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张“先进个人”的奖状,就挂在我工作室最显眼的地方。红纸金字,玻璃镜框的边角都磨得发亮了。
那张“先进个人”的奖状,就挂在我工作室最显眼的地方。红纸金字,玻璃镜框的边角都磨得发亮了。
来我这儿订家具的客人,尤其是些上了年纪的,总会盯着它看半天,然后问我:“小许师傅,这是你得的?”
我总是摇摇头,点上一根烟,看着奖状上那个如今看来有些陌生的名字——许振山。
那是我爹。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乡下木匠,怎么会得到县里亲自颁发的荣誉?这事儿,得从1986年,我爹用那辆破拖拉机拉着一头肥猪进城说起。
第1章 满槽的猪,空瘪的兜
1986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北风像刀子,刮在人脸上生疼。我们家那头养了快一年的猪,终于到了出栏的时候。
那猪,是全家的命根子。
我念初中的学费,我姐快要出嫁的嫁妆,还有开春买化肥种子的钱,全都指望它。
那天凌晨四点,天还跟泼了墨似的,我爹就把我从热被窝里拽了出来。
“起来,搭把手。”
他的声音跟屋外头的风一样,又冷又硬。
我迷迷糊糊地穿上打了好几块补丁的棉袄,跟着他进了猪圈。猪圈里,那头大肥猪正睡得香,哼哧哼哧的,浑然不知自己的命运马上就要迎来终点。
我爹是个木匠,十里八乡最好的木匠。可光靠手艺,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填不饱肚子。他做的家具结实、漂亮,卯榫严丝合缝,不用一颗钉子。可乡亲们手里都没几个活钱,谁家不是自己砍棵树,随便搭个能用的就算了?
所以,养猪,就成了家里最大的进项。
我爹拍了拍那头猪滚圆的屁股,猪哼唧了两声,不情愿地翻了个身。他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在看一件自己亲手打磨了很久的作品,有不舍,但更多的是期望。
“二百三十斤,只多不少。”他用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估摸着猪的份量,语气里带着一丝难得的骄傲。
这头猪,是娘用每天省下来的糠和野菜喂大的,是爹一担一担挑水给它冲洗猪圈换来的。它身上,是全家一年的汗水。
把猪弄上“东方红”拖拉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那家伙精明得很,好像预感到了什么,四条腿死死地扒着地,嗷嗷叫唤,声音凄厉得能划破整个村庄的黎明。
我爹没吭声,只是咬着牙,用尽全身的力气,和我一起连推带搡。最后,还是邻居二叔闻声赶来,三个人才把它弄上了车斗。
拖拉机发动时,发出“突突突”的巨大声响,像一头疲惫的老牛在喘息。我坐在爹身边,冻得直哆嗦。
爹递给我一个烙得焦黄的玉米饼子:“路上吃,垫垫肚子。”
我接过来,饼子还带着他手心的温度。
去县城的路,不好走。全是土路,坑坑洼洼。拖拉机一颠,我的屁股就跟着飞起来,再重重落下。车斗里那头猪倒是安分了,估计是被颠晕了。
爹把着方向盘,眼睛专注地看着前方。昏黄的车灯只能照亮前面一小块地方,路两边的白杨树像一排排沉默的哨兵,在黑暗中迅速后退。
“爹,你说……这猪能卖多少钱?”我小声问。
“看行情,”他言简意赅,“赶个早市,价钱能好点。”
我知道他心里的盘算。早一点到县里的食品站,就能抢在别的卖猪人前头,那时候收猪的师傅手头还宽裕,价钱能给得高一些。要是去晚了,人家猪收够了,就得拼命压价。
一分钱,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分命。
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路也变得清晰起来。风似乎更大了,卷起地上的干草叶子,打在车窗上,沙沙作响。
我啃着冰冷的饼子,心里盘算着卖了猪肉钱,一定要让爹给我买一双“回力”球鞋。我们班上的男同学,好多都穿上了,我羡慕得紧。
就在我幻想着穿上新鞋在同学面前炫耀的时候,拖拉机突然一个急刹车,速度猛地降了下来。
我身子往前一冲,差点撞在挡风玻璃上。
“咋了,爹?”
