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溪，地处高寒，土瘠民贫，远不如富林、九襄两地富庶繁荣。在往昔交通不便时代，凭其雄关漫道，居高临下，扼进出雅、康、宁三属之咽喉，因而历史上从隋朝起作为州、郡、县治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九年之久。由于历经劫变动乱，到民国时期，已残破不堪。

引子

＃本文摘自《雅安文史资料》第二辑(1985年1月），作者杜国纬，原标题《解放前夕的汉源县城》

正文

清溪，地处高寒，土瘠民贫，远不如富林、九襄两地富庶繁荣。在往昔交通不便时代，凭其雄关漫道，居高临下，扼进出雅、康、宁三属之咽喉，因而历史上从隋朝起作为州、郡、县治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九年之久。由于历经劫变动乱，到民国时期，已残破不堪。

解放前，汉源县党、政、军机均的驻地，不是集中于县城清溪。清溪，仅是驻县一级的行政官署，而国民党的县党部则设在九襄，一些法团和不属县辖的驻县单位，又多分驻富林、九襄两地。驻县军队，也各有防区。县城清溪、宜东一带为省属保安第四大队。九襄、富林一带则为国民党二十四军一三六师八一二团。由于党、政、军机构各处一地，系统不同，各自为政，形成一种特殊局面。

虽然如此，但县城仍不失为全县行政中心，其领导县政的地位也不因此而有所降低。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的统治已行将全面崩溃和瓦解，国民经济已彻底破产。在县城的机关单位中的公务人员，受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的折腾影响，终日唉声叹气，叫苦不喋。粮政税收机关，尽管竭尽全力横征暴敛，县财政依然拮据困难；公教人员的月俸，也不能按月按时按数发给。所谓代表民意的县参议会，照例每届大会开完几天会议之后，议员先生们就匆匆离城返家，对民间疾苦，一概视而不见，装聋卖哑。为适应“戡乱建国”而成立的“县民众自卫总队”，只有一个“总队副”看门，手下并无一兵一卒可资差遣；其他如法院、警察局、教育局、卫生院等单位，则死气沉沉，有的甚至形同瘫痪。政府机构消沉萎靡，一般办事人员，上班时，把到划了后，不是打麻将，就是玩纸牌，使得七月份刚上任的新县长杜国清一筹莫展。驻在县城的保安第四大队，平日趾高气扬,高人一等。当官的都热衷于走私贩烟。找外快，吃缺空；当兵的却饥寒交迫，偷鸡摸狗。而经过军政头目培植起来的莽夫，保长蔡莲云，此时升充联防大队长、县自卫中队长、城区镇镇长三职，成为称霸一方的显赫人物，不可一世。在大相岭一带坐山岗，把水口，大收“买路钱”。在他的无情皮鞭下，无论过往客商亦或靠肩挑背磨的穷苦人，无一幸免，怨声载道。

正当县城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莫知所措的时刻，党的地下党组织和一些进步组织，如及时雨一样秘密来到县城开展组织宣传活动。如“民协”、地下党、民主同盟之在学校及机关单位。长期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从未见过的《新华日报》和《民主周刊》上登载的文章和消息。这时，也在县城一部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传播。一些革命的、进步的歌曲，也在这部分青年中流行转唱，文章和歌声，使他们党醒起来，看到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在前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迎接县城的解放作了必要的准备和斗争。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在四川省彭县宣布西康起义后，十三日汉源县县长杜国清接到刘的起义电令，于十四日在县政府礼堂召集各科室和在县城机关单住负责人开会。会上，杜国清宣读了刘文辉的起义电。也宣布汉源县政府及所属机关从即日起响应起义！顿时，群情雀跃，欢声雷动。当即卸去国民党的国旗和蒋介石挂像，涂抹机关内外和街头巷尾所有反动标语，摘去以国民党党旗为图案的帽徽。同时，电复省府，陈述汉源县政府已响应号召，即日宣布了起义。十五日，县府又电令县属单位、乡镇、学校一律从即日起，停止执行国民党颁布的一切政策、法令，要求县府各科室和县属机关单位，将经管文件、公物、财产、主计事项，逐一清理列册，作好移交准备工作和维持好城乡社会秩序，迎接解放大军,听候接管。

在汉源县政府宣布起义的前一天（十三日），驻县城的省属保安第四大队，全部奉调开赴雅安。经荥经，得刘文辉通电，即摘去帽微，响应起义。保安队调离后，县城秩序虽仅靠县自卫中队四十人的武装维持，但一直良好。不几日，原国民党二十四军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在西昌起义后，遭胡宗南部的袭击，率其特务连抵达汉源，驻扎县府，休整待命。

