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历史学者，西蒙·沙玛在历史的写作中注重叙事的作用，以“叙事”来对抗那种建立在科学性和客观性之上、试图对历史变迁做出系统与科学解释的分析性历史写作。在《公民们：法国大革命编年史》一书中，沙玛还对法国大革命提出了一系列广受质疑的理解，如否认其必然性，批判其暴力
作为历史学者，西蒙·沙玛在历史的写作中注重叙事的作用，以“叙事”来对抗那种建立在科学性和客观性之上、试图对历史变迁做出系统与科学解释的分析性历史写作。在《公民们：法国大革命编年史》一书中，沙玛还对法国大革命提出了一系列广受质疑的理解，如否认其必然性，批判其暴力和非理性。文章指出，法国大革命有着复杂的面貌，很难对其做出单一解释，多元和另类的解读，反而会提供显现其复杂面貌的契机。重要的是，沙玛在《公民们》一书中呈现的叙事手法、其对个体和人性的重视以及保守主义的反思路向，都使得这本书格外精彩。
难以忘却的革命
文 ｜ 张旭鹏
（《读书》2025年10期新刊）
西蒙 · 沙玛 （ Simon Schama ） 的这本《公民们：法国大革命编年史》 （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出版于一九八九年，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爆发二百周年而作，由以出版高质量文学和非虚构作品著称的克瑙夫出版社 （ Alfred A. Knopf ） 推出，当年便荣登《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榜单，翌年又获得英国奖金额度最高的非虚构类 NCR 图书奖 （ NCR Book Award ） ，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二〇一九年七月，时值法国大革命爆发二百三十周年之际，应 “ 五佳图书网 ” （ fivebooks.com ） 之邀，林恩 · 亨特 （ Lynn Avery Hunt ） 给出了她心目中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五本最佳著作，将沙玛的《公民们》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孚雷的《思考法国大革命》、帕尔默的《十二统治者》、伊塞 · 沃洛克的《新制度》等经典并列。
《公民们：法国大革命编年史》中译本封面（来源：douban.com）
沙玛虽不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家，但在写作《公民们》一书之前，已经出版了两本关于荷兰史的大作，在学术界享有一定声誉。一本是一九七七年的《爱国者与解放者： 1780—1813 年的尼德兰革命》 （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 。该书不仅在英国拿下了沃尔夫森历史奖，而且斩获美国历史协会颁发的以奖掖十七至十八世纪西欧史研究为目的的首届利奥 · 格肖伊奖 （ The Leo Gershoy Award ） ，一举奠定了沙玛在史学界的地位。另一本是一九八七年的《富庶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化解析》 （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 ，在这本书中，沙玛拓展了其荷兰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更展现了后来成为他个人标志的非凡的叙事才华。
相比而言，《公民们》一书是最能体现沙玛叙事技巧的巅峰之作，也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从该书的标题可知，沙玛讲述的是一个旧制度下的 “ 臣民 ” 如何通过革命转变成新时代的 “ 公民 ” 的故事，革命显然是统摄整个叙事的核心。而作为所有现代革命的模板，法国大革命蕴含着后世对革命的一切认知和想象，更充斥着各种矛盾、冲突、荒谬和不确定性，不论是革命的亲历者还是后来人，都难以用理性的准则去揣测这场跌宕起伏的剧变。雨果在革命发生八十五年后出版的小说《九三年》中，依然对推动革命的那股令人生畏和莫可名状的巨大力量印象深刻：
革命是“不可知神”的行动。……它仿佛是各种巨大的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共同作品，其实它只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事件在消费，人们在替它偿付费用。事件在发命令，人们只签个名字。七月十四日是卡米尔·德穆兰签的名，八月十日是丹东签的名，九月二日是马拉签的名，九月二十一日是格雷瓜尔签的名，一月二十一日是罗伯斯庇尔签的名；可是德穆兰、丹东、马拉、格雷瓜尔、罗伯斯庇尔只不过是书记而已。这些伟大文件的巨大而可怕的编辑只有一个名字，叫作上帝，也有一个面具，叫作命运。
《九三年》1876年法文版中的插图“国民公会”（来源：gutenberg.org）
