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支五四式手枪，黑沉沉的，就放在我从部队背回来的帆布包最上层，枪套的牛皮边缘已经被手汗浸得发亮。

那支五四式手枪，黑沉沉的，就放在我从部队背回来的帆布包最上层，枪套的牛皮边缘已经被手汗浸得发亮。

我，李卫国，二十三岁，刚刚提干的排长，回乡探亲。

跨进家门的那一刻，我以为会看到母亲的眼泪和父亲骄傲的笑，可我只看到了父亲横在我面前的一张脸，那张脸，比他在木工房里对着一块不听话的木头时还要严肃。

他的目光，越过我崭新的军装，越过我挺得笔直的胸膛，落在了我那个鼓囊囊的帆布包上。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像是用钝了的刨子在硬木上刮，沙哑，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

他说：“东西放下，人跟我来。”

我跟着他进了院子西头的木工房，那是我从小闻着木头香长大的地方。他没看我，径直走到那张用了几十年的枣木案台前，拿起一块半成品的花梨木，用刻刀轻轻地划着线。

整个屋子，只有刻刀划破木头纤维的“嘶嘶”声。

良久，他头也不抬，像是对着那块木头说话：“当年你犯的错，在部队这几年，改过来了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立正站好，像是在接受首长的检阅：“报告父亲，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他手里的动作停了。

他终于抬起头，那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像两把锥子，要扎进我的心里去。

“那就好。”

他放下刻刀，用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掸了掸木头上的碎屑。

“记住，我们老李家的规矩，手上活儿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他一字一顿，敲在我心上，“不得再犯。”

那一瞬间，提干的喜悦，回家的激动，全被这四个字浇得冰冷。我仿佛又回到了七年前那个夏天的午后，也是在这间木工房里，我犯下了一个让父亲至今都无法释怀的错。一个关于木头，也关于人心的错。

第1章 旧疤

七年前，我十六岁，是镇上最不让人省心的半大小子。

那时候，我不懂父亲口中的“规矩”是什么，只觉得他整天抱着那些木头，比抱我还亲。他是个木匠，十里八乡最好的木匠。他做的家具，严丝合缝，不用一颗钉子，几十年不散架。人人都说，老李师傅的手，是长了眼睛的。

可我讨厌那股木头味儿，讨厌他手上永远洗不干净的木头油渍和磨出的老茧。我觉得，一个男人，就该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不是守着一堆木头疙瘩，敲敲打打一辈子。

那年夏天，县里的大领导要给老母亲做寿，托人找到了父亲，点名要他打一套柏木的八仙桌和太师椅。柏木难得，纹理又刁钻，但做好了，那股清香能养人。这是个露脸的大活儿，父亲格外上心，光是选料、画图，就折腾了小半个月。

他把我叫到工房，指着一根刨得光滑的木条，让我用墨斗弹线。这是木工最基本的活儿，讲究一个稳、准、直。

“卫国，看好了，线要弹在正心，不能偏一分。”父亲的语气很郑重。

我心里却烦躁得很。院子外头，伙伴们“攻山头”的叫喊声一阵阵传来，我满脑子都是用弹弓打碎邻家窗户玻璃的“赫赫战功”。

我抓起墨斗，心不在焉地拉出墨线，对着父亲画好的记号，“啪”地一下弹了上去。

父亲凑过来，用角尺一量，眉头立刻拧成了个疙瘩。

“偏了。”他说，声音里已经有了火气，“心不静，手就抖。再来！”

他用湿布擦掉墨线，让我重弹。

阳光从窗棂照进来，空气里都是闷热的木屑粉尘。我弹了第二次，还是偏了。弹了第三次，手一滑，墨线在木头上留下一个难看的墨点子。

“混账东西！”父亲的巴掌毫无预兆地落在了我的后脑勺上，“这么点活儿都干不好！你的心呢？”

我被打得一个趔趄，一股邪火“噌”地就蹿上了头顶。

“不就是弹个线吗！偏一点怎么了？谁看得出来！”我梗着脖子吼了回去，“我不想当木匠！整天守着这破木头，有什么出息！”

“你……”父亲气得嘴唇都在哆嗦，他指着我，又指着案台上那些视若珍宝的工具，“你懂什么叫出息？这叫手艺！是咱们家吃饭的根本！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脸面！”

“我不要这脸面！”我彻底豁出去了，指着那套半成品的桌椅，“就这几根破木头，能当饭吃？能保家卫国？”