我爹没回答我,他皱着眉头,死死盯着前方不远处。
我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前面的路中间,模模糊糊地停着一辆车,旁边好像还有人影在晃动。
第2章 人命,比猪重
那是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在这个年代的乡下土路上,这可是个稀罕物。
车子歪歪扭扭地停在路边,一个男人正焦急地围着车头打转,嘴里好像还在骂骂咧咧。
我爹把拖拉机缓缓开了过去,停在离吉普车十几米远的地方,熄了火。
“突突突”的声音消失了,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风声。
那个男人听见动静,立刻转过头,看见我们的拖拉机,像是看到了救星,连忙跑了过来。
他穿着一身干部才穿的蓝布中山装,虽然沾了些灰尘,但看得出料子很好。他脸上全是汗,头发也乱了,语气急得不行:“老乡,老乡!帮个忙,车坏了,发动不起来了!”
我爹从驾驶座上跳下来,他个子不高,但腰板挺得笔直。他打量了一下那个男人,又看了看那辆吉普车,没说话。
“我……我爱人,她……她快生了!”男人指着车后座,声音都带上了哭腔,“肚子疼得厉害,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可咋办啊!”
我这才注意到,吉普车的后门开着,一个女人正虚弱地靠在座位上,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冷汗,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
是个孕妇。
我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走到吉普车旁,弯腰看了看那个孕妇,又转头问那个男人:“去县医院?”
“对对对!去县医院!”男人连连点头,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老乡,求求你了,用你的车帮我把她送过去,我给你钱!多少钱都行!”
我爹沉默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他在犹豫什么。
我们的拖拉机车斗里,还装着一头二百多斤的猪。这一趟去县城,是为了赶早市卖个好价钱。要是为了送人去医院,一来一回,肯定要耽误时间。
猪,是全家的指望。
可眼前,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是一条人命。
那个男人见我爹不说话,更急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看样子得有几十块,就要往我爹手里塞:“老乡,你行行好!这是两条人命啊!”
我爹一摆手,躲开了他的钱,声音低沉但有力:“钱,我不要。”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犹豫,没有挣扎,只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小军,过来搭把手,把人扶上车。”
“爹!”我忍不住叫了一声,“那……那猪咋办?”
“人命,比猪重。”
我爹只说了这六个字,就再也没多说一个字。他转身走到车斗旁,费力地把那头还在哼哼唧唧的肥猪往角落里赶了赶,腾出一块地方。又脱下自己身上那件厚实的棉大衣,铺在车斗底板上。
冬天的铁皮车斗,冰冷刺骨,他怕冻着那个孕妇。
我和那个男人一起,小心翼翼地把孕妇从吉普车里扶了出来。她已经疼得说不出话,全身都在发抖。
把她安置在车斗里,我爹用他的大衣把她裹得严严实实。那头猪似乎也感觉到了气氛的紧张,只是在角落里不安地动了动,没再闹腾。
男人千恩万谢地爬上拖拉机,坐在我旁边。
拖拉机再次发动,这一次,我爹把速度开到了最快。
车子颠簸得比刚才更厉害了,我紧紧抓住旁边的扶手。那个男人则一脸担忧地回头看着车斗里的妻子。
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爹做得对,救人一命,天经地义。可我一想到那头猪,想到可能会少卖的钱,想到我的“回力”球鞋可能就这么泡汤了,心里就堵得慌。
我才十三岁,还不懂什么叫“人命关天”的大道理,我只知道,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来得不容易。
我偷偷看了一眼爹的侧脸,他嘴唇紧抿,目光如炬,握着方向盘的手,稳如磐石。寒风从车窗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在他只穿着一件单薄毛衣的身上,他却好像一点都感觉不到冷。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爹的背影,比我们村最高的山还要高大。
第3章 一碗热汤面,一句实在话
拖拉机一路风驰电掣,赶到县医院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医院里乱糟糟的,全是人。那个男人抱着他妻子,疯了似的冲向急诊室。我爹停好车,也跟着跑了过去,帮着张罗。
看着他们进了产房,我爹才松了口气,靠在走廊冰冷的墙上,额头上也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那个男人安顿好妻子,又匆匆跑了出来,找到我们。他一把抓住我爹的手,眼睛都红了。
“老哥,今天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两口子……我……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他又要掏钱,这次被我爹更坚决地推了回去。
“快去忙你的吧,医院里头事多。”我爹摆摆手,语气平淡,“我们还得去卖猪。”
“别啊,老哥!”男人拉着他不放,“你叫啥名?哪个村的?等我这边忙完了,我一定上门去感谢你!”
