汉已经站起身:“上船吧。”
筏子轻轻荡开水面,黄河风浪未平,老汉却撑得极稳。
靠岸时,他想拿出怀表道谢,对方却轻声说了一句:
“俺不收钱,你只管走,后面还有人。”
他孤身一人,没了队伍,没了战友,也许再也见不到红军。
但他知道,他不能死,他必须活下来,哪怕是换一种活法。
欧阳毅到了徐家湾,一个藏在丘陵褶皱里的荒村。
他靠着两条已经冻肿的腿,一步步从黄河边挪到了这里。
衣服已经破了,补丁盖着补丁,鞋底早在进山时就磨没了,他把脚裹在破麻布里,走路时如踩在刀尖上。
进村那天,几个抱着柴火的老乡看他一眼就躲进了屋里,人们怕极了这类“说不清身份”的流浪者。
是逃兵?是土匪?还是灾民?没人想知道。
欧阳毅不说话,只是挨家挨户地磕头讨饭。
他的声音已经哑了,说出来的话像破布搅着沙石,但哪怕是这样,他也没讨到几口热水。
村子不大,破墙残瓦里只住着几十户人,欧阳毅就在马棚里睡了五晚,白天讨饭,晚上蜷在柴堆旁,一把苞米面和几口井水撑着。
他躺在草垛上,怀里的钢笔和怀表仍紧贴在胸前。
他不敢丢,这两样东西,是他从军的纪念,也是他在敌占区活下来的伪装和底牌。
终于,那一天,他来到了许秉章家门前,这是徐家湾有名的大户,虽说是地主,却也是个读书人。
他一看欧阳毅,就觉得他不是个普通人。
这人不是土匪,也不像真正的逃兵,逃兵的眼神浮躁,满嘴谎话,而眼前这个人,眼神里有一种沉静,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才有的沉静。
“你是红军吧,部队里做什么工作的?”许开门见山。
欧阳毅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自己是做文书的。
许不再追问,只慢条斯理地从书桌下拿出一张大红纸,铺在案上,递过来一支毛笔,说:
“那你肯定识字,写一幅对联,我看看。”
欧阳毅拿笔写字,许秉章就在旁边看着,他先是眉头微挑,随即眼中浮现一丝光亮。
那一夜,欧阳毅吃了上路以来第一顿热饭,米饭、咸菜、还有一点豆腐。
他低头吃饭,不发一言,但心里那根弦却绷得紧紧的。
第二天清晨,许秉章亲自走访了几户人家,放出话来:
“来了位读书先生,会写好字,字比县里的老举人还好。”
自那天起,欧阳毅的命运在这个村子里悄然转弯,他也才开始知道,原来卖字也能为生。
村民们开始三三两两来敲许家的门,扛着红纸、拿着木匾,有的甚至送鸡蛋换字。
有人说家中缺对子,有人说匾上的字模糊了,还有人带来家谱,请他代写族规。
欧阳毅从不多话,只是低头写字。
他写的字稳、正、清瘦、带骨,带着旧时学人的风范,不似草莽中人。
钢笔,这件在战场上签发情报的工具,如今成了他活命的利器。
每当有人问他从哪里来、叫什么、做过什么,他便笑笑:“中原人,避乱至此”,村人也渐渐信了。
在靖远,他把自己从一名军人,化作一位写字的“先生”。
没有人知道,他曾是红军西路军侦察部长,没有人知道,他在祁连山口昏迷苏醒后是怎么走来的。
这个曾在战火中指挥千里侦察的人,如今每日静坐纸案前,用笔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生机。
他不再说“我们”,只说“我”,因为只有把自己藏好,才能为“我们”活着。
他要攒够盘缠,继续去追寻那颗红星。
春末,靖远县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集日,人头攒动。
欧阳毅换了一身灰色长衫,脚下穿着许秉章为他置办的新布鞋,手里挽着一个布包,低头缓缓穿行在集市的人流中。
集上有人认得欧阳毅,说他是写字的“先生”,不知是从河南来,还是陕西来,口音听不真切,但人人都知道,他的字写得好,尤其春联。
可就在他走过一家酱油铺子前时,一支穿戴整齐的靖卫团巡逻队停下了脚步。
为首的人腰间佩枪,鼻梁上夹着一副银框眼镜,颇有几分官绅气派。
他朝身后的一个文士打扮的人点点头,低声说了句:“就是这个。”
那文士随即笑着迎上来,拱手打招呼:
“听说有位‘卖字先生’在此,才气过人,我家团长常掌枪特设一案,想请先生小试一笔。”
“常掌枪”,靖远民间对靖卫团团长的私下称呼。