“啪！”

这一次，是一个结结实实的耳光。我的脸火辣辣地疼，耳朵里嗡嗡作响。

父亲的眼睛红了，那是一种混杂着失望、愤怒和心痛的眼神。他举起手，还想打，可看着我倔强的脸，那只满是老茧的手，最终还是无力地垂了下去。

“滚。”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你觉得哪里有出息，就滚到哪里去。别在这儿碍我的眼。”

那天下午，我真的滚了。

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揣着攒下的几块钱零花钱，扒上了去县城的货车。在县城的人武部门口，我看到征兵的横幅，脑子一热，谎报了两岁年龄，报名参了军。

我以为，穿上军装，扛起钢枪，就是父亲说的“出息”。我以为，等我建功立业，衣锦还乡，就能让他看看，他的儿子，没守着那些“破木头”，一样能活出个人样。

我在部队里玩命地训练，别人跑五公里，我跑十公里；别人打靶打优秀，我非要打到满环。新兵连结束，我拿了“优秀新兵”，下了连队，当了班长，入了党，又被推荐去军校学习。今年，我顺利毕业，提了干，成了一名少尉排长。

七年，我没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把所有的思念和愧疚都压在心底，化作训练场上的汗水和子弹壳。我想等自己有了足够炫耀的资本，再风风光光地回去。

现在，我回来了。胸前挂着军功章，肩上扛着金灿灿的排长衔。

可父亲一句“不得再犯”，就把我所有的骄傲和伪装，打回了原形。

原来，在他心里，我还是七年前那个弹不直一条线，还把墨点弄脏了名贵木料的混小子。我犯的错，不是离家出走，而是在根子上，就看轻了我们老李家安身立命的根本——那份对“规矩”的敬畏，和对手艺的虔诚。

第2章 一桌饭

我把帆布包放在了我的房间里，那支五四式手枪，连同弹夹，被我用油布包好，压在了箱底。

父亲的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晚饭是母亲和妹妹卫红张罗的。母亲看到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拉着我的手，从头摸到脚，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瘦了，黑了，也结实了。”

妹妹卫红比我小五岁，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在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她看着我一身军装，眼睛里亮晶晶的，充满了好奇和崇拜。

“哥，你真威风！”她凑过来，想摸摸我领子上的红牌牌，又有点不敢。

“哥，你带枪回来了吗？跟电影里的一样吗？”她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问。

我笑了笑，摸了摸她的头：“部队有纪律。”

母亲端上最后一盘菜，是刚出锅的醋溜白菜，热气腾腾。桌上摆满了菜，小鸡炖蘑菇，红烧鲤鱼，还有一盘我最爱吃的花生米。

“快，卫国，坐下吃饭。”母亲把我按在主位上，“这都是你爱吃的，妈给你做的手擀面，一会儿就好。”

父亲洗了手，默默地坐在了我的对面。他拿出一瓶老白干，给自己倒了一满杯，又拿起我的碗，也想给我倒。

母亲连忙拦住：“他爸，卫国在部队，有纪律，不能喝酒。”

父亲的手顿在半空，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酒瓶放下了。他端起自己的杯子，仰头就是一口，辛辣的酒气瞬间在不大的堂屋里弥漫开来。

一顿饭，吃得异常沉闷。

母亲和妹妹不停地给我夹菜，问我在部队的生活苦不苦，吃得好不好。我一一回答着，眼睛却总是不由自主地瞟向对面的父亲。

他几乎没动筷子，就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他的脸膛已经被酒意染得通红，眼神却依旧清亮，或者说，是清冷。

“爸，您吃菜。”我夹了一块鸡肉，放进他的碗里。

他没看我，也没吃那块鸡肉，只是又喝了一口酒。

气氛尴尬得像凝固住了一样。

妹妹卫红似乎想打破这种沉寂，她眨着大眼睛问我：“哥，你在部队是排长，是不是管着好多人？他们都听你的吗？”

“一个排，三十多个战士。”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些，“都是好兄弟，谈不上谁管谁，是革命同志。”

“那你们平时都干啥？是不是天天练打枪？”

“训练，学习，还有生产劳动。”