县长杜国清和县府的一班人马，在这段时间，原本无所事事，又因伍培英的到来而忙碌起来。

清溪城里，有个绰号叫“黄平子”的人（本名黄兆炘）。他身材五短，长相难看，挤眉眨眼，嬉皮笑脸，既滑稽又赖皮。平日，宽裕时大手挥霍，困难时小偷小摸。每遇官员过境，必趋承迎送，从不怠慢，想得几个赏钱。因此，老幼皆知其名，连“戴院长”（即戴传贤）、“刘军长”（即刘文辉）亦简记在心。无怪有人评论当时汉源人物，说：“男的除羊仁安外，要数黄平子；女的莫过于冯莲悟（佛静山开创人）了。”

伍培英师长驻节汉源县府，黄平子照例趋侍。当他获悉伍起程雅安的日期，便急忙备办鞭炮，在行期那天，天刚破晓，他手持鞭炮，前去县府“欢送”。一到县府大堂，就噼里啪啦地燃放起来。殊不知伍为了出行安全，提高警惕，早在要经过的道路街口部著了警戒步哨，以防不测。黄平子在县府大堂上鸣响鞭炮的声音，惊动了伍和警卫人员，误认为出了岔子，立即追查。他见势头不对，拔腿就冲出县府，后面警卫紧紧追迁。他跑过十字路口时,负有警城任务的机枪射手，见有情况发生，一板子弹，迅即射出，未将黄平子击中，却将街对面卖汤元的李大娘和一个正在吃汤元的师部青年军医击毙。而黄平子则逃之天天，无影无踪了。

黄平子一园鞭炮闯下的人祸，一时成为特大新陌，轰动城里城外。为此，黄平子得到的不是赏钱，而是老百姓的一片咒骂声。

伍培英离开后，未几，国民党王伯骅残部，沿乐西公路窜入汉源县境。驻县的起义部队奋起狙击。汉源县府在县长杜国清的领导下，设法筹措有关支援前线的后勤工作，协助堵击敌军，维持地方秩序。起义军在完成堵截后，决定撤离汉源。此时，县长杜国清鉴于没有驻军依靠，已无力组织力量防堵敌军。因此，决定：一、县府和各单位的档案公物逐一点清封存。原二十四军设在清溪的武器库,交城区镇长兼县自卫中队长蔡连云看管。二、凡能撤走的公务人员，原则上都撤走。但因当时钱粮拮据，不能维持全部人员撤走后的开支，遂改为，籍隶汉源和有家眷拖累的外地人员，留下不撤，各自回家隐蔽，等待解放。三、法院和军法室，释放在押全部人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县长杜国清率秘书张子清、地方法院院长张烈、检察官陈敦泮和部分公务人员随同起义军撤过大相岭，留下的仅是空城一座，起义政府，遂全部瓦解。

蔡连云，原只是个恐昧无知、粗俗鄙气的保长。由于保安第四大队长刘俊先和县长黄纲的一手扶持和利用，党一跃而为城区镇长、县自卫中队长、联防大队长。汶源县政府起义时，他也参加起义。保安第四大队调离县城后，县城唯一的武装，就只有他统率的四十名县自卫中队。后经东拼西凑，成了联防大队。蔡本人也以大队长名义招摇撞骗，老百姓也称呼他为“蔡大以长”。因此，他表现得踌躇满志，不可一世。每逢外出，都前呼后拥一大帮，在百姓面前，神气得狠。但在县长杜国清面前，尚知收敛、恭顺。杜国清临辙走时，知其习性，曾对他晓以大义，勉其善自为人。可县府人员撤定后，这个反复无常的地头蛇，公然猴子称起霸王来了。他骄横无忌，利用看守武器库的职权，监守自盗，将库中储藏的枪械弹药大量拿出，扩充力量；私设公堂，大肆遗捕不满他的人，如干云、闵芳云等，关押拷打；派出队丁，四出勒索百姓；强行派工，为他修建护院碉堡；支持兄弟夥拦路枪劫，闹得清溪一带乌烟瘴气，人人威危。