与雨果一样，沙玛同样认为法国大革命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那糅合了各种偶然和混乱事件的不可预测性，这使得法国大革命足以成为一个绝佳的故事题材，或许只能用讲故事的方式才能真实再现这场革命，才能描述其不可描述之处。沙玛为此断言：现代政治世界的缔造与现代小说的诞生恰好同时出现，绝对不是什么巧合。因为政治为小说提供了最好的素材，而小说则成为政治的最佳表现形式。不过，与雨果不同的是，沙玛认为法国大革命更多的是人的能动性 （ human agency ） ，而非上帝的意志或社会结构调整 （ structural conditioning ） 的产物。在沙玛看来，那些革命中的行动者为自己写好了剧本，他们掌控着革命的节奏、进程和结局，用最具个性同时也是最武断的方式做出一个个重要的决定。因此，若要更好地理解革命迂回曲折的发展态势，反而需要重拾被专注于结构和因果关系的历史学家所摒弃的人物和事件。正是出于这种考量，沙玛决定用 “ 编年史 ” 这种记事为主的方式来撰写这部法国大革命史，让人物和事件按照它们出场的顺序， “ 一年接着一年，一月接着一月，形成故事的主线 ” 。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个有故事的人粉墨登场 —— 从年轻的塔列朗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拜访步入耄耋之年的伏尔泰开始，以革命女英雄、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 玛丽安娜 ” 的原型泰鲁瓦涅 · 德 · 梅里古罹患 “ 革命狂躁症 ” 而告终，这些人用自己极具戏剧性的经历将整个革命串联起来，推动着它，引领着它，并且在离开舞台之前不失时机地引出下一个重要人物，继续这场大戏。当然，一些人物还会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伏脱冷、拉斯蒂涅和吕西安那样，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再次返场，与读者继续分享他们在革命中的痛苦、绝望与狂喜。或许只有在这种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物，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的流动的叙事中，法国大革命的画卷才能以一种更加清晰和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
身着军装的泰鲁瓦涅·德·梅里古（来源：wikimedia.org）
沙玛坦言，他在这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中以叙事的方式让事件和人物回归，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去对抗那种建立在科学性和客观性之上的分析的历史。长期以来，这种历史拒斥事件和人物，认为它们不过是历史巨浪之上的一层泡沫，虽然耀眼，却受到深埋于事件和情势之下的结构的制约。这种历史相信，过去的真相存在于结构、模型和数据之中，只有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才能找到发现真相的钥匙。沙玛希望反其道而行之，以一种刻意为之的叙事而不是分析，让事件中的人物现身说法，与读者产生共鸣，用故事 （ story ） 而不是历史 （ history ） 去打动他们。
沙玛的这一理念显然受到了当时史学风潮的影响。一九七九年，劳伦斯 · 斯通 （ Lawrence Stone ） 在《过去与现在》上发表《叙事的复兴》一文，探讨了 “ 叙事 ” 这一历史学家曾经引以为傲的传统缘何消失却又在近年复兴的现象。斯通指出，历史叙事传统的衰落是 “ 科学化历史学 ” 兴起的结果。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三种彼此不同但又相互重叠的科学化史学相继出现，给传统史学带来了重要革新，它们分别是：马克思的经济解释理论、法国年鉴学派的生态 - 人口学模式和美国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不过，斯通也看到，这些强调结构和分析的 “ 新史家 ” 在近年来重回叙事的老路，意味着一个试图对历史变迁做出系统与科学解释时代的结束。当下的历史学家需要在两种解释过去的模式之间做出选择：一种是人类行为的先验的统计模式，一种是基于观察、经验、判断及本能而获得的理解。而后一种即是所谓的叙事的历史。斯通在文章中特别提到刚刚出版了《爱国者与解放者》一书的沙玛，并将之视为继承了史家讲故事传统的年轻一代的代表。
劳伦斯·斯通《叙事的复兴：对新旧历史的反思》，发表于《过去与现在》总第85期（来源：jstor.org）