我说着，看了一眼父亲。他依旧面无表情。我知道，这些话，在他听来，可能和“惊天动地”没什么关系。

母亲端着两大碗手擀面从厨房出来，雪白的面条上卧着两个金黄的荷包蛋，撒着翠绿的葱花。

“快，趁热吃。”她把最大的一碗推到我面前。

我吸溜了一口面条，还是小时候的味道，筋道，爽滑。可吃在嘴里，却有点不是滋味。

“爸，”我终于鼓起勇气，决定主动出击，“这次部队给了我十五天假，我想……”

“想干什么？”他打断我，终于开了口，声音因为喝了酒，更加沙哑。

“我想……在家里帮帮忙。”

“帮忙？”他嘴角扯出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部队的首长，能帮我这个木匠什么忙？”

这话里的刺，又密又长。

我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压下心里的委屈：“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部队也学了很多，开垦荒地，修筑工事，砌墙盖房，我都会。”

“那是部队的活儿。”他放下酒杯，杯底在桌上磕出“嗒”的一声脆响，“我这里，是木匠的活儿。木匠的活儿，有木匠的规矩。你，不懂。”

“我可以学！”我急了，“爸，七年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是不是小孩子，不是嘴上说的。”他站起身，高大的身影在煤油灯下投下一片阴影，把我完全笼罩在里面，“是手上做的。”

他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进了里屋，留下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

母亲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背：“卫国，别往心里去。你爸他……就是这个臭脾气。你突然回来，他高兴，就是不知道怎么说。”

我知道母亲是在安慰我。父亲的脾气，我比谁都清楚。他不是高兴，他是还在生气。气我七年前的冲动，气我丢下了他想传给我的手艺，更气我到现在，可能还没真正明白，他看重的是什么。

那碗热腾腾的手擀面，渐渐凉了。

第3章 木工房里的对峙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院子里传来的“唰唰”声吵醒了。

是父亲在刨木头。

这个声音，我听了十六年。它曾是我童年最安心的催眠曲，也曾是我少年时最烦躁的噪音。

我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父亲赤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汗珠，肌肉线条分明，完全不像一个年近五十的人。他正专注地推着一把长刨，刨花像雪白的浪卷，从刨口翻出来，带着柏木特有的清香，散落在地上。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韵律和力量。腰、臂、腿，协调一致，仿佛他和那把刨子、那块木头，已经融为了一体。

我站在工房门口，静静地看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部队，我见过最优秀的射手，人枪合一；见过最老练的驾驶员，人车合一。而眼前的父亲，就是人与工具的合一。这是一种境界，一种需要千锤百炼才能达到的境界。

我突然感到一阵羞愧。我曾经那么鄙夷他做的事情，可我对他做的事情，又了解多少呢？

他刨完了最后一下，用手在木头表面上轻轻抚过，像是在抚摸的肌肤。然后，他才像刚发现我一样，抬眼看了看我。

“醒了？”

“嗯。”

“部队里，也起这么早？”

“六点准时起床号。”

“哦。”

然后，又是一阵沉默。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主动开口：“爸，有什么我能干的活儿吗？”

他瞥了我一眼，指了指墙角的一堆木料：“把那些木头，按尺寸和材质，分分类，码整齐。”

这是最简单、最基础的杂活。

我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干了起来。松木、榆木、槐木、还有几根珍贵的花梨木……我凭着小时候的记忆，一一分辨，然后按照长短、粗细，把它们搬到另一边，小心地码放起来。

这些木头，有的沉重，有的粗糙。搬了一会儿，我手上就沾满了木屑和灰尘。可我心里却 strangely calm.

父亲在一旁继续干他的活，他正在给昨天那套桌椅的部件开榫卯。他不用尺子，只用一把自制的角尺和墨斗，划线，凿孔，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得像是机器测量过一样。

阳光透过窗户，在他专注的侧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忽然发现，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看过我的父亲。他不是一个只会被生活压弯腰的普通农民，他是一个匠人。一个对自己手艺有着极致追求和无上骄傲的匠人。

我把木料码放得整整齐齐，像部队营房里的被子一样，有棱有角。

“爸，弄好了。”我拍了拍手上的灰。

他走过来，扫了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从一堆木料里抽出一根不起眼的方木。

“这是什么木头？”他问。

“……榆木。”我有些不确定地回答。

他没说话，从案台上拿起一把小刀，在木头上削下一小片，递给我。

“你闻闻。”

我凑到鼻子前闻了闻，一股淡淡的酸味。

“是榉木。”他说，“榆木纹理粗，发黄。榉木纹理细，泛红，带酸味。做家具，承重的地方用榉木，比榆木结实。”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

