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薛，却惊喜得褚霸王字！破解《信行禅师碑》千年疑云第二话

摘要：贞观五年（631 年）僧邕去世时，唐太宗还赠予帛以追福，并令朝廷要员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碑，这便是如今闻名遐迩的《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存世《欧阳询化度寺松下清斋本》。高宗朝（649 - 683 年）时，三阶教依旧兴盛。如今在西安市西北 100 公里处的

（续上）

贞观五年（631 年）僧邕去世时，唐太宗还赠予帛以追福，并令朝廷要员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碑，这便是如今闻名遐迩的《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存世《欧阳询化度寺松下清斋本》。高宗朝（649 - 683 年）时，三阶教依旧兴盛。如今在西安市西北 100 公里处的陕西金川湾石窟中，还保留着一个三阶教的大型刻经窟。

该窟开凿于初高宗时期的 662 - 670 年之间，窟宽 10 公尺、深 10 公尺、高 7 公尺，内刻经文近十六万字，由此可想象三阶教在当时的鼎盛声势。纵观整个三阶教历史，初唐的近百年是其发展的巅峰时期。

到武周朝（690 - 705 年），武则天分别在证圣元年（695 年）和圣历二年（699 年）两次禁断三阶教，“敕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辄行，皆是违法”，并在天册万岁元年（695 年）将三阶教典籍列为伪经。

尽管三阶教在武周时期受到压制，但其生命力顽强。赵明诚就记载有武周时期多达六块《信行禅师碑》（碑文未必全是李贞文章）。到中宗朝（705 - 710 年），三阶教再度兴起。景龙四年（710 年）正月，中宗就在三阶教的总本山化度寺举办规模盛大的无遮大斋。在此期间，三阶教僧人师利还撰写了一卷《示所犯者瑜伽法镜经》，并得到修文馆诸多学士如薛稷、崔湜、沈佺期等人的审定。

除薛稷外，三阶教也曾邀请薛稷的同事、中书舍人且同为书法名家的张庭珪（658 - 734）用八分书书写这篇李贞的文章并立碑。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三阶教在中宗朝的兴盛，并开始获得社会上层的支持。三阶教在武周朝结束后能够迎来复兴，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神龙元年（705 年），张柬之、敬晖等人发动政变，诛杀 “二张”——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迎接中宗李显（656 - 710，705 - 710 在位）复辟，恢复李唐统治，史称 “神龙革命”。中宗对佛教极为推崇，其程度相较于武则天有过之而无不及，促使三阶教在中宗朝迅速反弹。

与此同时，薛稷的人生也迎来了高光时刻。薛稷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出身名门，为河东薛氏家族成员。

高宗乾封三年（668 年），薛稷考中进士，开启仕途。在武周朝，薛稷先后担任凤阁舍人、控鹤府监内供奉、奉宸府供奉等职，虽与武则天及 “二张” 关系密切，但大体属于词臣范畴，手中并无实权，“神龙革命” 也未对薛稷造成冲击。李唐复国后，薛稷仕途顺遂，担任的皆是握有实权的重要职位。

在中宗朝，中宗试图重振太宗朝的文人统治，将当时最顶尖的文学艺术人才纳入修文馆并授予官职。薛稷就先后担任吏部侍郎、礼部郎中、谏议大夫、修文馆直学士等职务。中宗去世后，710 年，唐朝又发生了一次政变，即 “唐隆政变”，此次政变中李唐皇室彻底清除了韦氏以及武氏的势力，相王李旦登基称帝，即睿宗（662 - 716，710 - 712 在位）。薛稷与李唐皇室成员，尤其是睿宗，一直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

长安三年（703 年），薛稷的儿子薛伯阳迎娶了睿宗的女儿仙源公主。在睿宗朝，薛稷继续升迁，飞黄腾达，先后担任黄门侍郎、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并被封为晋国公，一时风头无两，“熏灼当代”。

