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9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迟些。正月刚过，冀中平原上的风还裹着冰碴子，刮在人脸上像刀子割。天刚蒙蒙亮，村头的大槐树上就挂起了铁皮钟，“铛铛铛”的钟声撞破晨雾，把周家庄的人都从土炕上喊了起来。

1969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迟些。正月刚过，冀中平原上的风还裹着冰碴子，刮在人脸上像刀子割。天刚蒙蒙亮，村头的大槐树上就挂起了铁皮钟，“铛铛铛”的钟声撞破晨雾，把周家庄的人都从土炕上喊了起来。

姑姑周桂兰一骨碌爬起来，摸黑穿上打了三层补丁的棉袄，棉袄的领口磨得发亮，袖口还破了个洞，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她顾不上缝补，先摸了摸身边熟睡的儿子建军，建军才七岁，小脸冻得通红，蜷缩着身子，把脑袋埋在薄薄的棉絮里。桂兰轻轻把儿子露在外面的手塞进被窝，又掖了掖被角，这才踮着脚走出土坯房。

院子里的水缸结了层薄冰，桂兰拿起葫芦瓢，敲了敲冰面，舀出半瓢冰水，漱了漱口，又用冻得发僵的手抹了把脸，瞬间清醒了不少。她扛起墙角的锄头，锁上门，朝着生产队的场院走去。

1969年的周家庄，跟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实行集体劳动，挣工分，分粮食。桂兰的男人三年前在修水库时被砸伤了腿，没撑过半年就走了，留下她和建军娘俩。队里照顾她，没给她派太重的活，大多是跟妇女们一起锄地、摘棉花、掰玉米，可就算这样，一天也只能挣六个工分，比壮劳力少了一半。年底分粮食，按工分算，娘俩一年也就分一百来斤玉米面，二十来斤红薯干，白面更是稀罕物，只有过年的时候，队里才按人头分二斤，桂兰都舍不得吃，留着给建军包顿饺子。

走到场院时，已经来了不少人。男人们扛着锄头、铁锹，女人们拎着篮子、镰刀，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小声说着话，没人敢大声嚷嚷——这几年风声紧，“割资本主义尾巴”“抓坏分子”的口号天天在村广播里响，谁要是多说一句错话，被人举报了，轻则批斗，重则送去劳改，没人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桂兰，来了？”同村的李婶凑过来，压低声音说，“听说没？西边的劳改点，又派了几个右派过来，昨天我去拾柴火，看见他们在山坡上砍柴，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跟骷髅似的。”

桂兰心里“咯噔”一下。“右派”这两个字，在当时就是“坏人”的代名词，谁要是跟“右派”沾边，就算倒了大霉。她没敢接话，只是点了点头，跟着人群往地里走。队里今天的活是锄小麦地，刚冒尖的麦苗稀稀拉拉的，裹着一层霜，一锄头下去，能溅起细碎的冰粒。

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队里敲钟歇晌。桂兰从篮子里拿出两个玉米面窝头，又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红薯，这是她早上特意留的，准备给建军当午饭。她刚咬了一口窝头，就看见李婶朝着西边指了指，小声说：“你看，就是他们。”

桂兰顺着李婶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三个穿着灰布囚服的人，背着柴火，慢慢从山坡上走下来。囚服上印着“劳改”两个黑字，衣服又脏又破，头发长得遮住了眼睛，看不清模样，只能看见他们走路摇摇晃晃的，像是随时会倒下。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拿着鞭子的看守，嘴里叼着烟，时不时地朝他们吆喝两句：“快点走！磨磨蹭蹭的，想偷懒是不是？”

其中一个“右派”，看着比另外两个年纪大些，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背上的柴火却比别人的还沉。走到半路，他脚下一滑，摔在地上，柴火散了一地，看守赶紧跑过去，扬起鞭子就要抽：“你个老东西，故意的是不是？”

“别打了！”桂兰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喊了一声。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赶紧低下头，假装啃窝头。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齐刷刷地看向她，李婶赶紧拉了拉她的胳膊，小声说：“你疯了？跟右派说话，不怕被连累？”