“把它们重新分一遍。”他丢下这句话，又回去干活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堆被我自以为是码好的木料，心里五味杂陈。我以为我长大了，提了干，成了人上人。可是在父亲的这个世界里，我依然是个连木头都分不清的门外汉。

我默默地蹲下身，开始重新分类。这一次，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拿起每一块木头，看它的纹理，闻它的气味。

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在跟这堆木头打交道。

父亲没有再跟我说一句话，工房里只有工具和木头碰撞的声音。但这沉默，却不像昨天饭桌上那样令人窒息。我仿佛能从这声音里，听出一种交流，一种父亲与他的木头之间的对话。

中午，母亲来叫我们吃饭。

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木屑，看着被我重新分类码好的木料，心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

父亲走过来，看了一眼，还是没说话。但他拿起旁边的一块抹布，递给了我。

“擦擦汗。”

我接过抹布，愣住了。那是一条干净的、带着皂角香味的抹布。

这，算是他对我一个上午劳动的认可吗？

第4章 传家的尺子

接下来的几天，我成了父亲的“下手”。

我的工作，从分拣木料，升级到了扫地、清理刨花，偶尔，他会让我帮他扶着木头，或者递一下工具。

他从不教我什么，也从不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只是做，而我，只能看。

我看他如何用一把看似笨重的斧子，劈出薄如蝉翼的木片；看他如何用一把小小的刻刀，在木头上雕出栩栩如生的花鸟；看他如何将两块木头，通过复杂的榫卯结构，天衣无缝地连接在一起，比钉子钉的还牢固。

我的话越来越少，心却越来越静。

在部队，我们追求的是速度、力量和精准的打击。一切都简单直接，目标明确。可是在这里，在父亲的木工房里，我看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耐心，和对时间的敬畏。

一块普通的木头，在父亲的手里，要经过几十道工序，花费几天甚至几十天的时间，才能变成一件有生命的器物。这个过程，急不得，也错不得。一步错，满盘输。

这天下午，父亲正在给一张太师椅的扶手做最后的打磨。他用的是一张极细的砂纸，裹在小木块上，顺着木头的纹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打磨着。

他的动作很轻，很柔，仿佛不是在打磨木头，而是在抚慰一个熟睡的婴儿。

“爸，已经很光滑了，为什么还要磨？”我忍不住问。

他停下手，让我用手背去感受。

我摸上去，那扶手的表面，光滑如玉，细腻如丝，甚至能感觉到木头温润的“体温”。

“眼睛看到的光滑，不一定是真的光滑。”他说，声音平静，“手能感觉到。心，也能感觉到。”

他顿了顿，继续说：“一件家具，做出来，是要被人用上几十年的。人家坐着，手扶着，天天摸。你这里要是有一点毛刺，糊弄过去了，人家的手知道，人家的心，也知道。咱们的手艺，就败在这里了。”

我怔怔地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

糊弄。

我忽然想起了七年前，我弹歪的那条墨线。当时的我，觉得偏一点无所谓，谁看得出来。可现在我明白了，父亲看得出来，他自己的心，看得出来。

他追求的，不是别人的认可，而是自己内心的那份“规矩”。

“卫国。”他突然叫我的名字。

“哎。”我赶紧应声。

他从案台最里面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长条形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是一把木工尺。

那把尺子，通体乌黑，已经看不出是什么木质，上面刻着的尺寸标记，都被磨得有些模糊了。尺子的两端，包着黄铜，也已经氧化成了暗金色。

“这是你爷爷传给你太爷爷，你太爷爷，又传给我的。”父亲把尺子递到我面前，眼神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郑重，“我们老李家，从清朝开始，就是木匠。这把尺子，量过的木头，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我伸出双手，有些颤抖地接过了那把尺子。

它入手温润，沉甸甸的，仿佛承载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时光。

“做木匠，第一件事，就是要认尺子。”父亲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尺子是死的，规矩是活的。但心里要是没这把尺子，手上的活儿，就全乱了套。做人，也是一个道理。”

我紧紧地握着那把尺子，它冰凉的触感，却像一股暖流，瞬间涌遍了我的全身。

我终于明白了。

父亲一直耿耿于怀的，不是我没有继承他的手艺，而是他觉得，我心里没有这把“尺子”。我年少轻狂，做事毛躁，急于求成，看不起脚踏实地的东西。他怕我到了部队，这个大熔炉里，会把心炼歪了，把根给忘了。