王伯骅窃踞富林、九襄后，随即发动对留守大相岭的起义军的进攻。十八日上午十时左右，敌人分两路包抄起义军。一路的先头部队进城时，先是持枪的士兵跑步强占北门城楼，据守旧衙门、二十四军武器库等地，然后在街头巷尾布置警戒，如临大敌。一路经柴坪、古城上，直插圣钟山。十二时尤景，圣钟山一路之敌，燃篝火为号，开始进攻。蔡连云率其团队为前驱，在北门街老头与起义军尖兵排相遇，激战一阵后，起义军且战且退。于此，敌军兵分两路，从左翼马厂和正面羊圈门、盘脚，配合右翼圣钟山之敌向大相岭、草鞋坪合击。顿时，八二炮、迫击炮、轻重机关枪、手榴弹的声音，惊天动地。敌军占领草鞋坪后，发现起义军在草鞋坪两侧高地设有埋伏，山高林密，坡陡路险，敌军不敢贸然再进，遂仓惶放弃草鞋坪，收兵下山。平夜时分，起义军一支小部队搜索至羊圈门附近，被敌军发觉，信号弹划破夜空，枪炮之声大作，直至天明，又寂然无事。第二天，敌军不敢再发动进攻，并决定当日放弃清溪，撤下九襄。原因是兵力有限，名为一个团，实为一个营左右，进攻不能，驻守无力，又恐后防生变，于是“虚晃一枪”之后，即匆匆退却。此事，急坏了蔡连云，他满以为敌军来到县城，会长期驻守，自己有所仗恃。不料敌军只驻了一夜便撤退，他派出心腹，邀约一些地方上的“面子”人物，去到敌军团部驻地叶海清家，竭力挽留敌鲍团长。仅管蔡连云苦苦央求，敌人去心已定，拉起队伍就走，丢下清溪古城一座。

王伯骅残部未到县城前，留驻大相岭的起义军，曾派数名战士到县城购买菜蔬等付食品。行至北门外的街头，即被蔡连云的队丁捆绑，送到蔡部。蔡连云下令将士兵中为首的立即枪决，公开背叛起义。敌军进攻大相岭时，他又亲率所部为其前驱，完全投靠了敌军。在进攻时，枪杀所俘获的起义军掉队战士王凯、魏学能等。加上平时心狠手毒，忘恩负义，结怨不少。王伯骅部一辙走，蔡连云自知今后日子难过，万一起义军反攻前来，后果不堪设想，便日夜龟缩在家，惊恐不安。就在这时，谣言、地皮风不息，什么“二十四军要反攻来了”，“清溪的人得罪了骑兵团（八一二团），骑兵团要将清溪烧光杀尽”，“蔡大队长惹下大祸，连累清溪老百姓遭殃”，“二十四军打下来后，要先擒蔡连云，后烧他的房子…..。”等等。

一天下午，蔡连云派在草鞋坪碉堡侦视起义军的队丁黄万福，不慎将手榴弹引爆身亡。这事被讹传是二十四军反攻来打死的。蔡连云听到这一讹传，信以为真，吓得连妻儿都不顾，跳上马背，叫几名贴心跟随，驰出东门向九襄逃去。城里城外的百姓看见“大队长”都跑了，一时慌乱起来，扶老携幼，男哭女嚎，拥出东门去逃难。蔡的大舅母子也在慌乱中把枕头当成睡在床上的娃娃，抓来背起就跑。在路上，待惊魂稍定后，才想到背上的娃娃怎么不哭不闹呢？放下来一看，背的是枕头。冒着胆回家一看，娃娃还在床上睡得正香正甜呢！在举城逃难时，也有一部分人不相信谣言，认为即便起义军真的反攻来了，冤有头，债有主，绝不会满城杀尽。因此，这部分人中，有的关门高卧，有的虽走，仅在近郊逗留。结果，当天晚上及以后的日子里，起义军并没有来。此次“逃难”，完全是蔡连云惊恐心虚造成的。

第二天，蔡连云返回清溪后，将其队丁兄弟伙全部集结在北门外自己的宅前宅后，作看家护院使唤，以保自己身家性命。一天夜里，北门外大风包一带，枪声突起，城里人闻声又惊慌起来。胆大者，去到城墙上探望，未见有任何行动，只是偶尔有几声枪响，到天明又平静无事。如此一连两夜，实际是蔡连云一夥虚放几枪，借以壮胆。

县城的“真空”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便为胡宗南的兵团司令胡长青残兵败卒从泥巴山逃来盘踞填补。这支残部番号复杂，什么特务连、工兵连、卫生连、政工队，显然是该残部司令部直属单位的人拼凑而成，也号称一团，由一个姓彭的团长指行，分散驻扎在县府机关单住住地和民房。