“举手之劳,不用记挂。”我爹还是那副不咸不淡的样子,挣开他的手,“许家村的,走了。”
说完,他拉着我就往外走,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我跟在后面,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男人还愣在原地,看着我爹的背影,眼神里满是感激和敬佩。
等我们再开着拖拉机赶到食品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
果然,我们来晚了。
站门口卖猪的队伍排得老长,收猪的师傅们一个个都显得有些不耐烦。轮到我们的时候,一个胖师傅捏了捏猪膘,又用秤钩子勾了一下,斜着眼看我爹。
“来晚了啊,今天猪收得差不多了。”他咂了咂嘴,“价钱可给不了早市那么高了。”
我爹蹲在地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他没跟人争,也没跟人吵。
“师傅,您给个实在价就行。”
最后,那头猪,比我们预期的,足足少卖了二十多块钱。
二十多块钱,在1986年,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那是我半个学期的学费,是娘能扯好几身新布的钱。
回去的路上,拖拉机开得很慢。车斗空了,我们的心也像是空了一块。
我坐在爹身边,一路无话。我不敢看他,我怕看到他失望的眼神。我觉得,这事都怪我,要是我当时能劝住爹……
“饿不饿?”
不知道过了多久,爹突然开口问我。
我摇摇头,其实我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他却把拖拉机停在了一家小饭馆门口。那是一家国营饭店,门口挂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子。
“下车,吃饭。”
我愣住了。长这么大,爹从没带我下过馆子。平时来县城,都是啃自己带的干粮。
他拉着我走了进去,饭店里人不多,飘着一股肉汤的香味。
“同志,两碗肉丝面。”我爹对着窗口喊了一嗓子,声音洪亮。
我惊得下巴都快掉了。肉丝面!一碗要五毛钱呢!两碗就是一块钱!
面很快就端上来了,白色的瓷碗里,是热气腾腾的面条,上面漂着几片翠绿的葱花和不少切得细细的肉丝,香气扑鼻。
我爹把其中一碗推到我面前:“吃吧,快吃。”
我看着他,他碗里的肉丝,明显比我这碗少了很多。我知道,他是把肉丝都拨给我了。
我埋头“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眼泪差点掉进碗里。面条很筋道,汤很鲜,肉丝很香。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碗面。
“小军,”爹一边吃,一边缓缓开口,“心里是不是觉得亏了?”