他让我回家第一天就“不得再犯”，不是在翻旧账，而是在提醒我，无论我将来做什么，官当多大，心里的那把尺子，那份规矩，不能丢。

“爸，”我抬起头，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喉咙有些发哽，“我懂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那层坚冰，似乎开始慢慢融化了。他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转身继续去打磨他的扶手。

但这一次，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第5章 裂缝

转机，出现在镇上粮站张站长家。

张站长家有一张祖传的红木供桌，年头久了，桌面裂开了一条大缝，桌腿也有些松动。张站长爱惜这老物件，找了好几个木匠，都说修不了，劝他干脆打个新的。

可张站长不甘心，听说了我父亲的手艺，专程上门来请。

父亲去看过之后，回来就一直皱着眉头。

“爸，很难修吗？”我问。

“不是难。”父亲摇了摇头，“是麻烦。桌面是独板的，裂了缝，要补，就得找同样材质、同样年份的老料。这红木老料，现在上哪儿找去？”

母亲在一旁说：“他爸，要不就算了吧，别揽这麻烦事。”

父亲没说话，点上一袋烟，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一口一口地抽着。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凝重。

我知道，以他的性格，越是难干的活儿，越能激起他的好胜心。这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手艺人”这三个字的面子。

第二天，他就开始翻箱倒柜，把他这些年积攒下来的所有木料都翻了出来。一块一块地看，一块一块地比对。

我也跟着帮忙。在工房最角落的一个木箱里，我翻出了一块用油布包着的小木板。

“爸，您看这个。”

父亲接过去，解开油布，眼睛顿时一亮。

那是一块颜色紫红、纹理细密的老红木，看样子，也是个老物件上拆下来的。他用尺子量了量，又和记忆中张站长家供桌的裂缝比划了一下，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就是它了！”

找到合适的木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是如何把这块新木料，天衣无缝地嵌进那条裂缝里。

父亲的设计是，不用胶，而是用一种叫“蝴蝶榫”的工艺。就是在裂缝的两侧，凿出对称的梯形凹槽，再用一块做成蝴蝶形状的木块，紧紧地嵌进去，利用木头本身的张力，把裂缝拉住。

这个活儿，对精准度的要求，高到了极致。

父亲画好了线，拿出他最小的一把凿子，开始凿槽。他的动作，慢而稳，每一次下凿，都极其谨慎。

我站在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喘。

可就在他凿到最关键的一个角时，意外发生了。

邻居家的小孩在院墙外放鞭炮，“噼里啪啦”一阵乱响。父亲的手，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得，微微一抖。

凿子，偏了。

那个小小的梯形凹槽，一个角被崩掉了一小块，只有米粒那么大。

工房里，瞬间死一般的寂静。

父亲举着凿子，僵在了那里。他的脸色，一点点变得铁青。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要坏事。这块桌面是孤品，这一下失误，几乎是无法挽回的。

“爸……”我小心翼翼地开口。

他没理我，放下凿子，拿起那块崩掉角的桌面，翻来覆去地看。他的嘴唇紧紧地抿着，下巴的线条绷得像一块石头。

半晌，他拿起那块桌面，转身就朝外走。

“爸，您去哪儿？”我赶紧跟上去。

“去张站长家。”他的声音，冷得像冰。

“去干什么？”

“告诉他，这活儿，我干不了。我把人家的东西，给毁了。”

我一把拉住他：“爸！就崩了那么一小块，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咱们想办法补上不就行了吗？”

“补？”他猛地回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怎么补？用木屑混着胶水填上？那是糊弄！是骗人！我李明山的手艺，不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可您要是就这么送回去，承认自己失手了，那您的名声……”

“名声？”他冷笑一声，“名声不是靠吹出来的，是靠手做出来的！活儿干砸了，就是砸了，得认！这是规矩！”

他甩开我的手，执拗地往外走。

我看着他的背影，那个在我心中一直如山一般沉稳的背影，此刻却显得有些萧瑟和悲壮。

我忽然明白，这不仅仅是一块木头，这是他的战场。他打了败仗，就要坦然地承认失败，这是他作为一个匠人的尊严。

我不能让他就这么去。

我冲回工房，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在部队里，我们遇到过各种突发情况，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每个指挥员的基本功。