当然，沙玛钟情于叙事也与他的师承有关。沙玛坦承，他对叙事的执着直接来自他的老师蒲朗穆 （ John Harold Plumb ） 的教诲，那就是历史既需要综合与分析，也需要编年史和剧本。沙玛在《公民们》一书前言部分的结尾处提及蒲朗穆时动情地说道： “ 他教会我最重要的一点是，撰写历史时如果不运用想象力，无异于在思想的坟场里掘墓，因此我在《公民们》一书中试图呈现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而不是将其埋葬在博学的论述中。 ” 值得一提的是，蒲朗穆的老师是同样以叙事见长的屈威廉 （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 ，而屈威廉的舅祖父则是文学修养深厚的麦考莱 （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 。可见，沙玛的身上不仅肩负着英国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叙事传统，更是这一传统坚定的守护者。沙玛在《公民们》一书中展现出的叙事才华，赢得了学者和公众的一致赞誉。戈登 · 伍德 （ Gordon S. Wood ） 称沙玛是 “ 天生讲故事的高手 ” ，劳伦斯 · 斯通则将《公民们》一书视作 “ 一场令人惊叹的名家大戏 ” 。不过，沙玛在这一精彩纷呈的故事中所呈现的对革命的理解，却遭到了当时学界的普遍质疑。
首先，沙玛否认了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各种不可调和的制度性矛盾的必然结果，它更像是一次偶然事件。沙玛反对使用 “ 旧制度 ” 这种带有明显过时语义的概念，他强调在革命之前，法国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推动变革的力量和多种正在孕育的现代因素。当时，贵族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群体，他们对于新生力量的加入持开放态度，乐于接受新的思想，而且深度参与到金融、工业和商业活动之中。一些贵族实际上已经具有了 “ 资产阶级 ” 的价值观，他们重视财富，投身公职，富有才学。科学与文化的繁荣，也在消弭着阶级和等级的差别。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通俗戏剧、流行歌曲、双年沙龙展、报纸刊物，甚至地下文学都在蓬勃发展，它们不仅让大众和精英的品位趋向一致，也逐渐打破了等级的界限，为公共空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一七八三年九月十九日发生在凡尔赛的那场热气球飞行表演，无疑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带来了新的公共景观，产生了不同以往的观众群体，更营造出一种平等的文化气象。即便是那场因介入美国独立战争而成为革命导火索的财政危机，沙玛也认为并不是积重难返的制度性问题，而是政策上的失误和心理上的误判所致。沙玛不无遗憾地指出，在革命前夜，法国已经形成了建立在爱国主义和公共美德之上的 “ 公民 ” 群体，但这支年轻的生力军却不得不亲眼目睹他们的政府走向崩溃。沙玛相信，革命甚至阻碍了法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进展，以及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的掌权。
1783年9月19日，孟格菲兄弟在凡尔赛宫进行热气球飞行表演（来源：chateauversailles.fr）
其次，沙玛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为。长期以来，暴力和流血已经成为现代革命的基本特征，以至于当西方人指摘第三世界的革命充斥着暴力与杀戮时，后者往往会以法国大革命为例作为回击。沙玛在书中多次提到，暴力是让法国大革命成为可能的首要因素，它是革命的力量源泉，也是革命的革命性之所在。如果说攻陷巴士底狱时的杀戮还带有偶然性的话，那么后来的一系列暴力活动则成为革命运行的逻辑，成为革命者挑战当局的有效手段。当然，暴力会带来恐慌和恐怖，这些恐慌和恐怖最终会反噬革命者，使之在偏执和猜疑的政治氛围中偏离革命的轨道，采取更大的暴力活动。一七九二年的九月屠杀，就是革命公社在病态的恐惧情绪支配下实施的暴力行为。沙玛进一步指出，革命对暴力的需要以及暴力对革命的推动，最终会导致有计划和有组织的屠杀。断头机的发明就是为了应对大量杀戮而设计的一种高效的死刑执行方式，这种杀人机器因为不会带来太多痛苦，以及可以无差别地用于杀死贵族和平民，竟然被认为体现了革命博爱与平等的原则。而一七九三年针对旺代叛乱分子的大屠杀，则是在革命严酷的敌我对立的意识形态下，针对特定群体进行的有组织和系统的灭绝。沙玛直言，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核心真相是，它必须依赖有组织的杀戮才能实现政治目的。