我没抬头,只是嗯了一声。
“钱,是好东西,能让你念书,能给你姐置办嫁妆。”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可有些东西,比钱重要。”
他放下筷子,看着我,眼神格外认真。
“今天这事,你要记一辈子。咱爷俩,耽误了半天工夫,少赚了二十块钱。可医院里那娘俩,要是耽误了,丢的可能就是命。”
“做人,尤其是做男人,腰杆子要硬,心要正。啥时候都不能把钱看得比人命还重。不然,你手艺学得再好,也只是个匠,成不了师父。”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一碗热汤面,暖了我的胃,也暖了我的心。爹的话,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我心里。
虽然我的“回力”球鞋没了,但那天,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不少。
第4章 一辆吉普,一村轰动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平淡如水。
卖猪少赚了钱的事,爹没跟娘细说,只说是行情不好。娘虽然有些失落,但也没多问。我们家的日子,就是这样,男人在外头顶着天,女人在家里撑着地,再大的难处,都自己扛着。
我爹又开始了他的木匠活。村东头的王大爷家要打个新衣柜,村西头的李婶家要修个旧米缸。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拖着一身的疲惫和木屑回来。
我每天放学后,就给他打下手,拉锯、刨木头、递工具。他的手艺,就是在那一根根刨花,一声声捶打中,一点点传给我的。
他很少夸我,但有时候我把一个卯榫做得严丝合缝时,他会停下来,拿起我做的木块,对着光看半天,然后不轻不重地“嗯”一声。
那一声“嗯”,比任何表扬都让我高兴。
那件在路上救人的事,就像投进水里的一颗小石子,荡起一阵涟漪后,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我们谁也没再提起,好像它从未发生过。
直到半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
那天我正好在家,帮着爹整理工具。突然,村口传来一阵汽车的喇叭声,紧接着,是狗叫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
在八十年代的农村,汽车是稀罕物,能开到我们这种偏僻村子里的,更是少之又少。
很快,我们家院子门口就围满了人。
一辆绿色的吉普车,正停在我们家那破旧的土墙外。车门打开,一个穿着干净中山装的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就是那天在路上,那个焦急的丈夫。
他比那天看起来精神多了,脸上挂着笑,手里还提着不少东西。有麦乳精,有罐头,还有一包用红纸包着的点心。
这些东西,在当时,可都是顶金贵的礼品。
村里人议论纷纷,都伸着脖子往我们家看,不知道是哪路神仙亲戚来了。
我爹正在院子里刨木头,听到动静,也直起了腰。他看见那个男人,愣了一下,随即眉头又习惯性地皱了起来。
“许大哥!”男人快步走进院子,热情地喊道。
他身后还跟着我们村的村长。村长一脸谄媚的笑,跟在男人屁股后头,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
“许大哥,可算找到你了!”男人一把抓住我爹那只沾满木屑的手,用力地晃了晃,“那天走得急,都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我打听了好久,才找到许家村来。”
我爹把手抽回来,在围裙上擦了擦,语气还是淡淡的:“小事一桩,你来干啥?”
“我来看看你和孩子,再就是,跟你报个喜。”男人笑得合不拢嘴,“我爱人生了,是个大胖小子,母子平安!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晚半个小时,后果不堪设KOMMA设想。”
说着,他把手里的东西往我爹怀里塞:“这点东西,不成敬意,你一定要收下!”
我爹连连后退:“这不行,这我不能要。人没事就好。”
“必须收下!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一点心意!”
两人正在推搡,跟在后面的村长终于找到了插话的机会。他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极其夸张的语气,对着院子里看热闹的乡亲们宣布:
“大家伙儿都听着啊!这位,是咱们县新上任的,林县长!”
“轰”的一下,整个院子都炸开了锅。
县长?
新来的县长?
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我。我张大了嘴巴,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怎么也无法把他和“县长”这个高高在上的词联系在一起。
我爹也愣住了,手停在半空中,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惊愕。
林县长笑了笑,对大家摆摆手:“大家别紧张,我今天不是以县长的身份来的,是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来感谢我的救命恩人的。”
他的目光重新落在我爹身上,眼神里满是真诚。
“许大哥,那天在路上,我没来得及说我的身份。我叫林伟,刚从地区调过来。那天是我爱人第一次来县里,没想到车就坏在了半路上。”
村长在一旁点头哈腰地补充:“林县长是真心实意来感谢振山哥的!振山哥,你这可是给咱们许家村长脸了啊!”
我爹的脸涨得通红,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摆手。他一辈子跟木头打交道,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官”,更没想过,自己随手救的人,竟然是新来的父母官。
周围的乡亲们看我爹的眼神都变了,从原来的平视,变成了仰视,充满了敬畏和羡慕。
那一刻,我站在爹的身后,看着他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
我的爹,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木匠,他没读过多少书,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但他用最朴实的行动,赢得了一位县长的尊重。
第5章 一把旧椅子,一身真本事
林县长带来的东西,我爹最终还是没收。
推来推去,林县长也没办法,只好让村长先替他收着,说是给村里办点事。
那天,林县长在我们家那张破旧的八仙桌上,喝了一碗我娘端上的热茶水。他没有一点官架子,跟我爹拉家常,问家里的收成,问我的学习。
我爹很拘谨,话也说得磕磕绊绊。他一辈子都是跟乡里乡亲打交道,面对一个县长,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林县长看出了他的局促,话锋一转,目光落在了院子里那堆木料和我爹做的半成品家具上。
“许大哥,听村长说,您是十里八乡最好的木匠?”
