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的群山之间，仫佬族作为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已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千年。他们从古代僚人的血脉中走来，在农耕文明的浸润下形成独特文化，在时代浪潮中续写着生存与发展的篇章。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员，仫佬族的历史轨迹、文化特质与当代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的群山之间，仫佬族作为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已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千年。他们从古代僚人的血脉中走来，在农耕文明的浸润下形成独特文化，在时代浪潮中续写着生存与发展的篇章。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员，仫佬族的历史轨迹、文化特质与当代变迁，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发展图景的生动切片。

一、源流考辨：从古代僚人到仫佬先民的千年演化

仫佬族的起源可追溯至古代南方的僚人族群，这一结论已得到民族学界的普遍认同。僚人是秦汉时期活跃于岭南及西南地区的古老族群，《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记载，便勾勒出包括僚人先民在内的西南族群分布格局。魏晋南北朝时期，僚人在岭南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魏书·僚传》详细描述了其"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的居住特征，这种建筑形式至今仍在部分仫佬族聚居区留有遗存。

唐宋时期，僚人逐渐分化为多个支系，其中居住在今广西罗城、宜州一带的"穆佬"族群，被认为是仫佬族的直接先民。宋代文献《岭外代答》中"麻栏蛮，本僚种也，在钦州之西，居于山栏"的记载，与仫佬族早期聚居地的地理分布和生产生活方式高度吻合。这一时期，仫佬先民已从游牧采集转向定居农耕，开始种植水稻、玉米等作物，形成了初步的村落聚居模式。

明清两代是仫佬族民族特征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明代官府在仫佬族聚居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设立"罗城县"进行直接管辖，加速了仫佬族与汉族等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清代文献《广西通志》首次明确出现"仫佬"这一称谓，并记载其"男女服饰与汉同，语言稍异"，标志着仫佬族已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族群认同的稳定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仫佬先民融合了周边壮族、瑶族等民族的文化元素，最终形成了兼具多元特征与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系。

二、分布与人口：桂北核心区的聚居格局与跨境分布

仫佬族的人口分布呈现出"大聚居、小分散"的鲜明特征，核心聚居区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同时在东南亚国家有少量分布。根据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我国仫佬族总人口约22万人，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主要分布地，占全国仫佬族人口的90%以上。

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是仫佬族最集中的聚居地，作为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其2024年常住人口中仫佬族占比超过30%，这里的仫佬族保留了最完整的民族文化传统。除罗城外，仫佬族在广西宜州、都安、马山、柳城等县市也有较大规模聚居，形成了以罗城为中心，辐射桂北各地的分布格局。贵州省是仫佬族的第二大分布省份，主要集中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麻江、凯里等地，人口约1.5万人，多与苗族、侗族等民族杂居。此外，云南、湖南等省份也有少量仫佬族人口分布，多为历史上因经商、迁徙形成的散居群落。

在国外，仫佬族主要分布于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合计约数万人。越南的仫佬族被称为"姆佬族"，主要居住在与中国广西接壤的高平、谅山等省，其语言文化与我国仫佬族基本一致，多从事农业生产，保留着与国内同族相似的民俗习惯。这些跨境分布的仫佬族群体，多为近代以来因战乱、迁徙等原因从中国西南地区移居境外形成，至今仍与国内同族保持着一定的文化联系。

三、语言文字：汉藏语系中的独特符号与汉语融合

仫佬族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却没有本民族创制的文字，这种"有语无文"的状况构成了其语言文化的鲜明特征。仫佬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与同语支的侗族语、水族语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存在诸多共性。

从语言特征来看，仫佬语具有典型的壮侗语族特点：语音上保留了完整的声调系统，共有8个基本声调，比汉语普通话多4个；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通过词根复合法构成复合词，如"田"与"水"组合成"水田"；语法上采用"主语-谓语-宾语"的基本语序，形容词通常放在名词之后，形成"名词+形容词"的修饰结构，与汉语的语序习惯有所不同。在日常交流中，仫佬语保留了大量反映农业生产和生活习俗的特色词汇，如特指"水稻田"的"那"、描述"酸肉制作"的"腌啯"等，这些词汇承载着仫佬族的生产经验与文化记忆。

