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传说中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位居三代（夏、商、周）之首，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课题。然而，由于年代久远且缺乏如甲骨文一般的同期自证文字，夏朝的历史真实性与地理中心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夏族的发祥地与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形成了一
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传说中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位居三代（夏、商、周）之首，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课题。然而，由于年代久远且缺乏如甲骨文一般的同期自证文字，夏朝的历史真实性与地理中心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夏族的发祥地与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形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其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地理单元：河南省西部的洛阳盆地（豫西）和山西省南部的临汾盆地（晋南）。这场“晋南与豫西之争”，本质上是传世文献的不同解读与考古学文化发现之间如何相互印证的复杂课题。
这场争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明确提到了“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其中“河东”即指晋南地区。更为关键的是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有“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的记载。这里的“夏虚”（即夏墟），被后世学者认为是指夏王朝遗民居住的故地。裴骃的《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在河东大阳县”，其地理位置同样指向晋南。
然而，另一方面，关于夏王朝具体都邑与事件的记载，又多与豫西地区紧密相连。例如，“禹都阳城”（在今河南登封一带）、“太康居斟鄩”（在伊洛流域）等。这就构成了一个核心矛盾：文献既指出晋南是“夏墟”所在，又详细描述了夏王在豫西地区的活动。因此，现代学术界的争论，便转化为哪一个区域出土的考古学文化更能与文献中的“夏”相匹配。具体而言，即是豫西地区辉煌的二里头文化与晋南地区早熟的陶寺文化，谁更有资格被视为夏文化的考古学载体。
支持豫西说的观点，是目前中国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主流认识。这一假说将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尤其是其晚期）认定为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而将早于二里头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与新砦期文化视为早期夏文化。
其论据主要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献地理定位的高度契合。 自汉代以来，诸多学者对夏代地理进行考据，普遍将夏人的活动中心定于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汝、颍河流域。《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直接将夏的存亡与伊洛二水相联系。古本《竹书纪年》亦有“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记载。历代注疏家多将“斟鄩”的位置考订在豫西的巩义、偃师一带。此外，“禹都阳城”的记载，也促使考古学家在豫西的登封王城岗发现了大规模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虽然其与“禹都”的对应关系尚存争议，但无疑为豫西说提供了重要的地理线索。
第二，二里头遗址的“王都”气象。 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在东亚地区发现的同一时期规模最大、布局最规整、内涵最丰富的都邑性遗址。它所呈现出的文明成就，使其成为夏王朝中晚期都城（很可能是“斟鄩”）的最有力候选者。
宫城与中轴线布局：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遗迹，宫城平面呈规整的长方形，内部的宫殿建筑群沿中轴线排列。这种严谨的规划理念，开创了中国古代宫室制度的先河，体现了至高无上的王权秩序。宏大的宫殿与官营手工业作坊： 遗址中已发掘出数座大型宫殿基址，其中一号宫殿基址面积达一万平方米以上，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国家层面的组织架构。同时，封闭管理的青铜铸造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表明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生产已被王室垄断，这是国家控制力的重要体现。礼制文明的物化表现：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成组的青铜酒器、兵器以及玉礼器（如牙璋、圭、琮等）。尤其是青铜爵、斝等礼容器的出现，标志着礼乐制度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些礼器不仅是权力和等级的象征，更构成了后世商周礼器系统的重要源头。广域王权网络的中心： 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如牙璋、陶酒器等，其分布范围北抵辽西，南至长江流域，东到豫东，西及甘青。这种超越其直接控制范围的文化影响力，与文献中描述的夏作为“天下共主”的广域王权地位颇为相符。第三，清晰连贯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在豫西地区，考古学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发展链条：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约公元前2500-前1900年）→ 新砦期文化（约公元前1850-前1750年）→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750-前1520年）。这个序列在时间上恰好衔接了文献推算的夏代纪年（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因此，持豫西说的学者认为，从河南龙山文化到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展现了一个本地文化持续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不断加深，最终形成早期国家的完整过程，这完美地对应了夏族在本地区诞生、壮大并建立王朝的历史叙事。