提到木工活,我爹的眼睛亮了一下,话也多了起来:“瞎做的,混口饭吃。”
“您太谦虚了。”林县长站起身,走到一个刚打好框架的柜子前,用手仔细地抚摸着卯榫接口的地方,“这手艺,现在可不多见了。严丝合缝,不用一颗钉子,全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真本事。”
他看得出来是个懂行的人。
我爹听他这么说,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色,那是手艺人对自己作品的自信。
“我办公室里,有把老椅子,是清朝留下来的,扶手坏了。”林县长看着我爹,眼神里带着一种探寻,“找了好几个师傅,都说修不了,只能用钉子和胶水凑合。我不忍心,那可是个老物件。”
我爹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许大哥,我想请您去给瞧瞧,您看,方便吗?”
这不仅仅是一个请求,更像是一种考验。
我爹沉默了片刻,掐灭了手里的烟,吐出最后一个烟圈。
“成。”他只说了一个字。
第二天,县政府就派了车,来接我爹。我爹特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裳,背上了他那个用了几十年的工具包。临走前,他让我跟他一起去。
“跟着,学着点。”他说。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县政府的大院,高高的围墙,气派的办公楼,让我感到有些敬畏。
林县长的办公室很简朴,一张办公桌,两个沙发,一个书柜。那把需要修理的椅子,就放在墙角。
那是一把太师椅,花梨木的,木质已经呈现出深沉的暗红色,包浆温润。只是其中一个扶手从中断裂,耷拉着,像是折断了翅膀的鸟。断口处参差不齐,看得出之前的师傅想了不少办法,还有些胶水凝固的痕迹。
我爹围着椅子转了两圈,没急着动手。他伸出那双粗糙的手,像抚摸一样,从椅背摸到椅腿,从雕花摸到断口。
然后,他蹲下身,闭上眼睛,把脸贴在冰凉的木头上,像是在倾听什么。
林县长和办公室的其他人,都屏住呼吸看着他。
过了足足有五分钟,我爹才睁开眼,站起身。
“能修。”他语气平静,却带着十足的把握,“但得拿回家去修,这儿的家伙事儿不趁手。”
“要多久?”林县长问。
“慢工出细活,急不得。一个礼拜吧。”
林县长点点头,没有丝毫怀疑:“好,那就辛苦许大哥了。”
椅子被小心翼翼地抬上了车,拉回了我们家。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爹像是着了魔。
他把自己关在院子里的那间小工棚里,除了吃饭睡觉,一步都不出来。
我给他打下手,亲眼见证了他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
他没有用一颗钉子,一滴现代胶水。他先是用特制的小刀,把断口处清理得干干净净,然后根据木头的纹理,重新开凿出新的卯榫口。这个过程,需要绝对的精准,差一分一毫,都接不上。
接着,他又找来一块同材质的老花梨木,根据原来扶手的弧度和雕花,重新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部件。为了让新木头和旧木头的颜色一致,他用自己调配的天然染料,一遍遍地浸染、打磨。
最关键的一步,是黏合。他用的是古法,把鱼鳔熬成胶,黏性极强,而且干了之后完全看不出痕迹。
那几天,我爹好像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他眼里只有那把椅子,手里的刻刀、凿子、刨子,都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运用自如。
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额头上渗出的汗珠,闻着空气中弥漫的木香和鱼胶的腥味,心里突然明白了他那天在面馆里说的话。
什么叫“师父”?
