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霜降刚过，李满仓蹲在自家小麦地里，手指颤巍巍拨弄着刚冒芽的青苗。风卷着枯草屑打在他脸上，皱纹里的泥垢被吹得发白。七十岁的人了，腰早挺不直，刚才弯腰拔草时，差点一头栽进地里。不远处，老伴王桂英坐在小马扎上，把晒好的玉米棒子往蛇皮袋里塞，每装一把，都得喘口气揉会儿

田埂上的白发：最后一辈种地人老了，土地在等谁

霜降刚过，李满仓蹲在自家小麦地里，手指颤巍巍拨弄着刚冒芽的青苗。风卷着枯草屑打在他脸上，皱纹里的泥垢被吹得发白。七十岁的人了，腰早挺不直，刚才弯腰拔草时，差点一头栽进地里。不远处，老伴王桂英坐在小马扎上，把晒好的玉米棒子往蛇皮袋里塞，每装一把，都得喘口气揉会儿膝盖。这对老夫妻，是村里最后还在正经种地的人。

村里的年轻人早跑光了。李满仓的儿子在苏州电子厂打工，去年春节回来，瞅着院子里堆成小山的玉米，皱着眉说：“爸，别种了，这点粮食卖的钱，不够我一个月房租，我每个月给你打两千块。”李满仓当时没吭声，第二天照样扛着锄头下了地。在他心里，土地不是能换钱的物件，是从小摸到老的伙伴，就算儿子能给钱，不摸锄头的日子，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这样的光景，在乡下太常见了。河南周口的张庄村，村支书统计过，全村一百二十多户，60岁以下还种地的不足五个，剩下的全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春天播种时，老人们搭伙干活，你帮我拉犁，我帮你撒种；秋天收割时，要是遇上连阴雨，玉米堆在地里发了霉，老人们只能蹲在田埂上抽闷烟，眼泪混着雨水往地里掉。去年秋天，村里的周奶奶摘棉花时突发脑梗，倒在地里两个多小时才被发现，送到医院时，手里还攥着半朵没摘完的棉花。

老人们种地，全凭老经验和硬力气，可身体早就跟不上了。以前李满仓能扛着百斤粮袋走二里地，现在提半袋化肥都得歇三回。地里的杂草长得比麦苗还快，他喷除草剂时，得把老花镜擦了又擦，不然根本看不清喷头方向，有时候喷多了，苗和草一起枯，心疼得他好几晚睡不着。遇上病虫害更愁人，年轻人能对着手机查防治方法，老人们只能凭记忆喷农药，往往药不对症，眼睁睁看着麦子被虫子啃得坑坑洼洼。

更可惜的是，那些传了几辈子的种地手艺，也跟着老人们一起老了。李满仓会用秸秆和牲畜粪便堆肥，一层草一层粪，洒上井水发酵半个月，撒到地里种出来的西瓜甜得能粘住牙。可村里的年轻人谁也不愿学，觉得又脏又臭，不如直接买袋装化肥省事。还有育秧的“选种秘诀”、嫁接果树的“斜切手法”，现在只有村里几个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会，等他们不在了，这些手艺可能就跟着进了坟头。

不是年轻人不想种地，是种地实在不划算。李满仓种了五十年地，最好的年景，一亩小麦收八百斤，卖出去一千块钱，刨去种子、化肥、农药成本，纯利润还不到五百。而他儿子在电子厂打工，一个月赚六千，顶得上十亩地的收入。就算有几个年轻人想回村，也难：要么没学过现代农业技术，种出来的庄稼产量低；要么没本钱搞规模化种植，几亩地赚的钱不够糊口。前两年村里的小伟回来种大棚蔬菜，光买设备花了三万，结果遇上疫情，菜卖不出去，最后只能又回城里打工。

但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这么愁。山东潍坊的王家洼子村，前年搞了土地流转，把全村的地都交给合作社统一种。老人们不用再自己扛锄头，每天去地里帮忙除草、摘菜，一天赚八十块，中午还管一顿饭。合作社里有大型播种机、收割机，还有农业大学的教授来指导，种出来的蔬菜直接供应当地超市，比自己零散卖赚得多。村里的大学生王浩，去年毕业后回村当起“新农人”，用无人机喷农药，用手机APP监测土壤湿度，把老人们的种地经验和新技术结合起来，今年的玉米产量比去年提高了三成。

李满仓也把自家六亩地流转给了合作社，每天去地里帮忙，虽然赚得不如儿子给的多，但他乐在其中。看着无人机在天上飞，他总跟年轻人们说：“以前我们种地靠天吃饭，现在你们靠技术吃饭，这地啊，还是得年轻人来管。”他还把自己堆肥、选种的手艺教给王浩，说：“老法子不能丢，新法子得学好，两者凑一起，地才肯长庄稼。”

田埂上的白发越来越多，但土地不会一直荒着。也许再过几年，种地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营生，而是靠智慧和技术的新行当。会有更多年轻人带着知识回来，把老人们的经验变成书本上的技术，把零散的土地连成大片的农场。就像李满仓常说的：“土地不欺人，你好好待它，它就给你饭吃。不管是老辈人还是年轻人，只要有人肯用心种，这地就永远有生气。”

来源：树下倾听的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