尽管豫西说证据雄厚，但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晋南考古发现，对主流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持晋南说的学者认为，夏王朝的早期政治中心可能在晋南，陶寺文化极有可能是早期夏文化，甚至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遗存。
其论据主要来源于对文献的另类解读和对陶寺遗址的震撼性发现：
第一，文献中“夏墟”与“尧都”的明确指向。 如前所述，《史记》等经典文献明确指认“夏虚”在“河东”，即晋南地区。此外，关于“尧都平阳”的记载（《汉书·地理志》等），其地望也在今山西临汾。古史传说中，尧、舜、禹的活动区域密切相关，禅让的故事也多发于这一带。如果“尧都平阳”可信，那么作为继承者的禹及其开创的夏朝，其早期政治中心自然也应在晋南区域。
第二，陶寺遗址的早熟与辉煌。 陶寺遗址（约公元前2300-前1900年）的发现，颠覆了人们对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发展程度的认知。
史前最大的都邑： 陶寺遗址早期城址面积就达280万平方米，中期更达到巅峰，是黄河流域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之一。其宏大的规模本身就昭示着一个高度复杂社会的存在。王权与礼制的实证： 陶寺遗址早期大墓中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包括彩绘龙盘、鼍鼓、特磬、玉琮、玉璧等。这些器物组合清晰地表明了墓主人拥有至高无上的王权，并掌握着祭祀与军事大权。这种成套的礼器，可被视为中国礼制文明的初期形态。观象台与“敬授民时”： 陶寺遗址发现了疑似观象台的夯土建筑基础，通过模拟观测，证实可以通过观测缝观测日出方位来确定节气。这一发现与《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惊人地吻合，极大地增强了“陶寺即尧都”假说的说服力。社会的剧烈变革与暴力现象： 陶寺遗址在中晚期出现了明显的暴力迹象，如城墙被毁、墓葬被捣毁、甚至出现肢解人骨等现象。这反映了当时社会曾发生剧烈的政治动荡或军事冲突。有学者将这种现象与古史传说中“益干启位，启杀之”等夏初血腥的权力斗争联系起来，认为这或许是夏启武力夺取政权，建立家天下过程中的考古学映照。第三，对二里头文化的重新解释。 持晋南说的学者提出了一个动态发展的模型：夏族或夏邦联的早期核心在晋南的陶寺一带。但在夏初的某次重大政治事件（如禹治水后势力南扩，或启与有扈氏的战争）后，其政治中心南迁至地理条件更优越、资源更丰富的豫西洛阳盆地。因此，二里头文化被视为夏王朝中晚期南迁后的文化，其源头或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来自晋南的文化因素。这一模型试图调和文献中晋南为“夏墟”和豫西为“夏都”的矛盾，将两者纳入夏王朝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晋南与豫西的争论，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其背后涉及多个深层次的学术问题。
主要争议焦点在于：
时空对应难题： 陶寺文化的鼎盛期（早期）明显早于二里头文化的繁荣期，而其衰落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兴起期在时间上虽有重叠但并非无缝衔接。如何将这两个在时间上既有先后又部分并行、在地域上南北相隔的顶级文明，精确地纳入同一个“夏”的王朝世系，是最大的挑战。文化因素传播与嬗变： 二里头文化与陶寺文化在物质文化面貌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例如，二里头文化的玉器、某些陶器造型可能吸收了陶寺等周边文化的因素，但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厘清两者之间是“继承发展”关系，还是“平行发展并相互影响”的关系，至关重要。文献的权威与局限： 传世文献本身成书较晚，且带有后世整理者的系统化建构和地域偏见。无论是“豫西说”依赖的《国语》、《史记》相关注释，还是“晋南说”倚重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尧都平阳”的记载，都需要用批判的眼光审慎对待，不能视为绝对信史。面对这些难题，一个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动态演进说”或“多元一体说”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夏王朝可能并非一个自始至终固守一地的静态实体，而是一个在动态扩张和整合中形成的早期国家。
一个可能的整合性叙事是： 在公元前两千纪前半叶的广袤中原，并存着多个区域性的文明中心，晋南的陶寺文化和豫西的河南龙山文化（及其后的新砦、二里头文化）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支。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交流、竞争甚至战争。夏族可能最初崛起于晋南，与陶寺文化关系密切；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环境变化、资源争夺或政治斗争等原因，其重心逐渐南移，最终在豫西的洛阳盆地整合本地及四方文化因素，创造了更具包容性和辐射力的二里头文明，确立了真正的广域王权。如此，晋南可被视为“早期夏文化”或“夏文化的源头”之一，而豫西的二里头则是“晚期夏文化”的鼎盛代表和最终形态。
来源：播古纶巾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