这就是师父。不仅仅是会做活,更是对这门手艺,对这些老物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和热爱。
一个礼拜后,椅子修好了。
断裂的扶手被完美地接了回去,浑然天成,如果不是凑近了仔细看纹理,根本看不出修复的痕迹。整把椅子,又恢复了它往日的威严和神采。
当林县长派人来取椅子的时候,来的人看到修复如初的椅子,都惊得说不出话来。
我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活儿干完了。”
他没提钱,也没提任何要求。对他来说,能让一件好东西在自己手里重获新生,就是最大的满足。
第6章 一纸合同,一份尊严
椅子送走后的第三天,林县长的吉普车又开到了我们村。
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县里文化局和建设局的几位干部。
全村的人又出来看热闹,把我们家院子围得水泄不通。
林县长一进门,就紧紧握住我爹的手,激动地说:“许大哥,你的手艺,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了!那把椅子,我请省里的文物专家看了,专家说,这修复水平,比博物馆里的老师傅都高!”
我爹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只是嘿嘿地笑。
林县长拉着我爹坐下,开门见山地说:“许大哥,今天来,我是有正事想请你帮忙。”
他指了指身后的干部,说:“县里准备把老县衙,就是现在文化馆那片地方,重新修缮一下,打造成一个民俗博物馆。那里头都是些老房子,砖木结构的,很多地方都坏了。我们想找个真正懂古建筑修复的老师傅来主持这个工程。”
我爹愣住了:“林县长,这……这是政府的大工程,我一个乡下人,哪干得了这个。”
“我信得过你!”林县长语气恳切,“我看过你修的那把椅子,就知道你心里有数,手里有活。这个工程,我们不想让那些只图快、用洋灰水泥乱来的工程队给毁了。我们想原汁原味地把它修好,留给后人。这活儿,非你莫属!”
建设局的干部也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爹:“许师傅,这是我们草拟的合同。聘请您作为这次修缮工程的技术总顾问,负责所有的木工活。您看下待遇,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合同上写的工资,是一个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
我爹却连看都没看那份合同。
他沉默了很久,抽了半袋烟,才抬起头,看着林县长,一字一句地问:“林县长,你找我,是因为我救了你爱人,想还我人情?”
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林县长身上。
林县长也收起了笑容,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直视着我爹的眼睛,郑重地说:“许大哥,我林伟,确实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但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还人情。”
“我是县长,要对全县人民负责。老县衙的修缮工程,是县里的大事,我必须找一个最有本事,最负责任的人来干。我找你,是因为你的手艺,因为你修那把椅子时,我看到了一个手艺人对活计的敬畏之心。这比什么都重要。”
“人情是人情,公事是公事。这两件事,我分得清。”
我爹听完,定定地看了林县长半晌,然后,他缓缓地点了点头。
“这个活,我接了。”
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谈条件。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家的命运,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爹成了县里修缮工程的技术总顾问,一个响当当的“许师傅”。他不再是那个只能在村里接零活的木匠,而是成了吃“公家饭”的技术人才。
他带着村里几个手艺好的木匠,组成了一个团队。我也办了休学,正式成了他的徒弟,跟着他一起进城,参与到这个大工程里。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
我爹就像换了个人。在工地上,他一丝不苟,要求极其严格。哪根梁柱要换,哪块斗拱要修,用什么木料,走什么工序,他都亲自把关。
他教我们认识各种木头,分辨它们的纹理和特性。他手把手地教我们画图纸,开卯榫,雕花纹。
他常说:“我们修的不是房子,是老祖宗的念想。我们手里干的活,是要对得起良心,要能让一百年后的人看了,还冲我们竖大拇指的。”
林县长也经常来工地。他不打招呼,就一个人悄悄地来,站在旁边看我爹他们干活。他从不指手画脚,只是看,有时候会跟我爹聊几句木工的门道。
我能感觉到,他们之间,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干群关系,更像是一种知己般的相互欣赏。一个,是懂行的领导;一个,是顶尖的匠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座小县城,留下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工程进行得很顺利,老县衙在我们手里,一点点地恢复了往日的风采。
年底评优的时候,县里要评选一批“先进个人”。林县长亲自提名了我爹。
有人不服气,说一个乡下来的木匠,凭什么得这个荣誉。
林县长在大会上说了一段话,我后来听人转述,记了一辈子。
他说:“我们评先进,评的是什么?评的是一个人,在他的岗位上,有没有做到最好,有没有一颗为公的心。许振山师傅,他手艺精湛,这是‘才’;他修缮古建,一丝不苟,这是‘德’;他当初在路上,不图回报救我妻儿,这是‘义’。有才,有德,有义,这样的人不当先进,谁当先进?”