看守瞪了桂兰一眼，又看了看地上的“右派”，骂了一句“晦气”，没再动手，只是吆喝着让另外两个“右派”把他扶起来，继续往前走。桂兰偷偷抬起头，看见那个被打的“右派”，抬起头朝她看了一眼，眼里满是感激，又很快低下头，跟着队伍走了。

那天下午，桂兰干活的时候，总想着上午的事。那个“右派”的眼神，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弟弟。弟弟以前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爱读书，写得一手好字，后来被派去外地当老师，没两年就传来消息，说他被打成了“右派”，送去劳改了，再后来，就没了音讯。桂兰总想着，弟弟在劳改点，是不是也像这个“右派”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还总被人欺负。

傍晚收工的时候，桂兰故意走得慢了些，等其他人都走了，她从篮子里拿出一个玉米面窝头，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煮好的红薯——这是她中午没舍得吃的，偷偷留了下来。她朝着西边的山坡走去，她知道，劳改点的人，晚上会被关在破窑洞里，白天会被派去附近的山坡砍柴、种地，这个点，说不定那个“右派”还在附近。

走到山坡下的一片树林里，桂兰果然看见那个被打的“右派”，正蹲在地上，捡着白天散落的柴火，手里还攥着半块干硬的窝头，啃得费劲。桂兰深吸一口气，走过去，把手里的窝头和红薯递给他，压低声音说：“快吃吧，别让人看见。”

那个“右派”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警惕地看着她：“你……你是谁？你不怕我连累你？”

“我是周家庄的，叫周桂兰。”桂兰把东西往他手里塞，“我看你可怜，快吃吧，别被看守发现了。”

那个“右派”看着桂兰手里的窝头和红薯，又看了看桂兰真诚的眼神，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他接过东西，双手发抖，说：“大妹子，谢谢你，谢谢你……我叫苏文轩，以前是地区中学的老师，被打成了右派，送来这里劳改三年了。”

“我知道你是好人。”桂兰赶紧说，“我弟弟也是读书人，后来被打成右派，就没了音讯，我看你，就像看我弟弟一样。”

苏文轩咬了一口窝头，哽咽着说：“大妹子，你这份情，我记在心里，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

“别说这些了，快吃，我得赶紧回去，不然我儿子该担心了。”桂兰说完，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再给你送点吃的来，你就在这里等我。”

苏文轩点了点头，看着桂兰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树林里，才赶紧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窝头和红薯。这三年来，他每天就吃两顿，顿顿都是干硬的窝头和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了。

从那天起，桂兰就开始偷偷接济苏文轩。每天傍晚收工后，她都会绕到山坡下的树林里，给苏文轩送点吃的，有时候是玉米面窝头，有时候是煮红薯，有时候是掺了点白面的馒头——那是她省吃俭用，把队里分的白面攒下来，偶尔做一次，留一半给苏文轩。

为了不被人发现，桂兰每次都把东西藏在怀里，用棉袄裹着，生怕被人看见。有一次，村里的王大嫂，跟在桂兰后面，想看看她去哪。王大嫂是村里的积极分子，最爱打听别人的事，谁要是有一点不对劲，她就会跑去队里举报。桂兰发现后，赶紧绕到一片草垛后面，把东西藏在草垛里，然后转身跟王大嫂打招呼：“大嫂，你怎么在这？”

“我看你往这边走，过来看看。”王大嫂盯着桂兰，“你这是去哪啊？藏什么东西呢？”

“我来拾点柴火，家里柴火不够了。”桂兰假装捡柴火，“没藏什么东西啊，大嫂你想多了。”

王大嫂在周围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就说：“桂兰，我跟你说，最近队里查得严，不许跟劳改点的右派来往，你可别犯糊涂，要是被人举报了，你和你儿子都得倒霉。”

“我知道，大嫂，我不会的。”桂兰笑着说，心里却慌得厉害，生怕王大嫂发现草垛里的东西。

等王大嫂走了，桂兰赶紧从草垛里拿出东西，跑到树林里，苏文轩已经在那里等她了。桂兰把刚才的事跟苏文轩说了，苏文轩赶紧说：“大妹子，要不你别再给我送东西了，我怕连累你和你儿子。”

