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春，一代文豪出轨女学生，被断经济来源后，他带着已经怀孕的情人回家提出休妻。

1930年春，一代文豪出轨女学生，被断经济来源后，他带着已经怀孕的情人回家提出休妻。

却没想到，他的打算被母亲一番话劝住，这位文豪是谁？他的母亲是如何劝阻他休妻的？

这位曾试图休妻另娶的文豪，便是茅盾，原名沈德鸿，出自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秀才，母亲也饱读诗书。

五岁那年，家人给他定下了一门娃娃亲，那场亲事，是爷爷一锤定音的安排。

女方姓孔，是隔壁村孔家三小姐，缠过足，面白清秀，被认为是“乡下的好人家”。

1918年，茅盾二十岁，从上海商务印书馆请假回家探亲。

临近年关，孔家再次上门催婚，说女儿年已及笄，不宜久等。

茅盾母亲陈爱珠虽对儿媳不甚满意，却拗不过公婆与乡俗，最终点头答应。

那一夜，洞房花烛，茅盾揭开妻子的红盖头，看到她低眉顺眼，一言不发。

他尝试与她交谈，却发现妻子竟是文盲，只认得自己的姓“孔”，以及一到十的数字。

这不是他理想中的“新女性”，不是能与他共读诗书、畅谈时政的人。

他强忍失望，勉力完成了新婚的礼数，婚后第三天，孔德沚随礼回门，却在娘家哭成了泪人。

她对父母控诉：“我在沈家就像个乡下人，他们嫌弃我不识字。”

这句话传到婆婆陈爱珠耳中，她安慰儿媳说：“我虽然没有读多少书，教你还不费力。”

婚后不到半月，茅盾便匆匆返沪工作，留下新婚的妻子与母亲同住。

他似乎迫不及待想要逃离这段“无趣”的婚姻。而这场逃避，却成为了孔德沚转变命运的起点。

孔德沚与婆婆同吃同住、同起同眠，婆媳关系在那年冬天变得格外亲密。

在婆婆的带领下，孔德沚从最基础的识字开始，每日捧书不辍，渐渐能写短句、识通文。

她不仅在家跟母亲学字，还在陈爱珠的支持下走进了镇上的小学。

两年后，她已能独立写信给丈夫，字迹不工整，文法不标准，但字字句句都是真情实意。

她用这种方式告诉茅盾：她在努力追上他的脚步。

1921年初，茅盾收入稳定后，将母亲与妻子接至上海定居，孔德沚也顺势进入“爱国女校”学习文科。

那年她已达到高小程度，能够阅读浅显小说、时事评论，也能写出完整信件。

每晚写作业，她总是最后一个熄灯，哪怕手腕酸痛，也坚持抄写整段文章练习文笔。

她开始参与进步社团，参加妇女读书会，与城市女性结交，不再是那个只认得“孔”字的乡下新娘。

渐渐地，茅盾对妻子的态度开始变化，他不再冷眼旁观，也不再刻意躲避。

他欣赏妻子的坚持，赞叹她的进步，但这份欣赏始终带着保留，他依旧在心中惦念着“理想中的伴侣”。

这一年，他们的女儿沈霞出生了，两年后，又有了儿子沈霜。

孩子的出生，缝合着曾经疏离的夫妻关系，也唤醒了茅盾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责任感。

可就在这一切逐渐回暖之际，1927年，国内政局突变，革命人士遭大肆通缉。

茅盾在友人建议下远走东瀛避祸，在异国他乡，一个熟悉的名字再次闯入他的生活。

1928年盛夏，就在前往日本的船上，茅盾与秦德君再度相遇。

那个曾在课堂上认真聆听他讲课的学生，如今已是23岁风华正茂的新女性。

她不再是那个青涩羞怯的女学生，而是身段挺拔、谈吐清晰、思想激进的独立女性。

秦德君来自四川彝族名门，曾与革命领袖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往来频繁，性格爽朗中带着一股子不容妥协的锋利。

彼时的茅盾，内心早已对原配婚姻感到疲惫。

他那位乡下出身的妻子孔德沚，虽然努力追赶，但在他的世界里，始终还是差了几分“灵魂的共振”。

而秦德君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块精神空白。

他们在东京的街头长谈，在旅馆的小屋里对坐论文艺，秦德君讲述着好友胡兰畦抗婚出逃、追求革命的故事，而茅盾则听得热血沸腾。

他眼睛里闪着光，说：“这都是一把把铜钱，你只要一根线，我就能串成小说。”

于是，小说《虹》诞生了，那是一部以女性抗争与时代变革为主题的作品，情感激烈，节奏紧凑，一经连载便在文坛引发轰动。

《虹》的构思、人物、标题，甚至主线架构，几乎都离不开秦德君的贡献。

而随着这部作品的热度不断高涨，茅盾与秦德君的感情也逐渐越界。

两人开始同居，他们在东京的小巷里租了一间旅馆，布置得如新婚小屋。

清晨秦德君为他泡茶，夜晚茅盾伏案写作，她在一旁默默缝衣。

1929年夏天，秦德君意外怀孕了，茅盾惊慌失措。

他知道，这个孩子若生下，就意味着他必须面对妻子、母亲、整个社会的审判。

他开始犹豫，甚至动了分手的念头。

秦德君回国，在上海的医院接受堕胎手术，这场秘密手术，却成为引爆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孔德沚终于从风言风语中拼出了真相，丈夫在日本不仅风流成性，还让别的女人怀上了骨肉。