那一天,我爹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胸前戴着大红花,从林县长手里,接过了那张红纸金字的奖状。
台下掌声雷动。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台上的父亲,他还是那么不善言辞,只是一个劲儿地鞠躬。但他的腰杆,挺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直。
我哭了。
我知道,这张奖状,对我爹来说,不仅仅是一份荣誉。
它是一份尊严。一个普通手艺人,用自己的良心和本事,赢得的顶天立地的尊严。
第7章 一棵老树,一种传承
老县衙的修缮工程,做了整整两年。
这两年,我跟着爹,学到了他毕生的手艺。我的手,也像他一样,长满了厚厚的老茧。
工程结束那天,我们站在修葺一新的古建筑群前,青砖黛瓦,雕梁画栋,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我爹看着眼前的景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件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小军,”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以后,这门手艺,就交给你了。”
后来,我们家就在县城里安了家。爹用这两年攒下的钱,开了一家小小的木工作坊,取名“振山木艺”。
因为给县里修过老县衙,爹的名气一下子就传开了。很多人慕名而来,求他打一套家具,修一个老物件。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但我爹,还是那个老样子。他接活,有三个规矩。
第一,催得急的活不接。他说,好东西都是磨出来的。
第二,用料不讲究的活不接。他说,糟蹋了好手艺。
第三,人品不行的活不接。他说,东西做给他,都觉得亏心。
靠着这三个规矩,我爹的作坊,成了县城里一块响当当的招牌。
我和林县长的关系,也从长辈和晚辈,变成了朋友。他儿子比我小几岁,我们常常在一起玩。林县长有空的时候,会来我们作坊,不谈工作,就和我爹喝茶,聊木头。
他说,看着我爹做木工活,心里就觉得踏实。
有一年,城里要扩建马路,一棵上百年的老槐树,正好挡在了规划路线上,要被砍掉。
那棵树,是县城的标志,很多老人都是在树下长大的。大家虽然舍不得,但也知道,这是为了发展,没办法。
砍树那天,我爹听说了,饭都没吃,拉着我就往现场跑。
到了那儿,推土机已经轰隆隆地开过来了,工人们正准备动锯。
我爹冲了过去,拦在了树前。
“不能砍!”他冲着工头喊,眼睛都红了。
工头认识我爹,但这是上面的命令,他也很为难:“许师傅,这……这是规划好的,我们也没办法啊。”
“这么好的木料,长一百年容易吗?就这么当柴火烧了?”我爹痛心疾首,“你们这是作孽!”
眼看就要起冲突,有人赶紧去把林县长请来了。
林县长赶到现场,看到我爹的样子,也明白了七八分。
他把我爹拉到一边,低声说:“许大哥,我知道你心疼树。可城市要发展,这是没办法的事。”
“发展,就非得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毁了吗?”我爹指着那棵老槐树,声音都在抖,“这棵树,它看着我们几代人长大。它不是一棵死木头,它有灵性的!”
林县长沉默了。
他看着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又看了看我爹那张执拗的脸,最后,他叹了口气。
“许大哥,你说,怎么办?”