胡长青到达清溪时，为了表示尊重地方，不耻以中将身份，亲自登门拜问当地士绅李奎聚、陈景曦、冯骥生等，要求多多维持。这些“士绅”们，自蔡连云得事横行以来，已杜门家居，谢绝应酬。胡长青的下顾，无意找错了庙门，烧错了香烛。

胡部驻扎县城时，蔡连云派丁四出，大肆搜刮百姓钱粮，充作胡部开支。胡部残兵夥同蔡的队丁，从二十四军武器库中，成箱成捆的抬出手榴弹，在城墙上天天抛掷爆炸作乐，声振四野。一般无知青年，也相率效尤，甚至冒险拆卸迫击炮弹，将炸药取出，作外敷药用，不慎引爆而弄得断手断脚者时有发生。县府机关，在王伯骅残部驻扎时，一度毁坏，再经胡部蹂躏，门窗尽毁，文书档案，狼籍遍地。一时，清溪街头商贩的包装用纸和有些人家裱糊壁头的纸尽是公文档案。

黄泥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实行新县制，以其仅有两个保不够设乡，划归城区镇管辖。平时，设一副镇长管理。解放前夕，任副镇长的叫田济才。此人虽与蔡连云同流合污，但不如蔡的心狠手毒。这时，也感到在夹缝中日子难过，遂派遣与县城人士关系较熟的张文华来清溪观风向，并相机与蔡连云联络。张到清溪后，广泛接触各方面人物，都认为轻举妄动，非地方之福，黄泥堡唯一选择，只有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因此，大相岭一带，少生了许多麻烦。胡部彭团驻清溪时，曾率队翻大柏岭去黄泥堡侦察，行至中途，见山路崎岖，峰峦叠嶂，连绵不断，不敢轻进而返。

胡长青残部到清溪后不久的一天上午，突然有一支衣冠不整，烟容满面的队伍，穿城向九襄方向而去。原来，是天全县巨匪李元亨跑到汉源来了。清溪自古为治所驿站要道，年纪大的人，什么样的军队都看到过，唯有这样的“棒客队伍”，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如人无人之境，还是头一遭。

李元亨去富林溜了一趟，又折返清溪，参加为他举行的就任国民党“新编第十二军军长”的就职典礼。会场设在城隍庙的戏台上。胡长青主持，他代表“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讲话，并授予李元亨的军长任命状和印鉴。同时，还授与另一巨匪、芦山县陈志武为“新编第十三军军长”委任状和印鉴。陈志武本人未到场，由其“参谋长”代为受委。当时，李元亨头缠青套头，身着对门襟，在接受委任后，走向台口，讲了一通不成体统的袍哥行话。礼成后，由胡部文工队演出游艺节目助兴。真是；狐城社鼠，沐猴而冠，粉墨登场，鬼蜮人间。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不仅是县城人民难忘的一天，也是全县人民难忘的一天。这天清晨，当人们起来后，大街之上，寂然鸦静，见不到往日耀武扬威的士兵，听不见半点嘈杂喧闹之声。人们互相道问的，是胡长青残部于夜间几时悄悄偷走的。敌人逃走时，的确不敢惊动百姓，怕被当地人民挡住不放，故趁人民熟睡之时，悄然不辞而去。

敌人于三月二十二日夜半逃遁。解放军于三月二十三日入城。上午十时许，先是一支军容整肃，排成一路纵队的解放军从容穿城而过，接着来的是千军万马的大部队。县城清溪解放了！人们沉浸在欢呼解放声中。

正当解放军沿街沿台阶坐下休息时，不甘心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派飞机来盘旋侦查，解放军镇定自若，毫不慌乱，直到敌机飞走。

随起义军撤走离开汉源县城的县长杜国清，这时又随同解放军返回县城清溪。他召集原各机关单位人员，着手清理被敌人破坏了的散乱档案公物文件，向人民政府移交。四月，原县府留县全体公务人员在九襄参加了人民政府专门开办的旧人员学习班。两周后，有的被录用，有的被资遣回家。

在起义前，地下进步组织曾作过争取蔡连云的工作。解放初，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吕永弟，又对蔡进行争取教育。无如他愚昧无知，冥顽不化，阳奉阴违，反复无常，甚至与牛市乡（今建黎）乡长刘宗钦勾结，抢劫富庄，发动暴乱，最后落得可耻的下场。

古城清溪，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岁月，终于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三口，迎来了解放。从此，它虽然终结了作为汉源县治所的地位，但因特产“清椒”（花椒）之名，仍闻名遐迩。

资料来源：

《雅安文史资料》第二辑(1985年1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