“没事，我小心点就行。”桂兰把东西递给他，“你放心，我不会被人发现的。”

苏文轩看着桂兰，心里又暖又疼。他知道，桂兰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日子过得不容易，却还省吃俭用，把粮食省下来给他，这份情，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后来，苏文轩发现桂兰的锄头坏了，每次锄地都很费劲，就偷偷找了块铁皮，用石头打磨，给桂兰修好了锄头，还在锄头把上缠了层布条，让她握着手不疼。那天傍晚，他把修好的锄头递给桂兰，说：“大妹子，你这锄头坏了，我给你修好了，你用着方便点。”

桂兰接过锄头，摸了摸缠了布条的锄头把，笑着说：“苏大哥，谢谢你，你还会修这个。”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经常帮学生修桌椅，这点活不算啥。”苏文轩笑着说，又从怀里掏出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了两个字：“建军”，“这是你儿子的名字吧？我听你跟人说过。”

桂兰点点头：“是啊，叫周建军，希望他以后能有出息。”

“建军是个好名字。”苏文轩又在地上写了几个字，“我教你认几个字吧，以后你也能教建军。”

桂兰赶紧摇摇头：“我没读过书，不认字，学不会。”

“不难，你看，这个是‘天’，这个是‘地’，很好记。”苏文轩耐心地教着，桂兰蹲在地上，认真地看着，虽然学得慢，却很认真。

从那天起，苏文轩每天都会教桂兰几个字，桂兰学会了，就回家教建军。建军很聪明，学得很快，还经常问桂兰：“娘，教你认字的是谁啊？我也想跟他学。”

桂兰赶紧捂住他的嘴，说：“别问了，是娘在队里跟人学的，你好好学就行。”

日子一天天过去，桂兰和苏文轩的信任越来越深。桂兰不仅给苏文轩送吃的，还给他送缝补好的衣服——苏文轩的囚服破了，没人给他缝补，桂兰就把自己男人以前的衣服找出来，改小了，偷偷送给苏文轩；苏文轩的鞋子破了，露出脚趾头，桂兰就熬夜做了一双布鞋，送给苏文轩，苏文轩舍不得穿，只在过年的时候穿一次。

苏文轩也经常帮桂兰干活。农忙的时候，队里的活多，桂兰忙不过来，苏文轩就趁着看守不注意，偷偷帮桂兰割麦子、掰玉米，虽然只能帮一会儿，却也帮桂兰减轻了不少负担。有一次，桂兰家的土坯房漏雨了，苏文轩就趁着下雨，偷偷跑去桂兰家，帮她修补屋顶，桂兰在下面递瓦片，两人配合得很默契，直到把屋顶修好，都没被人发现。

可风险还是来了。1971年的夏天，村里来了个工作组，说是要“清查坏分子，打击反革命”，挨家挨户地查，还让村民们举报，谁要是跟右派、反革命来往，都要被抓起来。

王大嫂又开始在村里打听，还跑到桂兰家，问桂兰：“桂兰，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往西边山坡去啊？我听人说，你跟劳改点的右派来往，是不是真的？”

桂兰心里一慌，赶紧说：“大嫂，你别听人瞎说，我就是去拾柴火，哪跟右派来往了？”

“我可告诉你，工作组查得严，要是被查出来，你可就完了。”王大嫂撇了撇嘴，“你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要是被抓起来，你儿子怎么办？你还是老实点好。”

王大嫂走后，桂兰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她不是怕自己被抓，是怕连累建军，要是她被抓了，建军就没人管了。可她又想起苏文轩，苏文轩要是没人接济，说不定会饿死在劳改点，她不能不管。

那天傍晚，桂兰还是偷偷去了树林里，苏文轩已经在那里等她了，手里还攥着几个野果子，递给桂兰：“大妹子，我今天在山上摘的野果子，你给建军吃。”

桂兰接过野果子，眼泪掉了下来，把工作组的事跟苏文轩说了：“苏大哥，工作组来了，查得严，我以后不能再给你送东西了，我怕连累建军。”

苏文轩看着桂兰，心里也很难过，他说：“大妹子，我懂，你别难过，你能接济我两年，我已经很感激了。你放心，我能活下去，你以后好好照顾建军，别为我担心。”