她在屋内痛哭失声，婆婆陈爱珠沉默许久，轻声对她说了一句：“断了他们的经济，看他还怎么谈情说爱。”

孔德沚随即拜访了叶圣陶与郑振铎，那是茅盾在日本期间，唯一的经济来源渠道。

她并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闹上门去揭短，只是淡淡诉说了自己的委屈与家庭的困境。

她说：“我不是来告状的，我是来替他守住这个家。”

这一番话，打动了两位文坛长者，他们决定将茅盾的稿费暂时停止寄送，转而直接资助孔德沚养家。

就这样，远在东京的茅盾，突然发现口袋干瘪、生活拮据。

秦德君每日省吃俭用，两人原本轻松的小日子，如今成了捉襟见肘的苦行。

稿费断供，让理想化的恋爱骤然暴露在现实的残酷之中，茅盾开始沉默、焦躁、暴躁。

经济压力最终压垮了浪漫的壳子，1930年春，茅盾带着再次怀孕的秦德君悄然回国。

这次回国，他打算提出休妻，然后迎娶秦德君，但他没想到，这个打算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1930年四月的上海，茅盾牵着身怀六甲的秦德君穿过南京西路，走进一间不起眼的旅馆。

他在心中斟酌着措辞：该如何向母亲解释，又如何向妻子表明态度？他甚至想好了妥协条件。

可他错估了一切，第一场交锋，在家门之外就宣告失败，那日黄昏，他独自回家，不敢带秦德君一同前往。

母亲坐在客厅，他刚开口唤了声“娘”，便听到一句：“你要离婚？我还活着，就别想。”

茅盾怔住了，喉咙哽住，原本准备好的那些理由、委屈、解释，都说不出口。

他张了张嘴，最终只吐出一句：“娘，她肚子里，已经……”

母亲的眼神没有一丝波澜，只缓缓地抬起头，说道：“你自幼丧父，是我一人含辛茹苦，把你从小教到大。我教你识字读书，教你做人处世，可没教你半路抛妻弃子、丢人现眼。”

听到这一番话，茅盾像是突然被唤醒，意识到自己正要亲手摧毁一个完整的家。

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最终唯唯诺诺地低下头，狼狈地离开了母亲的屋子。

那一夜，他回到旅馆，面对秦德君的期盼与质问，只说了一句：“娘不答应。”

而孔德沚，在这场冷战里却稳若磐石，她没有指责，也不哭闹，只是如常照顾婆婆与孩子，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当茅盾向她提出离婚时，她听从婆婆的建议，提出如果要离婚，茅盾要给她一笔钱。

那时茅盾手里没钱，他只能暂缓离婚计划，告诉秦德君等他四年，说等母亲百年之后一切自有安排。

可秦德君等了又等，等来的只是茅盾逐渐回归家庭，与她的联系越来越少。

她决定再次打掉肚子里的孩子，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一刻，茅盾坐在一旁说：“德君，这一次我真的很愧疚……”

他话没说完，她却先开口：“别再说‘四年’，我听够了。”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她只是在想，这个男人究竟有没有一刻，是把她当作真正的归宿？

堕胎手术之后，她回到曾与茅盾同居的小屋，却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只留下两瓶安眠药。

是茅盾留下的最后“告别”：既不告别，也不解释，只是选择了消失。

她愤而吞下整瓶药，夜里人事不省，幸好侄子及时赶到，将她送入医院抢救才得以生还。

醒来后，她悄然离开上海，回到四川老家，从此与茅盾再无音讯。

而茅盾呢？他前脚安排她堕胎，后脚回到了那个被他一度嫌弃的妻子身边。

他不再说“离婚”，不再提“自由”，他将那段往事掖在心底，如不堪启齿的梦魇。

1970年，孔德沚病重离世，茅盾坐在病床前老泪纵横，日记中写道：“她这一生，辛苦、节约、勤劳……我很对不起她。”

那是他对妻子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年少轻狂的告别，而秦德君，却始终放不下这段往事。

1985年，年近八旬的她，在香港《广角镜》月刊上发表了长文《我与茅盾的一段情》。

在那篇文章里，她将当年他们如何相识、相知、相恋、相离的全过程一一道出，情绪激烈、用词锋利。

她质问：“当年那个在东京旅馆说我是他‘北欧命运女神’的人，怎么可以在回忆录中只字不提我？”

读者震惊，文坛震动，而茅盾早已仙逝，无法回应。

这一场三人之间的情感持久战，没有赢家，秦德君输了名分，输了未来；孔德沚赢得了家庭，却也消耗了半生的隐忍，而茅盾，一生功成名就，却终究背着“情感逃兵”的遗憾走向人生终章。

来源：钎城墨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