我盯着那个被崩坏的角，又看了看父亲画的设计图。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中慢慢成形。

我追上父亲，拦在他面前。

“爸，您先别去。”我喘着气说，“我有个办法，您听听行不行。”

第6章 一只蝴蝶

父亲停下脚步，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你？”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信任，“你能有什么办法？”

“爸，您先听我说。”我拉着他回到工房，指着那块桌面上的瑕疵，“您看，这个角虽然崩了，但整体的形状还在。我们能不能……将错就错？”

“将错就错？”父亲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对。”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木炭，在旁边的一块废木板上画了起来，“我们原来的设计，蝴蝶榫是规规矩矩的。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崩掉的角，修饰一下，让它变成蝴蝶翅膀上一个自然的缺口，就像被风吹过一样。然后，另一边的榫槽，也做出一个对应的、不对称的形状。”

我一边说，一边画。

“这样一来，这个蝴蝶榫，就不再是死的、对称的，而是活的，有动感的。这个瑕疵，不但没有被掩盖，反而成了一个独特的设计，一个记号。”

我抬起头，紧张地看着父亲。

这是我在军校学战术推演时，学到的一种思维方式——当防线出现缺口时，不要急着去堵，有时候，可以利用这个缺口，设置一个陷阱，把它变成自己的优势。

父亲盯着我画的草图，久久没有说话。

他的眼神，从最初的怀疑，慢慢变成了惊讶，然后，又变成了一种复杂的、我读不懂的情绪。

工房里很静，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你……”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你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

“部队里学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我老实回答。

他拿起我画的草图，又走到那块桌面旁，仔仔细细地比对着。他的手指，在那个崩坏的角上，轻轻地摩挲着。

“不对称的蝴蝶……”他喃喃自语，“破而后立……”

他猛地抬起头，看着我，那双总是严厉的眼睛里，第一次，闪烁出一种叫做“欣赏”的光芒。

“好！”他重重地吐出一个字，“就按你说的办！”

那个下午，是我和父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他负责操刀，我负责打下手。

他按照我画的图，小心翼翼地修改那个崩坏的榫槽，他的手，稳如磐石，再也没有一丝颤抖。而我，则帮他计算角度，打磨那只“不对称的蝴蝶”。

我们之间，几乎没有语言交流，但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彼此就能心领神会。

我发现，我能跟上他的节奏了。我能预判他下一步需要什么工具，能理解他每一个动作背后的意图。七年前那个毛毛躁躁的少年，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已经被淬炼出了耐心和专注。

当那只形态独特的蝴蝶榫，被严丝合缝地嵌入桌面时，我们两个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道丑陋的裂缝，消失了。取而代代之的，是一只仿佛正要振翅欲飞的蝴蝶，那个原本是瑕疵的缺口，让这只蝴蝶充满了生命力，仿佛它真的经历过风雨。

“爸，成了！”我兴奋地叫道。

父亲没有说话，他只是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在那只蝴蝶上，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

夕阳的余晖，从窗外洒进来，给他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我看到，他的眼角，好像有些湿润。

他转过身，看着我，脸上露出了一个极其罕见，甚至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带着欣慰的笑容。

“卫国，”他说，“你长大了。”

就这么一句话，比我得到的所有军功章，都让我觉得荣耀。

第7章 心里的那把尺

张站长家的供桌，修好了。

父亲亲自带着我，把桌子送了回去。

张站长围着桌子转了好几圈，啧啧称奇。他尤其对那只“不对称的蝴蝶”赞不绝口，说这比原来还多了几分韵味。

“老李师傅，您这手艺，真是绝了！”张站长竖起大拇指，“这不叫修补，这叫重生啊！”

父亲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是犬子想的法子。”

张站长惊讶地看着我，把我好一顿夸。我站在父亲身边，心里暖洋洋的。我知道，父亲这是在给我“长脸”。

从张站长家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父亲的脚步，显得格外轻快。

“爸，”我忍不住问，“您以前，不是最讨厌这种‘投机取巧’的设计吗？您总说，规矩就是规矩，方就是方，圆就是圆。”

父亲停下脚步，看着天边的晚霞。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他说，“以前，我只教你守规矩，是怕你心野了，走歪了。现在，我知道，你心里有那把尺子了。心里有了尺子，手上的活儿，才能在规矩之内，玩出花样来。这不叫投机取巧，这叫‘匠心’。”

