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9年11月，北京已显寒意，六十七岁的曾志刚结束一天的会务，从中组部旧楼的台阶上缓缓走出。冬日的斜阳落在她有些驼的背影上，深色呢大衣被映出一道浅浅的金边。她回到家，还没摘下帽子，女儿陶斯亮就端着一杯热茶迎了上来。

1979年11月，北京已显寒意，六十七岁的曾志刚结束一天的会务，从中组部旧楼的台阶上缓缓走出。冬日的斜阳落在她有些驼的背影上，深色呢大衣被映出一道浅浅的金边。她回到家，还没摘下帽子，女儿陶斯亮就端着一杯热茶迎了上来。

“妈，您跟毛主席打交道那么久，究竟怎么评价他？”女儿问得直白，语调里难掩好奇。曾志把帽子放到柜顶，轻轻应了一句：“我对我的指路人永存敬意。”声音不高，却极为坚定。

这份敬意并非源于私人恩情，而是几十年里一寸寸磨出来的信仰。时间回到1928年3月，湘南起义后，年仅十八岁的曾志扛着红缨枪，与部队一起向井冈山进发。密林、陡坡、晚春的冷雨，年轻的女兵咬紧牙关。也是在那一路上，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瘦高个子、穿着打补丁的灰布长衫，正蹲在路边分红米饭。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简单一句：“忙完先吃点。”

后来，她听到部分战士嘀咕首长“伙食好”。好奇心上来，她连跑两趟掀开毛泽东家的铁锅，见到的却还是红米饭和老南瓜。谣言在那一刻被消解，跟随这位“不吃特殊”的领导成了她的自觉选择。这件事日后被她反复提起，理由很简单——决定跟谁走，先看他怎么过日子。

第二年冬天，曾志下山到瑞金置办棉衣，顺便给毛泽东买了双黑线袜子，花了不到两块洋。1932年在漳州再见，毛泽东抬脚示意：“还是那双袜子，已经换底两回。”旁人哈哈大笑，曾志却鼻子一酸——节俭不是姿态，而是信条。也正因为此，她认定这路值得走到底。

革命路漫长得很。1928年丈夫夏明震牺牲，1934年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倒在刑场，曾志哭过，却没停过。她与陶铸假扮夫妻做地下工作，深夜把女儿托付保育院时，她只说：“回不来，孩子就是你们的。”那一年毛泽东在延安握住她的手，“把心放下”。一句话，生死有托。

1966年的风暴让许多人心乱如麻，曾志却在日记里写：“信党中央，信毛主席。”她被下放粤北时已近七十岁，住进布满蛛网的旧民房，白天上山挑担，晚上教乡亲识字。临别那天，全村百姓堵在土路口相送，粗布衣袖纷纷抹泪。她感叹，这份信任，比任何官职更重要。

1976年9月9日深夜，电话铃声划破静室。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志愣坐许久，只说了一句：“他把一生给了人民。”随后，她在灯下整理资料，准备第二天到机关宣读悼词。没有长篇大论，只有事实与数据，她相信这才是最好的纪念。

恢复工作后，她批文件、查档案，总喜欢一句“别怕得罪人”。老同事背地里议论：“这位女部长脾气真不小。”可无人否认她办事干净利落。1979年组织结论“政治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下达时，曾志在办公室里默默站立，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掉——不是委屈，而是长久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

1998年春，曾志病重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劝她多休息，她坚持写最后几页手稿，一笔一划校正日期、地点、姓名。六月的一天，她合上笔记本，对守在床边的陶斯亮说道：“稿子别删，也别润色。”女儿应声，母亲靠到枕头上，再无言语。

整理遗物时，陶斯亮发现二十多个旧工资袋，每个袋口写着年份，里边整整齐齐塞着三四百元。“全部上交老干局”——一行字，像命令，也像告别。那是曾志最后的“组织观念”。

岁月终会冲淡许多往事，但她留下的原则却硬邦邦地立在那里：不拿革命当招牌，不拿群众当口号，不拿信仰谈价钱。有人评价她“生得倔，活得直”，一句话，道破本色。所谓永存敬意，并非空洞口号，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选择。

来源：有争议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