“苏大哥，对不起，是我没用。”桂兰哽咽着说。

“别说对不起，大妹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苏文轩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本子是用废纸订的，上面写着一些诗句，都是他偷偷写的，“这个本子你拿着，上面有我的地址，等以后我平反了，就去找你，报答你。”

桂兰接过本子，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说：“苏大哥，你一定要好好活着，等你平反了，我还在这里等你。”

“好，我一定好好活着。”苏文轩点了点头，看着桂兰，“大妹子，你快回去吧，别被人发现了。”

桂兰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苏文轩还站在那里，朝着她挥手，直到她消失在树林里。

从那天起，桂兰就没再去给苏文轩送东西。她每天都在担心苏文轩，却不敢再去，只能偶尔趁着去山坡上拾柴火，远远地看看劳改点的方向，希望能看见苏文轩的身影。

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说劳改点的右派，都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桂兰听到消息后，跑到山坡下的树林里，蹲在地上哭了很久，她怕再也见不到苏文轩，怕苏文轩活不到平反的那天。

日子一天天过去，桂兰把苏文轩给她的小本子，藏在床底下的一个木盒子里，里面还放着苏文轩帮她修的锄头，和她给苏文轩做的布鞋——那是苏文轩走的时候，偷偷放在她家门口的，说“大妹子，这双鞋你留着，以后给建军穿”。

建军慢慢长大了，从小学读到初中，成绩一直很好。桂兰经常拿出苏文轩的小本子，跟建军说：“建军，这是一个好人给娘的，以前娘接济过他，他教娘认字，还帮娘修锄头，你以后也要做个好人，别人有困难，就帮一把。”

建军点点头，说：“娘，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做个好人，好好孝顺你。”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冀中平原。村里的广播喇叭里，天天播着平反的消息，说以前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可以平反了，恢复工作，补发工资。桂兰听到消息后，心里又激动又紧张，她赶紧找出苏文轩的小本子，看着上面的地址，想给苏文轩写信，却不知道苏文轩有没有平反，有没有回到原来的地址。

建军那时候已经考上了高中，知道母亲的心思，就说：“娘，我帮你写封信，寄到苏叔叔的地址，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桂兰点点头，建军按照本子上的地址，写了一封信，信里说：“苏叔叔，我是周桂兰的儿子周建军，我娘很惦记你，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平反，要是你看到信，就给我们回信。”

信寄出去后，桂兰每天都去村头的邮局问，有没有她的回信，可每次都失望而归。她以为，苏文轩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已经忘了她，心里很失落。

直到1979年的秋天，那天下午，桂兰正在院子里晒玉米，突然看见一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拎着一个黑色的提包，走进了院子。男人头发已经花白，却精神很好，脸上带着笑容，看着桂兰，说：“大妹子，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苏文轩。”

桂兰愣了一下，然后认出了他，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跑过去，说：“苏大哥，你可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苏文轩也很激动，握住桂兰的手，说：“大妹子，我平反了，回到地区教育局工作了，我找了你好久，一开始寄信，没收到回信，后来我打听了好多人，才找到周家庄来。”

这时候，建军放学回来了，看见苏文轩，赶紧说：“苏叔叔，你终于来了！我娘天天惦记你。”

“建军都长这么大了，比小时候高多了。”苏文轩笑着说，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布包，递给桂兰，“大妹子，这是我给你和建军买的东西，有白糖、布料，还有几块肥皂，都是现在稀罕的东西。”

桂兰赶紧说：“苏大哥，你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

“大妹子，当年要是没有你，我早就饿死在劳改点了，这点东西算什么。”苏文轩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封介绍信，递给建军，“建军，这是我给你开的介绍信，介绍你去地区中学当代课老师。我知道你成绩好，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家待着可惜了，你去学校代课，好好干，以后有机会转正，就能吃商品粮了。”

建军接过介绍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兹介绍周建军同志，前往地区中学担任代课老师，该同志品学兼优，踏实肯干，望学校予以接纳。介绍人：苏文轩，地区教育局副局长。”

建军激动得手都发抖，说：“苏叔叔，谢谢你！我一定好好干！”

