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下的六月，知了叫得震天响。老槐树下，几个老头坐在石墩上，摇着蒲扇，时不时往树底下喷口唾沫，引得蚂蚁们慌乱逃窜。

乡下的六月，知了叫得震天响。老槐树下，几个老头坐在石墩上，摇着蒲扇，时不时往树底下喷口唾沫，引得蚂蚁们慌乱逃窜。

二婶家的毛毛回来了。

这是最近村里最大的新闻。

“哎哟，你是不知道，那小子一下车，拎着两个箱子，先是站在村口那棵老银杏树下发呆，然后一个人笑。”大虎头猛嘬一口烟，烟头亮了又暗。“笑得跟个傻子似的。”

我递了根烟给虎头，自己点上一根。二婶家的院子就在村西头，从这看过去，能瞅见那个破旧的砖瓦房和院墙外探出的半棵杏树。

毛毛，我记得他小时候不叫这名儿。好像是叫——

“建明，刘建明。我听说，这小子现在是在深圳开什么公司，一年挣几百万呢。”坐在最边上的老杨抬手擦了把汗，他上个月刚把孙子送去县城读高中，最关心这些。

“挣钱有啥用？二婶都去世三年了。”虎头把烟头按在地上，“人啊，图个啥呢？”

老杨不接这茬，扭头问我：“听说毛毛第一件事就是把刘大柱家的房子买下来了？多少钱？”

我耸耸肩：“谁知道呢，反正比市场价高不少。”

刘大柱家的房子，在二婶家隔壁，前两年因赌博欠了一屁股债，想卖又卖不动。现在整个村子都信了，二婶儿子这次是真有出息了。

但没人理解他为什么要买那破房子。

二婶原来住在镇上，是个会计。按村里人的说法，那是”正经单位的铁饭碗”。二婶老公姓刘，在建筑工地当小工，人实诚但不太会说话，村里人背后管他叫”闷葫芦”。

我小时候，经常在二婶家门口看到她收账，戴着老花镜，坐在小木凳上，用铅笔头点着账本。眼前放一个搪瓷缸子，装满晒热的水，茶叶末飘在上面。她给人算账，手指灵活得像拨算盘，嘴巴却不停，“你家欠三斤二两，上次给的钱不够”，“你家的猪草记着呢，算你三块五”。

很难想象，这样精明的女人，会为了儿子卖掉唯一的房子。

那年，毛毛才十四岁，刚上初二。忽然天天发烧，吃药也不好，到县医院一查，啪嗒一声，天塌了。白血病。

二婶的闷葫芦老公，据说当时就坐在医院走廊的地上，眼泪也不掉，就那么一动不动坐着，好像要把自己钉进水泥地里。人家问他话，他就抬头，眼神空洞得吓人。二婶一个人扛下所有。

“需要多少钱？”

“至少二十万，可能更多…”

“我们家总共才攒了三万多，剩下的钱从哪来？”

“卖房子吧。”

他们在镇上有一套小两居，是单位分的。那时候卖掉能值十六七万，再加上积蓄，刚够个首期治疗。卖了房子，他们就只能搬到村里刘家祖上留下的破房子住。

二婶的娘家人劝她：“万一… 这钱不是白花了吗？”

她嫁到刘家二十年，头一回发这么大的火：“那是我儿子！我宁愿住破房子，也要给他治！”

就这样，房子卖了，一家三口搬进了村里那栋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二婶辞了工作，专心照顾儿子。她老公更是拼命干活，白天在工地搬水泥，晚上去河边摸鱼摸虾。

村里人背后都说：

“这不是傻吗？那病能好吗？”

“听说治好了也活不了几年。”

“卖了城里房子，就算孩子好了，以后咋办呀？”

最难听的是刘大柱，他家就在二婶家隔壁，常年酒气熏天，时不时就隔着墙喊：“刘家的，你把钱给我赌不比给医院强？至少我输了还有机会赢回来！哈哈哈…”

二婶从来不应声，只有一次，我看见她站在院子里，握着扫把的手青筋暴起，半天，最后只是用力扫了一下地。

闷葫芦在工地里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没几天就走了。那时毛毛的病才治了大半年，虽然情况稳定，但还需要持续治疗。

二婶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她没有时间哭，在医院守了两天，安排好丈夫的后事，就又回来照顾儿子。

“你二叔走了，咱家就剩咱们娘俩相依为命了。”她握着儿子的手，“咱不能放弃，爸爸也希望你好好的。”

毛毛点点头，眼泪跟黄豆似的掉。那个夏天，我去医院看望他，看见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块旧手表，是他爸的。

“二婶，还缺钱吗？”我问。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缺，但会有办法的。”

她确实想出了办法。白天照顾儿子，晚上在医院附近摆个小摊，卖些简单的早点。凌晨三点起来准备面糊，四点支起摊子，卖到七点，然后回医院。

病房里的其他患者家属都知道二婶的摊子，时不时去捧场。有时医生护士下夜班，也会去买一碗豆浆、一个鸡蛋饼。

“刘家，别太拼了，”有人劝她，“身体垮了不值得。”

“值得，”她总是这样回答，“我儿子还等着我呢。”

三年后，毛毛的病情基本稳定，可以回家休养了。

他们娘俩回到村里那个破旧的房子，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房檐上结了蜘蛛网。毛毛的脸色还是不太好，身体也瘦弱，但至少能下地走动了。二婶每天变着法子给他做好吃的，还在院子里种了些蔬菜。

刘大柱依然是那个德行，有时喝多了酒，隔着墙就骂：“哎哟，活下来啦？二十多万花下去，我看能活几年？”