匠心。

我反复咀嚼着这两个字。

原来，真正的规矩，不是死守陈规，而是在懂得规矩、敬畏规矩的基础上，去创造，去升华。

就像部队的条令条例，背得再熟，到了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也需要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死守教条，只会打败仗。

木工的活儿，和带兵打仗，道理竟然是相通的。

回到家，母亲和妹妹已经做好了晚饭。

饭桌上，气氛和前几天截然不同。

父亲主动拿出了酒瓶，给我满满地倒了一杯。

“今天，陪我喝一杯。”他说。

我看了看母亲，她笑着点了点头。

我端起酒杯，和父亲的杯子，重重地碰了一下。

“爸，我敬您。”我说，“为了您教我的这些道理。”

“这杯酒，该我敬你。”父亲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慈爱，“为了你，让我这个老木匠，也学到了新东西。”

我们相视一笑，一饮而尽。

辛辣的白酒，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可我心里，却是一片滚烫。

七年前，我为了逃离这间屋子，摔门而去。七年后，我才明白，我想逃离的，只是我自己那份年少无知的偏见。

这个家，这间木工房，这些看似“没有出息”的敲敲打打，才是我真正的根。

我的探亲假，很快就要结束了。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把我叫进了木工房。

他没有说话，只是从案台上，拿起一把崭新的鲁班尺，递给我。

“这个，你带上。”

我接过来，发现尺子的手柄上，用刻刀，工工整整地刻着两个字——卫国。

“爸……”我的鼻子一酸。

“到了部队，好好干。”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粗糙的手，却带着无比温柔的力量，“别忘了，你是个兵，也是个匠人。兵，要保家卫国。匠人，心里得有规矩。这两样，都是要用一辈子去修行的事。”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我把那把刻着我名字的尺子，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我的帆布包里，就放在那支五四式手枪的旁边。

一把尺，一支枪。

一把，是父亲教我如何立身。

一支，是我选择的报国之路。

它们，将陪伴我，走过未来的万水千山。

第8章 归队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

母亲和妹妹在厨房里忙着给我煮鸡蛋、烙饼，让我带在路上吃。

父亲则默默地帮我收拾着行李，把那些吃的喝的，塞得满满当当。

我换上军装，最后检查了一遍我的帆布包。那把尺子和那支枪，静静地躺在一起。

临出门时，一家人都来送我。

母亲拉着我的手，嘱咐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妹妹红着眼圈，把一个她自己绣的护身符塞给我。

我走到父亲面前，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爸，妈，卫红，我走了。”

父亲看着我，点了点头。

他没有再说什么“不得再犯”，也没有说“常回家看看”。

他只是走上前，替我整理了一下有些歪的衣领，然后，重重地在我胸口捶了一下。

“去吧。”他说，“家里，有我。”

我转过身，不敢再回头，大步朝着村口走去。

我知道，我带走的，不仅仅是行囊，还有父亲传给我的“匠心”，和这个家，赋予我的，最坚实的底气。

回到部队，一切又恢复了紧张而有序的节奏。

我把那把鲁班尺，放在了我床头的柜子里。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拿出来，摩挲一遍。

战友们都很好奇，问我一个军官，怎么带了把木匠的尺子。

我总是笑着说：“这是我的传家宝。”

他们不懂，但我自己心里清楚。这把尺子，时刻提醒着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它是我心里的“定盘星”。

我的工作，也因为这次探亲，有了新的变化。

我不再仅仅满足于让战士们把战术动作做到标准，我开始引导他们去思考，为什么这么做，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每一个动作，都像木工的榫卯，环环相扣，一步错，就可能导致整个战斗的失败。

我把父亲教我的“匠心”，用在了带兵上。

我带着我的排，在全团的比武中，拿了好几个第一。

年底，团里给我记了三等功。

立功喜报寄回家的那天，我给家里打了电话。

是妹妹接的。

她在电话那头激动地喊：“哥！哥！你的喜报收到了！爸把它挂在堂屋最中间的墙上了！跟爷爷的烈士证挂在一起！”

我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来。

妹妹又说：“哥，爸让我告诉你，那把尺子，要时刻带在身上，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

“我知道了。”我哽咽着回答。

挂了电话，我走出营房，看着远处连绵的群山。

我知道，我的路，还很长。

但我不怕。

因为我的行囊里，有枪，也有尺。

枪，让我守护国土。

尺，让我丈量人生。

来源：阳台上的蒲公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