桂兰也很激动，拉着苏文轩的手，说：“苏大哥，你怎么这么费心？还帮建军找工作，这份情，我们娘俩这辈子都还不清。”

“大妹子，你别说这话。”苏文轩说，“当年你接济我，不是为了报答，我现在帮建军，也不是为了让你们报答。我就是觉得，建军是个好苗子，不能耽误了他。再说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帮你做点事，是应该的。”

那天晚上，桂兰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鸡，又做了玉米面馒头、红薯粥，还炒了几个素菜，招待苏文轩。建军陪着苏文轩喝酒，苏文轩跟他们讲了这几年的经历：他被转移到别的劳改点后，又劳改了五年，1976年才被放出来，回了老家，1978年平反政策下来后，他去地区教育局申请平反，恢复了工作，后来因为工作做得好，被提拔成了副局长。

“这几年，我天天都想着你和建军。”苏文轩说，“我找了好多人，打听周家庄的周桂兰，可以前的劳改点不让打听，后来平反了，我又去了当年的劳改点，找了以前的看守，才打听出周家庄的地址，今天一有空，就赶紧过来了。”

桂兰听着，眼泪又掉了下来，说：“苏大哥，你受苦了。”

“都过去了，现在好了。”苏文轩笑着说，“建军去地区中学代课，以后就能留在城里，不用再在村里受苦了。你也可以跟建军去城里住，城里的条件比村里好。”

桂兰摇摇头，说：“我不去城里，我在村里住惯了，跟邻居们也熟，去了城里，不习惯。建军去城里好好干就行，我在家等着他回来。”

苏文轩知道桂兰的脾气，也没再劝，只是说：“那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要是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或者让建军给我打电话，我一定帮你。”

第二天早上，苏文轩要走了，桂兰给她装了一袋玉米、一袋红薯，还有几个她自己做的玉米面馒头，说：“苏大哥，你带回去，尝尝家里的味道。”

苏文轩接过东西，点了点头，说：“大妹子，我会经常来看你的，建军去学校后，我也会照顾他的。”

建军送苏文轩到村口，苏文轩又叮嘱建军：“建军，你到了学校，要好好教书，跟同事们好好相处，别惹事。你娘在家不容易，你要经常回来看她。”

“苏叔叔，我知道了。”建军点点头，看着苏文轩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村口的路上。

没过多久，建军就拿着介绍信，去地区中学当了代课老师。学校的领导知道建军是苏文轩介绍来的，又看建军踏实肯干，讲课也认真，很器重他。建军没辜负苏文轩和桂兰的期望，每天早早地去学校，备课、讲课、批改作业，晚上还去图书馆看书，提升自己。

桂兰在家，还是跟以前一样，在队里劳动，挣工分，分粮食。只是现在，队里实行了包产到户，桂兰分了三亩地，自己种麦子、玉米，日子比以前好多了。村里的人知道建军去城里当老师，还知道是以前桂兰接济过的右派帮忙的，都很羡慕桂兰，说桂兰“心善有好报”。王大嫂也跑来跟桂兰道歉，说：“桂兰，以前是我不对，总怀疑你，没想到你是个好人，还得到了这么大的报答。”

桂兰笑着说：“大嫂，以前的事，别再提了，都是过去的事了。”

1982年，建军因为工作表现突出，顺利转正，成了地区中学的正式老师，还分了一间宿舍。建军想接桂兰去城里住，桂兰犹豫了很久，还是去了。可到了城里，桂兰每天待在宿舍里，没事可做，邻居们也不认识，总觉得别扭。住了一个月，桂兰就跟建军说：“建军，娘还是回村里吧，城里的日子我过不惯，村里的地还等着我种呢。”

建军没办法，只能送桂兰回村里。苏文轩知道后，特意去村里看桂兰，给她买了台缝纫机，说：“大妹子，你回村里，没事就做点针线活，打发时间，也能挣点零花钱。”