由于没有本民族文字，仫佬族在历史上一直以汉语作为书面交流工具，汉字成为记录民族历史、传承文化知识的主要载体。这种语言使用状况在当代发生了进一步变化：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仫佬族中青年已普遍通用汉语普通话，在学校教育、公共事务等正式场合均使用汉语；而在罗城等核心聚居区的农村，老年群体仍习惯使用仫佬语进行日常交流，形成了"老辈说母语，中青年双语并用"的语言使用格局。近年来，当地政府联合高校开展仫佬语语音建档工作，通过录音、记音等方式保存这一珍贵的语言资源，为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保障。

四、历史政权：融入地方治理的族群发展路径

与许多古代民族不同，仫佬族在历史上并未建立过独立的地方政权，其发展始终与中央王朝的地方治理体系紧密相连。这种历史选择既与仫佬族人口规模较小、分布相对分散的特点有关，也反映了其与汉族等周边民族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

在秦汉至隋唐时期，仫佬先民所在的岭南地区先后隶属于桂林郡、交州、岭南道等中央政权管辖机构。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采取"羁縻政策"，任命当地族群首领为地方官吏，允许其保留一定的自治权。仫佬先民通过参与地方管理，逐渐融入中央王朝的治理体系，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实体。宋元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控制，在仫佬族聚居区设立州县，推行"土司制度"，仫佬族首领多被任命为土司属官，协助管理地方事务，这种治理模式既维护了中央权威，又保留了民族自主性。

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对仫佬族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朝在罗城等地设立流官，取代世袭土司，仫佬族开始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清朝进一步完善地方治理，在仫佬族聚居区推行保甲制度，清查人口、丈量土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规范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仫佬族形成了以宗族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组织，通过族长、乡老等管理人员处理内部事务，同时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展现出较强的社会整合能力。

尽管未曾建立独立政权，但仫佬族在历史上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聚居区域和文化传统。其核心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广西罗城、宜州及贵州麻江一带，巅峰时期覆盖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这里的仫佬族形成了统一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成为民族认同的地理基础。这种融入中央治理体系的发展路径，既保障了仫佬族的生存延续，也促进了其与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为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历史基础。

五、杰出人物：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与时代发展的推动者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仫佬族涌现出众多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们既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其中以潘琦的成就最为卓著。

潘琦1944年出生于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是当代仫佬族的杰出代表。1963年，他考入中南民族大学，成为60年代罗城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开启了其兼具学术素养与实践能力的人生轨迹。大学毕业后，潘琦回到家乡罗城工作，从基层公社工作队队员做起，先后担任县委宣传部干事、县委办公室主任等职。在乔善公社工作期间，他带领社员发展农业生产，使当地成为广西农业的"三面红旗"之一，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务实作风。

凭借出色的工作业绩，潘琦逐步走上更高领导岗位，最终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是仫佬族在当代中国政治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他连续当选中共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积极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建言献策，推动了广西多项民生工程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文化领域，潘琦同样成就斐然：作为全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出版了散文集、理论专辑等几十部著作；作为全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其书法作品广受赞誉；他作词的歌曲《三月三九月九》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国家级奖项，成为传唱全国的经典曲目。潘琦的多领域成就，既彰显了个人才华，也展现了仫佬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深度融合。

除潘琦外，仫佬族还涌现出许多领域精英。在学术领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宗金是我国著名的民族法学专家，长期致力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在艺术领域，歌唱家银悦西以独特的民族唱法闻名，多次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获奖；在体育领域，运动员韦永丽曾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田径比赛，展现了仫佬族的拼搏精神。这些杰出人物从不同维度诠释了仫佬族的文化特质，成为连接民族传统与现代社会的重要桥梁。

