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河北乡间，70多岁的任仕杰曾是远近闻名的“反转急先锋”。作为革命后代，父辈“做人要心好、不做坏事”的教诲刻在他心里，而这份朴素的信念，一度让他深陷反转基因的舆论迷雾。

在河北乡间，70多岁的任仕杰曾是远近闻名的“反转急先锋”。作为革命后代，父辈“做人要心好、不做坏事”的教诲刻在他心里，而这份朴素的信念，一度让他深陷反转基因的舆论迷雾。

那时的任仕杰，逢人便讲转基因“有害”，在反转交流群里更是活跃的核心人物。他坚信某位知名主持人的言论，觉得对方“实话实说”的风格不会有错，把对方的观点当作反对转基因的“铁证”，每天向家人、村民反复宣讲，成了大家眼中最坚定的反转支持者。

转折点出现在一场主持人与生物学教授的对质视频。视频里，主持人靠着讽刺调侃主导场面，憨厚的教授却因不善言辞被现场观众哄笑。任仕杰越看越疑惑：“一个主持人难道比专业教授还懂基因？”后来他才得知，这场对质前，主持人特意要求不让理科学生入场，现场观众全是同专业的文科生。这个细节像根刺，扎破了他对“权威言论”的迷信，也让他第一次对转基因的“危害性”产生了怀疑。

怀疑一旦生根，便催生了求真的动力。这位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农，开始像学生一样钻研：上网查资料、读分析文章，还主动请教各行各业的人——有科普作者“怀疑探索者”，有中学教生物的鲁老师，有律师陈安定，更有中国农科院的研究员柳小庆。在专家指导下，他一点点拆解反转言论里的漏洞，而“草甘膦与转基因”的关联谎言，成了压垮他旧认知的关键一环。

反转人士总说“草甘膦是转基因作物的伴侣，毒性极大”，任仕杰特意找来陕西的任志林、广东的唐老师等有二十多年草甘膦使用经验的农民求证。唐老师不仅常年用草甘膦除草，还种着转基因番木瓜，身体却毫无异样。他又查阅科技资料发现：草甘膦在第一种转基因作物发明前，已在全球用了二十多年，两者根本不是“绑定关系”。更荒谬的是，反转人士宣称“把草甘膦基因转入作物”，可草甘膦不是生物体，压根没有基因可言。

为了核实“草甘膦致癌”的说法，任仕杰找到了《农资与市场》期刊上的文章，里面附了美国法院判决书的网址和截图——法院从未判决草甘膦或转基因致癌，只是提及“可能”致癌，且这还是初审结论。世界卫生组织的原版报告更明确指出，没有证据证明两者有害。而海关数据显示，我国进口大豆的草甘膦残留量仅3.5mg/kg，远低于美国40mg/kg的安全标准。

一个个证据摆在眼前，反转言论里的漏洞越来越清晰：他们只说“草甘膦有毒”，却不提其易降解、残留期短，更不说合规残留量对人体无害；只编造“致癌谎言”，却拿不出任何权威实证。反观支持转基因的一方，有数据、有报告、有网址，每句话都能找到依据。

真相大白后，任仕杰彻底转变了立场。他不再传播反转言论，反而成了科学的宣传员，哪怕被昔日的反转同伴骂作“叛徒”，甚至造谣说他“拿了美国绿卡”，他也毫不动摇。为了自证清白，他公开了身份证照片，直言“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土地，说话负法律责任”，用坦荡回应污蔑。

从“逢转必反”到“向真相低头”，任仕杰的转变里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一个老农最朴素的逻辑：“我佩服拿得出真凭实据的人，不佩服只会说谎的人。”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转基因的争议从来不是“立场之争”，而是“认知之争”——只要愿意放下偏见去求真，谎言终将被科学戳破。

来源：怀疑探索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