桂兰很喜欢缝纫机，每天都坐在缝纫机前，给村里的人做衣服、缝补衣服，收点手工费，日子过得很充实。

苏文轩经常去村里看桂兰，有时候带着妻子和孩子，有时候一个人来。苏文轩的妻子知道桂兰是苏文轩的救命恩人，对桂兰也很热情，每次来都给桂兰买东西，跟桂兰聊家常。苏文轩的孩子也很喜欢桂兰，每次来都喊“桂兰阿姨”，桂兰也很疼他们，给他们做玉米面馒头、煮红薯。

1985年，建军结婚了，妻子是地区中学的老师，跟建军很般配。结婚那天，苏文轩特意赶来，当了建军的证婚人，还给建军送了一台电视机，说：“建军，祝你新婚快乐，以后好好过日子，好好孝顺你娘。”

桂兰看着建军结婚，心里很幸福，她拉着苏文轩的手，说：“苏大哥，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建军也不会有今天，我们娘俩也不会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大妹子，你别这么说。”苏文轩笑着说，“这都是建军自己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帮了点小忙。你心善，好人有好报，这都是你应得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桂兰的年纪越来越大，头发也白了，却还是坚持在村里住，种着自己的三亩地，没事就做点针线活。建军每个周末都会回村里看桂兰，给她买吃的、穿的，苏文轩也经常来，有时候跟桂兰一起坐在院子里，回忆1969年的日子，感慨时代的变化。

1999年，苏文轩退休了，退休后，他更是经常去村里看桂兰，有时候还会在村里住几天，跟桂兰一起去地里干活，一起做饭，就像亲人一样。

2009年，桂兰八十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建军给桂兰办了八十大寿，村里的人都来祝贺，苏文轩也来了，还带着自己的孙子，给桂兰拜寿。苏文轩看着桂兰，笑着说：“大妹子，八十年了，你还是这么精神。当年你偷偷给我送窝头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

桂兰笑着说：“苏大哥，都过去四十年了，你还记着啊。当年我也没想到，你会有今天，我也没想到，我们娘俩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这就是缘分啊。”苏文轩说，“当年要是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要是没有我，建军也可能一辈子待在村里。咱们这一辈子，互相帮了一把，就都过来了。”

那天晚上，寿宴散了，建军陪着桂兰坐在院子里，桂兰从床底下的木盒子里，拿出苏文轩当年给她的小本子，还有那封介绍信，已经泛黄了，却被桂兰保存得很好。桂兰摸着本子和介绍信，跟建军说：“建军，你要记住，做人一定要善良，不管什么时候，别人有困难，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当年我帮苏大哥，也没想着要报答，可没想到，最后还得到了这么大的回报。善良的人，总会有好报的。”

建军点点头，说：“娘，我记住了，我以后也会像你和苏叔叔一样，做个善良的人，帮助有困难的人。”

月光洒在院子里，照在桂兰和建军身上，也照在那本泛黄的小本子和介绍信上。四十年前，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桂兰用一份朴素的善良，偷偷接济了一个落难的右派；四十年后，那个右派平反后，用一封介绍信，改变了桂兰儿子的命运。这份跨越四十年的情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岁月里，温暖了彼此的一生，也传承了善良的美德。

后来，桂兰活到了九十二岁，去世的时候，苏文轩也来了，已经九十岁的老人，拄着拐杖，站在桂兰的灵前，哭着说：“大妹子，你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当年你接济我的情，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下辈子，我再报答你。”

建军按照桂兰的遗愿，把苏文轩给她的小本子、介绍信，还有那把修过的锄头、布鞋，都放进了桂兰的棺材里。建军说：“娘，这些东西，都是你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你带着它们走，就像苏叔叔还在你身边一样。”

如今，建军也已经退休了，他经常跟自己的孩子讲起当年的故事，讲起奶奶周桂兰和苏文轩爷爷的情谊，讲起那封改变他命运的介绍信。他告诉孩子：“不管时代怎么变，善良永远是最珍贵的东西，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帮一把，说不定就能改变别人的一生，也能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那封1979年的介绍信，虽然已经泛黄，却被建军好好地保存着，放在家里的抽屉里，每当看到它，建军就会想起母亲的善良，想起苏文轩的感恩，想起那个艰难却温暖的岁月，想起那份跨越四十年的情谊，也想起母亲常说的那句话：“善良的人，总会有好报的。”

来源：高贵海燕XZW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