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家都知道英国曾经殖民印度近二百年，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段时期里，印度人口遭遇了怎样惊人的变化。根据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的研究，印度极端贫困率从1810年的23%一路飙升到20世纪中叶的50%以上。

大家都知道英国曾经殖民印度近二百年，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段时期里，印度人口遭遇了怎样惊人的变化。根据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的研究，印度极端贫困率从1810年的23%一路飙升到20世纪中叶的50%以上。

与此同时，印度人民的实际工资在19世纪达到了历史最低点，饥荒变得愈发频繁和致命。

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在1880年至1920年这四十年间，当大英帝国权力达到鼎盛时，印度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灾难。死亡率从1880年代的每千人37.2人，上升到了1910年代的每千人44.2人。

预期寿命更是从26.7岁骤降至21.9岁，这在和平时期是极其反常的现象。

发表在《世界发展》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借助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了这四十年间因英国政策而丧生的印度人数量。研究人员提出了两个不同的估计数字，每一个都令人震惊。

根据1880年代的数据作为基准，研究人员发现在1891年至1920年期间，印度出现了大约5000万的超额死亡。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足够骇人听闻，但真相可能更为残酷。

实际工资数据表明，到1880年，殖民地印度的生活水平已较之前大幅下降。如果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印度人的生活水平与西欧发展中地区相当，那么他们的死亡率可能与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相似。

按照这个标准估算，印度在1881年至1920年期间，竟然出现了1.65亿的超额死亡。

无论采用哪种估算方法，结论都是明确的：在英国殖民主义的鼎盛时期，大约有1亿印度人过早离世。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苏联、上世纪中期的中国、朝鲜、柬埔寨以及埃塞俄比亚在所有饥荒中的死亡人数总和。

英国统治造成印度人口巨大损失的机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的是系统性的经济掠夺。

历史学家马杜斯里·穆克吉指出，殖民政权取消了印度的关税，允许英国商品涌入国内市场，同时构建了过高的税收和内部关税制度，阻碍印度人在本国境内销售布料，更别提出口了。

这种不平等的贸易制度直接压垮了印度制造商，实质上是使印度去工业化。

1840年印度和中国协会主席曾向英国议会吹嘘：“这家公司成功地将印度从一个制造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出口原材料的国家。”英国制造商由此获得了巨大优势，而印度则陷入贫困，其人民更易遭受饥饿和疾病的侵袭。

更令人愤慨的是，英国殖民者建立了一个合法的掠夺体系，被当时的人们称为 “财富流失” 。英国向印度人征税，然后用所得收入购买印度产品——靛蓝、谷物、棉花和鸦片——从而无偿获得这些商品。

这些商品要么在英国国内被消费，要么再次出口至国外，所得收入全部被英国政府收入囊中，用于资助英国及其定居者殖民地的工业发展。

以当今货币计算，这个体系耗尽了印度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商品。英国人毫不留情地施行这种掠夺，即便在干旱或洪水威胁到当地粮食安全的情况下，仍迫使印度出口粮食。

那么，回到我们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英国在印度殖民几百年，却没有对印度进行种族灭绝和人种替换？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

与在北美对印第安人的处理方式不同，英国在印度的目标是经济剥削而非领土定居。在北美洲，英国殖民者希望永久定居并取代原住民，因此采取了直接的土地侵占和人口清除政策。

而在印度，英国殖民者始终是少数群体，他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资源，而非取而代之。

文一教授在研究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时指出了两种不同的种族灭绝形式：在北美洲是对印第安人口无论男女老少的整体“团灭”，而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则是针对印第安人种父系基因的“基因灭绝”。

英国在印度采取的则是第三种方式——系统性剥削而非直接灭绝。

在英国殖民体系中，印度人既是剥削对象，同时也是殖民统治的助手。从1813年起，东印度公司每年投资10万卢比办“英语—梵语—波斯语”三语学校，目标就是培养“懂英国法、又懂本地规矩”的代理人阶层。

到1850年代，印度次大陆从地税官、铁路主管到鸦片仓库账房，中层以上几乎全被英语教育的印度精英占据。

这些印度精英替伦敦收税、募兵、管理3亿土著，却只对白厅负责。这种模式后来成为英国文官体系的“印度模板”。

英国人甚至还选拔印度人到其他殖民地担任官员，比如东非殖民地。这正是英国以极少人口统治印度的关键——培养一个中间阶层。

历史学家已经明确，在19世纪后期的数次严重饥荒中，数以千万计的印度人因饥饿而丧生，原因正是他们的资源被转移至了英国及其定居者殖民地。

殖民地行政当局完全清楚他们政策所导致的后果。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数百万人挨饿，却并未改变策略。

迈克·戴维斯等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的帝国政策“往往在道德上等同于从18000英尺高空投下的炸弹”。这种大规模的死亡并非偶然，而是殖民系统运行的必然结果。

在爱尔兰、在印度、在非洲，英国殖民政权都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将经济利益置于当地人口福祉之上。

二战后，当英国本土劳工短缺时，伦敦直接将这套“印度管家”体系整体打包回国：先招东非的印裔公务员，再招印度本土的医生、工程师，移民分数线直接为英语母语者降低两档。

结果就是，印度裔在1950年代就拿到了英国“人才签证”的先发优势。

这种历史接口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印度精英在英语世界如此成功。印度独立后实施的“三语公式”——联邦文件、最高法院、大学联考全用英语，使得北部印地语区与南部德拉维语系互相不买账的情况下，英语成为了唯一的普通话。

因此，尽管印度文盲率高达20%，但能读完高中的几乎全是英语双语者；海外选拔时直接跳过“语言适应成本”。

英国人在印度留下的普通法、议会制、文官考试、ICAI会计师协会等制度，使得印度精英等于 “自带英国体制外挂” ；进入英美职场不用重新学规则，直接考ACA、CPA、Bar就能上岗。

这种殖民时期就写好的系统代码，使得“英语国家爱用印度人”不是情感偏好，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今天的硅谷，看到那么多印度裔CEO执掌科技巨头；望向英国政坛，看到印度裔的苏纳克成为首相，这一切其实都有其历史根源。殖民历史塑造的制度适配性，让印度精英在英语世界畅通无阻。

但回头再看那1亿亡灵，我们不得不思考：历史的天平究竟该如何摆放？一边是部分人的阶层上升通道，一边是无数生命的无声消逝。或许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殖民主义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而是一道充满阴影的灰色地带。

大英帝国已随风而逝，但它留下的足迹——无论是血腥还是复杂——依然在时间的走廊中回响。

来源：微读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