“把它移走!”我爹斩钉截铁地说,“找个好地方,让它继续长着。”
移一棵百年的大树,在那个年代,是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技术、设备、资金,都是大问题。
但林县长看着我爹的眼睛,最终还是点了头。
“好,我来想办法。”
后来的事情,成了我们县城的一段佳话。
林县长顶着巨大的压力,说服了上面,修改了方案。他组织专家,制定了详细的移栽计划。我爹则带着我们,负责修剪树枝,制作保护根系的木箱。
那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全城的人都来帮忙。最后,那棵老槐树,被成功地移植到了新建的公园里。
栽好的那天,我爹围着那棵树,摸了又摸,看了又看,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林县长站在他身边,递给他一根烟:“许大哥,你又给我上了一课。”
我爹吸了口烟,缓缓吐出烟雾:“林县长,你也是个有心的人。我们这些人,官也好,民也好,其实都是给后人看门的。得把好东西,好好地给他们留下。”
那棵老槐树,后来真的活了,而且长得比以前更茂盛了。
如今,它已经成了公园里最美的一道风景。每年夏天,都有无数人在树下乘凉、下棋、聊天。
我每次带我儿子去公园,都会指着那棵树,跟他讲当年我爹和林县长保下它的故事。
我爹常说,一个木匠,一辈子能留下几件像样的作品,就算没白活。
我想,他留下的,又何止是那些精美的家具和修复的古建呢?
他留下了一种精神。一种对技艺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传统的坚守。
这种精神,就像那棵老槐树的根,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里,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让后人,一直乘凉。
第8章 落叶归根,情义无价
岁月不饶人。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我也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鬓角染霜的中年人。我爹,也老了。
他的手开始抖,再也拿不稳刻刀了。作坊的活,就全都交给了我。
他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搬个小马扎,坐在作坊门口,看着我干活,有时候会指点一两句,但更多的时候,只是安静地看着,眼神里满是欣慰。
林县长后来高升了,调去了市里,又去了省里。但他每年过年,只要有空,都会回县城来看看我爹。
他们俩,一个已经是大领导,一个还是个老木匠,坐在一起,还是像当年一样,喝着粗茶,聊着家常,没有半点隔阂。
我爹总说:“林县长是个好官,心里装着百姓。”
林县长则说:“许大哥是我一辈子的良师益友。”
我爹走的那年,是个秋天。
他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走的。
临走前几天,他把我叫到床前,拉着我的手,嘱咐我:“小军,咱家的手艺,不能丢。做活,要对得起木头,更要对得起良心。”
我含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爹的葬礼,办得很简单,都是按他的意思。
出殡那天,来了很多乡亲,把他当年带出来的徒弟,还有很多我们家的老主顾。
就在我们准备起灵的时候,几辆黑色的轿车,悄悄地停在了巷子口。
车门打开,一个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在别人的搀扶下,走了下来。
是林伯伯。
他已经退休了,但身上那股威严的气质还在。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默默地走到了灵堂前。
他看着我爹的遗像,看了很久很久,眼圈慢慢地红了。
他给我爹上了三炷香,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然后,他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有些沙哑:“小军,你爹,是个好人,是个大写的人。”
“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更有知遇之情。我这辈子,都记着他。”
送葬的队伍,缓缓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林伯伯坚持要走在最前面,亲手为我爹抬棺。
他说:“我送老哥,最后一程。”
看着他那不再挺拔的背影,和所有乡亲们一样,走在那条坑洼的土路上,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从1986年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世界变了,我们的小县城也建起了高楼大厦。
但我总觉得,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
比如,人与人之间那份最朴素的情义。比如,一个普通人骨子里的那份善良和坚守。
如今,我也快到了我爹当年的年纪。我的“振山木艺”,生意还不错。很多人劝我,用机器,搞流水线,能赚大钱。
我都拒绝了。
我还是喜欢用我爹传下来的那些老工具,一刨一凿,慢慢地做。我喜欢闻木头的香味,喜欢听刨花落在地上的声音。
那张“先进个人”的奖状,被我擦得一尘不染,挂在工作室最显眼的地方。
我的儿子,也喜欢待在作坊里。他喜欢看我做活,喜欢问我各种关于木头的问题。
有时候,他会指着那张奖状问我:“爸,爷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我就会放下手里的活,点上一根烟,看着奖状上父亲的名字,笑着告诉他:
“你爷爷啊,他就是一个木匠。一个一辈子,只想把手里的活干好,把人做好的,普普通通的木匠。”
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留得下的东西呢?
我想,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那些被刻进木头里的时光,和那些被记在人心里的情义吧。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