就这样，在中宗朝崇尚佛教的风气下，趁着李唐刚刚复国的时机，《信行禅师碑》得以树立。

毁碑：薛稷和三阶教在玄宗朝的命运

对三阶教全面有利的中宗朝仅仅持续了短短五年，此后，政治和宗教形势便急转直下，迅速变得对三阶教极为不利。若说武周朝对三阶教的禁断尚属限制性质，毕竟武则天仍允许三阶教进行最低限度的活动，那么玄宗朝对三阶教的禁断则堪称毁灭性的。玄宗朝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再次将三阶教典籍列为伪经，此次收录的禁断内容也是历次中最为齐全的。

开元九年的禁断旨在切断三阶教的财源，而开元十三年（725）新一轮的禁断则意在摧毁三阶教独立的物理空间：“开元十三年乙丑岁六月三日，敕诸寺三阶院，并令除去隔障，使与大院相通，众僧错居，不得别住。所行集录，悉禁断、除毁。若纲维纵其行化诱人而不纠者，勒还俗。”

与三阶教的境遇相似，薛稷在玄宗朝的命运也陡然急转直下。712 年，睿宗内禅，将皇位传给其子李隆基，即玄宗（685 - 762；712 - 756 在位），此时唐朝又经历了一轮政变。“唐隆政变” 将武氏和韦氏势力清洗殆尽后，李唐皇室分裂为分别以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为首的两大集团。玄宗登基后不久，便宣称太平公主谋反，并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诛杀殆尽，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 “先天政变”。

这一次，薛稷没能像前两次政变那样幸运，因他属于太平公主集团，最终被赐死在万年狱，结局悲惨。

一旦士人沦为逆党，其所书之碑能够幸存的几率便微乎其微。例如苏轼早年声名鹊起，所书碑刻众多，但后来遭到党禁，其碑刻大多被毁，现存的苏轼书碑基本都是后世重刻。从石碑树立到可能被毁，不过短短十余年。《信行禅师碑》的立与毁，实实在在地见证了武周朝至玄宗朝之间，唐代那段动荡且充满变数的历史。

重立新碑及碑上书迹的风格

首先，我们来梳理三阶教在玄宗朝之后的历史轨迹。与武周朝结束后的情形类似，玄宗朝终结后，三阶教在八世纪后半叶逐渐从重压之下有所复苏。彼时，三阶教重修了诸多寺庙与石碑，会昌六年（846 年）正月，经武宗恩准，长安城在原有的佛寺中 “于废寺中拣择堪修建者” 进行重修并重新开放，化度寺便在其中，且被改名为崇福寺。

《信行禅师碑》极有可能就是在此时重立于崇福寺（原化度寺）的，因为对于三阶教而言，这块碑意义重大，寺庙重建之时必然会重新树立。并且，崇福寺的位置也与赵明诚的记载相契合。

活跃于玄宗朝的张怀瓘对薛稷书法的评价也不高，仅将其隶书和行书评定为神妙能三品中最低一级的能品，楷书和草书更是等而下之，“稷隶、行入能，真、草亦其亚也。”

通过前文对《昇仙太子碑》中薛稷书迹与褚遂良《伊阙佛龛碑宋拓本》的比较，可以发现薛稷确实以褚书为根基，同时具备鲜明的个人特色。然而，《信行禅师碑》与褚书之间的相似程度却令人惊叹，几乎达到亦步亦趋的地步。无论是单个笔画的书写动作与倾斜度、笔画之间的相对位置，还是整个字型的结构，都仿佛出自同一人之手。甚至某些颇为独特的书写习惯，诸如 “岂” 字的 “山” 部、“能” 字的 “厶” 部等等，《信行禅师碑》都紧紧追随褚书。

这种相似程度已难以用自然书写来解释，倒不如说是刻意摹仿褚字更为恰当。此外，《信行禅师碑》中一个字还有多种不同写法，这些写法在褚遂良的不同书迹中都能找到对应之字，甚至像 “无” 字有四种不同写法，皆能一一对应，且这些字与褚书的书法风格极为相似。这表明《信行禅师碑》所摹仿的褚字，并非仅局限于《雁塔圣教序》，甚至涵盖了更多褚遂良的书迹，集合了大量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