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元十年谢安去世后，孝武帝终于做到了“威权己出”，皇帝终于有了那么些拥有皇权的样子。尽管司马皇室掌握朝政是谢安去世之后的事情，但之前并非没有前奏，早在谢安尚在朝廷中枢时，皇室就已经有所准备。太元八年，还在淝水之战期间，司马道子就已经“录尚书六条事”。通常认为这
太元十年谢安去世后，孝武帝终于做到了“威权己出”，皇帝终于有了那么些拥有皇权的样子。尽管司马皇室掌握朝政是谢安去世之后的事情，但之前并非没有前奏，早在谢安尚在朝廷中枢时，皇室就已经有所准备。太元八年，还在淝水之战期间，司马道子就已经“录尚书六条事”。通常认为这是司马皇室与谢安争夺中枢的伏笔，这一看法似乎符合此后的历史发展，但必须考虑到的是，毕竟当时司马道子年仅二十岁，且据说又有“安义存辅导，虽会稽王道子亦赖弼谐之益”的情况在。
因此刚入中枢时司马道子的影响力恐怕是很有限的，其“录尚书六条事”多半还是一个向谢安学习的姿态。如果谢安真是有退出中枢，还政于司马氏之心，则这也可能有着他着力培养司马道子，以期其今后能够较好的执政中枢的意图。若真如此，或许司马道子的“录尚书六条事”也是谢安扶助皇室诸行为的一部分，是其还政于司马氏的前奏。
谢安死后，朝廷很快就下诏任命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此后就开始了司马道子作为当朝“宰相”的时期。然而可惜的是，此后司马道子的执政情况并不理想，他与孝武帝不仅没有好好合作为皇权振兴而努力，双方反而争斗起来，也就是所谓的“主相之争”。
关于主相之争，学界论之甚详，此处不再详论，仅稍作阐述。执政之初二人关系还颇为融洽，据说是“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但随着司马道子弄权越来越严重，原本关系甚好的这对兄弟君臣之间的争斗也变得越来越激烈，最终影响了整个政局的稳定。面对司马道子的专权，《晋书·司马道子传》记载：
帝益不平，而逼于太妃，无所废黜，乃出王恭为兖州，殷仲堪为荆州，王珣为仆射，王雅为太子少傅，以张王室，而潜制道子也。道子复委任王绪，由是朋党竞扇，友爱道尽。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
面对司马道子的种种行为，孝武帝非常不满，一度试图废黜掉他，但却因为皇太妃对司马道子的宠爱而“无所废黜”。无奈之下，孝武帝只好进行一系列的人事安排试图制约司马道子，以至于造成“朋党竞扇”的局面，从中央到地方都陷入了争斗的漩涡。这样的斗争，正可体现出司马皇室的腐化与无能，孝武帝对司马道子始终拿不出有效的打击手段，司马道子也只是弄权而全无政治理想，谢安苦心经营的整个政局就这样被他们败坏，可不令人叹息哉。
可以说，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的主相之争激烈到如此程度，已让政局出现了相当大的波动，这样的波动对刚刚掌握皇权的司马氏而言，是极其危险的，对于东晋王朝而言，同样是极其危险的。有必要提及的是，在这些安排里，对王恭的任命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造成的后果最为严重，甚至影响到了东晋的存亡。对于东晋的灭亡孝武帝难辞其咎，而王恭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亦不可轻视。
据《晋书·王恭传》记载：“其后帝将擢时望以为藩屏，乃以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
这实际上是把北府兵交到了王恭手中，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王恭的举措失当，才使得这支东晋后期举足轻重的部队未能为朝廷所用，反而成为了各方斗争的工具，而皇室也失去了掌握一支精锐部队的机会，这是后话。
司马皇室的腐化与无能在史籍有多处体现，同样是《晋书·司马道子传》，其中一事正可体现出来这些特点，甚至背后也映衬出整个士族阶层的没落。其记载如下：
嬖人赵牙出自优倡，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因赂谄进，道子以牙为魏郡太守，千秋骠骑谘议参军。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钜万。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帝尝幸其宅，谓道子曰：“府内有山，因得游瞩，甚善也。然修饰太过，非示天下以俭。”道子无以对，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还宫，道子谓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筑所作，尔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营造弥甚。千秋卖官贩爵，聚资货累亿。