据说他枪法极准,脾气暴烈,一言不合就能拔枪点人,但偏偏喜欢文墨,也好古文,尤其对对联格外痴迷。
欧阳毅知道这是试探,但他无法拒绝,这一场,是躲不过去的棋局。
于是他微微颔首,靖卫团人很快摆好桌椅。
那文士当即出句:“山高路远人不返。”
欧阳毅心中雪亮,这是典型的钓鱼式出句,他不假思索,笔尖一落:“风紧草低马难行。”
无浮夸无卖弄,笔法沉稳,一气呵成,对仗严谨、气脉通透,既承了上句意境,又不落俗套。
文士一愣,抬头看常团长,常掌枪眯着眼盯了欧阳毅好一会儿,忽然笑出声来:
“先生这字,倒真不是市井之人。”
常团长未再追问,当即命人备宴,说要“款待贤才”。
那顿宴席设在东集西头的祠堂里,厅中只设五席,旁无旁人,菜肴不过是几盘凉菜,一壶烧酒,但气氛却有几分微妙的压迫感。
常掌枪没再追问,只是点头笑了笑:
“以后你字好,有人找你写字,就写,靖远小地儿,不问出处。”
但欧阳毅听得懂,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你暂时安全了,但在我眼皮底下,少说话,别多事。
之后,欧阳毅变得更加沉默,来写字的客人他不再多寒暄,做完事就送人离开。
他知道,靖卫团的人盯着他。
直到一个晴朗的傍晚,他在集上看到一个陌生的油盐摊子,摊主是个穿着灰褂子的中年汉子,推着独轮车,满脸风霜。
他先没认出来,直到那人对客人说了一句:“这是整过的货。”
声音一落,他心头一震,立刻意识到,他是王树声,曾任西路军高级将领,军团参谋长。
两人对视不过一眼,便各自转身离开。
当天夜里,欧阳毅在老墙后的砖缝里夹了一张纸条:“东边高墙后,夜里等。”
王树声来得很快,饭后不久便到了,两人站在土墙下对望五秒,没有叫出名字,只低声交换了番号。
“我身份不稳。”王树声说。
“我也在眼皮底下。”欧阳毅答。
不过两三天,风起沙扬,房东的弟弟破门而入,怒声质问:“你那朋友不是个好人!”
靖远小地儿,消息传得快,王树声的身份怕是泄露了。
欧阳毅故意装疯,怒砸纸墨,对房东破口大骂:
“我一个写字的,也能惹人?人不如字贵罢了!”
深夜,他托人送信给靖卫团那位文士师爷,信里写着:“有兄归故里,囊中羞涩,愿贿路费。”纸下压了五块银元。
次日天亮,门外原本盯哨的团丁悄然离去,王树声趁天未亮,推着油盐车从后街绕出,往南而去,欧阳毅站在窑口,远远看他,两人都没回头。
再见,是在延安。
欧阳毅离开靖远那天,他没告诉任何人,只留下一支写断笔尖的笔、一句“承蒙照顾”压在许秉章案头。
自己的归处从来不在乡间的红纸黑字,而在延安,那个他梦里都要走回去的地方。
一路向东,途经白银、会宁,他一般靠短工为生,偶尔给人写信、抄账单换饭吃。
他每天清晨摸着怀里的那份手抄证明,那是他伪造的“文书查访证”,盖的是靖远县的假印章。
到了陕甘交界的驿马关,他被拦下了。那是一处由红军重新控制的防线,但他并不知道。
哨卡上两名年轻的红军战士端枪询问,也看到了欧阳毅在途中为练字写下的手稿。
纸边泛黄,笔画刚劲。
“这字不像一般人写的。”其中一个战士嘀咕着,转身去喊指导员。
却不料过了一会儿后,一位老红军经过,他刚走近,就定在原地,眼睛猛地亮了,脱口而出:
“这不是欧阳毅吗!我在巴颜喀拉见过他!”
一瞬间,场上寂静无声,欧阳毅愣了几秒,随后脱下帽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透着一种久别重逢的庄严。
指导员愣了片刻,猛地摘下自己的军装外衣,披在他肩上:“欢迎回家。”
那一刻,欧阳毅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眼眶一热,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
终于,他随队进入延安,看到那一排排窑洞,心中像压了一年的石头忽然碎了。
有人迎上来,把他搀进了中央机关的驻地,没多久,消息传到主席耳中。
毛主席在窑洞里接见他,对他说,我们缺的就是你这样的坚决分子。
那之后,欧阳毅重新穿上军装,继续为他愿意付出生命的信仰奋斗一生。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