六、婚嫁习俗：从族群内婚到多元通婚的文化变迁

仫佬族的婚嫁习俗经历了从传统族群内婚到当代多元通婚的历史变迁，既保留了民族特色，也体现了时代进步，与汉族等民族的通婚已成为普遍现象。

在传统社会，仫佬族以族群内婚为主，婚姻多在本民族内部缔结，这一习俗既与聚居模式有关，也出于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考虑。传统婚嫁仪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通常包括提亲、订婚、迎亲三个主要环节：提亲由男方委托媒人前往女方家说合，需携带酒、肉等礼品；订婚时男方要向女方赠送彩礼，包括银饰、衣物和粮食，象征对女方家庭的尊重；迎亲当天，新郎带领亲友组成迎亲队伍，抬着花轿前往女方家，新娘则穿着传统大襟上衣、百褶裙，头戴花帕，在亲友护送下出嫁。婚礼上还会举行"喝交杯酒""拜天地"等仪式，宴请宾客时必上酸鱼、酸肉等特色菜肴，整个过程充满民族风情。

随着社会发展和民族交流的加强，仫佬族的通婚观念逐渐开放，与汉族等民族的通婚日益普遍。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废除了限制民族通婚的旧俗，仫佬族与汉族的通婚比例不断提高。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当代仫佬族青年的跨民族婚姻比例已超过30%，其中与汉族通婚的占绝大多数。这种通婚趋势在城镇地区更为明显，许多仫佬族青年在求学、打工过程中结识汉族伴侣，组建跨民族家庭。

在当代仫佬族的跨民族婚姻中，既保留了传统习俗元素，也融入了现代理念：婚礼通常兼顾双方民族特色，既有仫佬族的糍粑招待、鞭炮迎客仪式，也有汉族的婚纱摄影、蜜月旅行等环节；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尊重彼此的文化习惯，汉族配偶多会学习仫佬语常用词汇，仫佬族配偶则熟悉汉族节庆习俗，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融合景观。这种多元通婚现象，不仅增进了民族感情，也促进了文化交流，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七、务工浪潮：城镇化中的族群流动与发展转型

在当代中国城镇化浪潮中，仫佬族也积极投身进城打工的时代潮流，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务工群体，这种人口流动既改变了个体命运，也推动了民族社会的转型发展。

从务工规模来看，仫佬族已成为西南地区外出务工比例较高的民族之一。尽管缺乏精确的专项统计，但根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其中仫佬族占比超过40%[__LINK_ICON]。结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300万人的宏观背景，可推断全国仫佬族外出务工人口约8-10万人，占总人口的35%以上，这一比例高于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外出务工水平。

仫佬族务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区内，主要流向南宁、柳州、桂林等广西中心城市，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在区外，则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为主要目的地，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上海等城市，多从事电子加工、服装生产、物流配送等工作。这些务工者形成了"亲友帮带"的流动模式，由早期外出者带动同乡就业，逐渐在务工地形成仫佬族聚居群落，如东莞的电子厂集中区就有数千名仫佬族务工人员，他们相互扶持，保留着家乡的生活习俗。

外出务工对仫佬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层面，务工收入已成为仫佬族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极大改善了生活水平，许多务工家庭在县城购买住房、添置汽车，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文化层面，务工者将城市文化元素带回乡村，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同时也使仫佬族文化得以传播，如在务工地的民族节庆聚会中，仫佬族务工者会表演传统歌舞、制作特色美食；社会层面，人口流动打破了封闭的聚居格局，促进了仫佬族与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部分仫佬族务工者开始返乡创业，利用务工积累的资金和经验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罗城等地的仫佬族返乡青年创办了酸食加工厂、生态养殖场等企业，既实现了就近就业，也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形成了"外出务工积累资本—返乡创业带动发展"的良性循环。

从桂北群山间的古老僚人到当代社会的建设者，仫佬族用千年时光书写了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史诗。他们在没有独立政权的历史中保持了文化传承，在时代变迁中拥抱多元融合，在务工浪潮中追求美好生活。如今，22万仫佬族儿女既坚守着"依饭节"的古老祈福，也敲击着城市工厂的机器键盘；既传承着酸食制作的传统技艺，也畅行于互联网的数字空间。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既构成了仫佬族的独特魅力，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生不息。

来源：橘子洲头望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