毛毛听见了，眼睛红红的，二婶赶紧把门窗关上：“别理他，他就是嘴上没把门的。”

这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第二天早上，我去二婶家送点自家种的菜，看见毛毛正在院墙根挖土。

“干啥呢？”我问。

“种树。”他手里攥着几颗杏核，“我想种几棵杏树，妈妈喜欢杏花。”

“就种这儿？离刘大柱家那么近？”

他抬头看了看墙那边，点点头：“就种这儿。以后开花结果了，从墙那边看也挺好。”

阳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我忽然想起他小时候，也是这样固执的眼神。那时候他非要爬上村口最高的那棵树，摘最上面的果子。

毛毛初中肄业，但他很聪明，在家自学了不少东西。慢慢地，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二婶却像用尽了所有力气，开始频繁生病。

那年冬天，村里来了个招工的，说是深圳的电子厂需要年轻工人，管吃管住，月薪两千多。毛毛报了名。

二婶不同意：“你身体刚好，再等等。”

“妈，我已经十八岁了，该我挑担子了。”他指着院子里那几棵小杏树，才长到半人高，“等我赚了钱，就能给你买药，还能把咱家房子修一修。”

二婶哭了，抱着儿子的头，像是怕他飞走。最后，她还是同意了。

毛毛走的那天，我去送他。他站在村口，回头看了看那个破旧的家，又看了看那几棵小杏树，眼睛亮亮的：“卢叔，帮我照顾我妈和我的树，行吗？”

我拍拍他瘦弱的肩膀：“去吧，好好干。”

谁能想到，这一走，就是十多年。

毛毛很少回来，但钱却源源不断地寄回来。刚开始一个月一两千，后来越来越多。二婶不舍得花，只是把房子修缮了一下，又添了些家具。

“儿子说要我保重身体，”她逢人就这么说，眼里满是骄傲，“他在深圳可有出息了，做了小领导。”

刘大柱每次听到这些，就嗤之以鼻：“吹吧！一个没毕业的娃，能有啥出息？”

二婶不跟他计较，只是笑笑。

五年后的一天，毛毛突然打电话回来，说要给二婶买一套县城的房子，让她搬过去住。二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不去，我要守着这个家，你爸爸就埋在村子后面的山上，我哪也不去。”

又过了几年，电话里的毛毛说自己创业做了小老板，二婶高兴得合不拢嘴，但依然坚持不肯离开那个破旧的家。

“那几棵杏树都长大了，今年开花特别好看。”她在电话里这样告诉儿子。

邻居刘大柱的日子越过越差，赌债越欠越多，家里人都跑光了。他偶尔清醒的时候，看着二婶家焕然一新的房子和院墙外探出的杏树，总是一脸复杂。

“早知道…我也该卖房子给我儿子治病…”他有一次醉醺醺地自言自语，声音却大得邻居都听见了。

二婶走得很安详，一场重感冒，没挺过去。临走前，她握着我的手说：“毛毛要回来了，你告诉他，妈妈走得很踏实，一点不后悔当年卖房子给他治病。”

毛毛回来的时候，二婶已经下葬三天了。他站在坟前，跪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他去了刘大柱家。

这十几年来，刘大柱的日子越过越糟，人也老得不成样子。房子破败不堪，他自己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盖着棉絮，像条老狗。

“刘叔，我想买下你的房子。”毛毛开门见山。

刘大柱愣住了，随即笑了：“你小子，是回来报复我的吧？当年我没少说你妈傻…”

毛毛摇摇头：“不是，我就是想买下这房子。价格你随便开。”

最后，刘大柱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卖了房子，拿着钱去了县城，据说他在那里租了间小屋，戒了赌，开了个修车铺。

毛毛买下房子后，第一件事不是拆掉重建，而是走到那堵曾经每天听见嘲笑的墙边，跪下来，小心翼翼地挖开了土。

“你在干啥呢？”我好奇地问。

“找东西。”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土下面，埋着一个生锈的铁盒子。毛毛小心地打开，里面是一只旧手表——他爸爸的表，还有一张泛黄的纸。

他把纸打开，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字：“爸爸妈妈把房子卖了给我治病，等我长大了，一定要买回来！”

“十四岁那年，我在这墙根下埋下这个盒子，发誓一定要让当年的嘲笑声消失。”他的眼泪落在那张纸上，“可惜，妈妈等不到了。”

他抬头看着院墙外那几棵茂盛的杏树，树冠已经高高地越过墙头，在刘大柱的院子里撒下一片阴凉。

“现在，这些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生长了。”毛毛轻声说。

第二年春天，毛毛把两家的院墙拆了，重新盖了房子，院子里栽满了各种果树。他没有回深圳，而是留在了村里，在县城开了家农产品电商公司，专门帮村民销售土特产。

那几棵杏树，被他小心地移植到了院子中央，每到春天，花开满树，格外好看。

村里人都说二婶有先见之明，当年那二十万换来的不只是儿子的命，还有如今的好日子。

老杨的孙子放暑假回来，被毛毛招去当了助理。小伙子满脸崇拜地告诉爷爷：“毛毛叔的公司市值都上亿了！他还说，将来要在村里办个工厂，让大家都不用出去打工。”

老杨摇着蒲扇，笑得合不拢嘴：“这小子有出息。”

我抬头看着天空，想起二婶站在院子里，握着扫把的样子。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做了，旁人看着傻；不做，自己心里亏。

知了还在叫，但声音好像比往年轻了些。夏天的风吹过杏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谁在低语。

来源：默默Mo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