在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孝武帝的规劝，司马道子虽然当面“无以对”，但实际上事后并无任何收敛，甚至司马道子及其党羽明知道自己的奢侈腐化不对，但赵牙却还是对司马道子说出“公在，牙何敢死”这样的话来，其猖狂的模样跃然于纸上，他们甚至还变本加厉的“营造弥甚”。司马道子堂堂一朝宰相、皇室重臣竟然腐化到如此地步，国家岂能不败！而孝武帝对此竟然也不过只能不痛不痒的说说而已，岂不是无能吗？
不仅如此，这里提到的赵牙、茹千秋二人同样值得我们给予一定的关注。赵牙本是“优倡”，茹千秋也不过是一个“捕贼吏”，然而因为对司马道子的贿赂谄媚，就可以平步青云，一个成为魏郡太守，一个成为骠骑谘议参军。这一方面固然体现出司马道子权势之大，可见皇室确实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政权。另一方面，两个寒门能够轻松获得如此高位，而面对如此局面，却没有一个士族尤其是高门士族能够站出来做有效的反对，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荒唐成为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门阀政治的一个打击。对士族而言，如此高位被两个寒门轻易获得，也可体现出他们同样正走在衰败的路上。
事实上，东晋皇权在孝武帝身上之所以一度有了振兴的迹象，除了因为有多年来当政中枢的诸多皇室与士族人物加强中央权威的努力之外，也与士族的总体衰落密不可分。一方面是庾氏兄弟、桓温、谢安等人不断的在加强中央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士族的后继无人，使得被加强的中央权威终于落入了皇权的手中。然而，获得权力的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等人同样也是相当的腐化堕落，使得这样的权力在他们手中非但没有发挥积极的效力，反而断送了东晋的江山。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九月，孝武帝司马曜突然死亡，其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晋安帝。不过，孝武帝的突然死亡颇为蹊跷，《资治通鉴》中这样记载孝武帝之死：
帝嗜酒，流连内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进见。张贵人宠冠后宫，后宫皆畏之。庚申，帝与后宫宴，妓乐尽侍；时贵人年近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贵人潜怒，向夕，帝醉，寝于清暑殿，贵人遍饮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赂左右，云“因魇暴崩”。时太子暗弱，会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复推问。
仅仅因为一句酒后戏言就被嫔妃杀死，孝武帝的这种死法在皇帝当中也真是够奇特的了。但更为奇怪的是，罪犯张贵人犯下弑君重罪，竟然没有受到惩罚，这真是极为怪异的现象。对于孝武帝之死，据说当时就有很多人议论纷纷，认为是张贵人所为，吕思勉先生很早就在《两晋南北朝史》书中对此表示了怀疑，在他看来认为：“此事大不近情理，然孝武绝于宦官宫妾之手，则似无足疑。”吕思勉先生认为张贵人弑君乃是真凶散布的“流言”，但真凶为谁却未明言，只是暗示或许有司马道子一党在背后策划。
这一怀疑应当说是有道理的，且无论事实是否如此，孝武帝之死消除了司马道子父子掌握朝权的最后一个障碍，今后他们在政治上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无疑是孝武帝之死的最大获益者。而且，掌权的司马道子面对如此弑君大罪竟然对犯罪嫌疑人张贵人“不复推问”，这要不确实是体现司马道子的“昏荒”，而且严重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要不就是司马道子明知张贵人不是真凶，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他甚至也懒于拿张贵人做自己的遮羞布了。
《晋书·孝武帝纪》中说，“俄而帝崩，晋祚自此倾矣。”认为东晋之亡，正是从孝武帝开始的，这当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孝武帝最大的问题在于无能，在于没有识人用人之明，对于皇帝来说，这是极其恶劣的。但是纵观孝武帝的一生，他也并非不曾试图做个好皇帝，只是面对混乱的时局，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用足够有力的手段去维护政治的稳定，以至于终究走向了反面。
来源：乾坤一局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