最后，沙玛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荒谬和非理性之处。革命曾经被树立为一种崇高的信念，有着明确的政治理性和情感指向，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甚至献出生命。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在谣言、恐怖、暴力，以及个体和群体狂热行为的裹挟下迅速背离其初衷，呈现出荒谬和难以理喻的特征。这场革命虽然提出了平等和人权的普遍原则，但这些原则过于抽象，尚未进入实践的层面。而极端和极化的意识形态，则让革命成为践踏人权、剪除异己和施行暴政的借口。在一个公民国家中，一些人被彻底 “ 非人化 ” ，以至于他们必须被根除，这个国家才能存活下去。沙玛援引马尔泽布——这位批准出版《百科全书》，在国民公会上为路易十六辩护，最终被推上断头台的旧制度老臣 —— 的话说： “ 在激情暴涨的时代，一定要避开谈论理性。否则，人们甚至可能伤害到理性，因为狂热者会挑动人们起来反对那些在其他时代普遍认可的真理。 ” 或许是为了再一次凸显革命的荒谬，沙玛以革命女英雄泰鲁瓦涅 · 德 · 梅里古的疯癫作为全书的结尾：每天，她都会将冰冷的水倒在床铺的稻草上，有时会弄碎院子里的冰取来用，好像唯有冰川才能冷却她狂热的温度。有时，人们会听到她喃喃自语，诅咒那些背叛了大革命的人。
在现代历史的线性时间观念里，法国大革命一直是一个处于时间转捩点的现代性神话，它被誉为锻造现代世界的熔炉、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更被视作一项宏伟的历史设计。沙玛则希望颠覆这些认知，并做出新的解释。当然，沙玛的观点并不新鲜，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解构，实际上延续了从埃德蒙 · 伯克以来英国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主义理解，以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英美学界重释法国大革命的修正主义史观。今天看来，沙玛的一些观念并无过多偏颇之处，反而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或者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的主题。但在当时，在沙玛写作该书的年代，在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日子里，在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巨变的时候，至少在欧洲，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都渴望 “ 变革之风 ” （ wind of change ） 可以吹得更猛烈一些，以搅动被禁锢在当下主义之中的停滞的历史，沙玛因此招致各种批评也就不足为奇。《公民们》一书出版不久，面对各种批评，沙玛曾戏言，如果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就不应当去写作这样一本书，因为它并不讨巧，也不够圆通，必然会引起非议和争端。
19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活动（来源：euronews.com，©Dominique FAGET/AFP）
实际上，对于像法国大革命这样激情与暴力交织、理想与荒谬并存的事件，是无法做出单一解释的，多元和另类的解读，反而会提供显现其复杂面貌的契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只有被置于开放和公共的阐释空间中，才能彰显其生命力和现实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历史的胜利。曾经对沙玛《公民们》一书中的精彩叙事予以高度评价的劳伦斯 · 斯通就说，人们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的不能仅仅是疯狂与恐怖，还应有华兹华斯那样的欢欣与鼓舞 ——“ 能够活在那样的黎明，已是幸福，若再加年轻，简直就是天堂！ ”
即将在法国大革命下一个十年纪念时出版《姊妹革命：法国闪电与美国阳光》一书的苏珊 · 邓恩 （ Susan Dunn ） ，用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对沙玛的《公民们》做出了公允的评价。她认为，沙玛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法国大革命史学的两个主要传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米什莱的呈现过去所有色彩和特殊性的叙事策略，以及托克维尔的分析制度和趋势的自省原则。正是这种米什莱对个体和人性的重视与托克维尔保守主义反思的结合，造就了沙玛这部光彩夺目的法国大革命编年史。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