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页上，博陵崔氏赫然位列天下第一，而皇族李氏竟屈居其后，这位开创贞观之治的帝王猛然拍案：“我家贵为天子，难道还不及崔氏尊贵？”
一本族谱引发的龙颜大怒，揭开了唐朝皇室与世家大族持续三百年的尊卑之争。
贞观六年（632年），长安皇宫内气氛凝重，唐太宗李世民翻阅着高士廉等人新编撰的《氏族志》初稿，面色愈发阴沉。
书页上，博陵崔氏赫然位列天下第一，而皇族李氏竟屈居其后，这位开创贞观之治的帝王猛然拍案：“我家贵为天子，难道还不及崔氏尊贵？”
这一幕揭开了唐朝门阀政治的序幕，在“五姓七望” 这一特殊贵族集团面前，连九五之尊的皇帝也要低下高傲的头颅。
唐朝建立之初，一个由千年世家组成的贵族集团牢牢占据着社会顶层，他们就是被称为 “五姓七望” 的超级门阀。
崔、卢、李、郑、王五大姓氏，分属七大郡望，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
这些家族的历史积淀令人惊叹，陇西李氏始祖可追溯至秦朝名将李信，赵郡李氏自诩为战国名将李牧后裔。博陵崔氏在东汉末年已跻身顶级士族，范阳卢氏则以儒学传家闻名。
数百年间，这些家族通过累世官宦、经学传家和文化联姻，编织出一张盘根错节的政治网络。他们垄断着政治、婚姻与文化资源，形成了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势力。
北魏时期，朝廷曾正式钦定这些家族为 “天下士族之首” 。即便经历了隋末战乱，唐朝初建时，他们的社会声望依然如日中天。
唐太宗对《氏族志》初稿的震怒，直接暴露了皇室面对传统门阀时的自卑心态。
在亲自干预修订后，《氏族志》终将皇族列为第一等，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然而这种政治打压收效甚微。房玄龄、魏徵等开国功臣仍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盛唐宰相薛元超更发出千古感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
百年后的唐文宗时期（826-840年），门阀观念反而更为严重。当文宗欲为太子求娶宰相郑覃的孙女时，郑覃竟将孙女嫁给一个九品崔姓小官。
面对如此羞辱，文宗只能无奈叹息：“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在婚姻鄙视链顶端，五姓七望内部形成严密的通婚网络，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联姻。
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通婚；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互为姻亲。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通婚，以保持血统“纯正”。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古老门阀在科举制度兴起后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范阳卢氏在唐朝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
考虑到唐朝科举中进士科最难，录取人数又少，这一成就堪称奇迹。
荥阳郑氏的转型更为典型。盛唐时，郑氏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 “郑半朝” 之称。
清河崔氏在唐朝共出10位宰相，其中8位是在安史之乱后进入中唐时期陆续上任的。
深厚的家学传统成为他们在科举时代的制胜法宝，杜氏家族虽不在五姓七望之列，但其“诗是吾家事”的家风颇具代表性。
从杜审言到杜甫、杜牧再到杜荀鹤，杜氏诗人贯穿了整个唐代诗歌史。
杜牧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教导子侄：“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这种家族内部的文学传承，使他们在文化领域始终保持优势。
面对门阀的傲慢，唐朝皇帝们发起了一系列反击，唐高宗李治时期，朝廷颁布了一道奇特的 《禁婚诏》：“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泽、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
这道诏令实质是禁止五姓七望内部通婚，试图打破他们的血统联盟，然而事与愿违，禁令反而抬高了五姓女子的身价，高官显贵无不以娶“五姓女”为荣。
武则天掌权时期，这位女皇大力提拔寒门士子，刻意打压传统门阀。
她改革科举制度，增加殿试环节，使更多平民子弟得以入仕。然而即便如此，五姓七望的子弟仍在科举中占据优势。
安史之乱（755-763年）成为唐朝门阀政治的分水岭，战乱中，旧贵族势力遭到削弱，新兴官僚阶层开始崛起。但真正给五姓七望致命一击的，是唐末的黄巢起义（875-884年）。
当黄巢军队攻入长安和洛阳时，对聚居于此的世家大族进行了系统性清洗。
《新唐书》记载：“巢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在这场浩劫中，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顶级门阀成员大量被杀，家族根基被彻底摧毁。
与此同时，印刷术的普及打破了世家对知识的垄断，
北宋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寒门士子通过考试大量进入权力中心，曾经傲视皇权的五姓七望，最终消散在历史长河中。
长安城南，朱雀大街上，曾经出入五姓府邸的华丽马车已不见踪影。黄巢之乱后，范阳卢氏府邸的断壁残垣间，野草蔓生；清河崔氏藏书楼中的万卷典籍，早已化为灰烬。
而民间的记忆却更为长久。直至五代十国，乡间媒人提起某家女儿，仍会压低声音说：“这可是正经五姓家的血脉。”那些曾经让帝王都嫉妒的姓氏，最终只留下几页泛黄的族谱，记录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时代的辉煌与傲慢。
来源：吐不满的痰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