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的南京城,空气里都飘着血腥味。全城96万人口,光国民党编制人员就有11万,特务像苍蝇一样扎堆,近万号人织成天罗地网。
1946年的南京城,空气里都飘着血腥味。全城96万人口,光国民党编制人员就有11万,特务像苍蝇一样扎堆,近万号人织成天罗地网。
地下党刚经历第八次大清洗,八任市委书记前赴后继倒在血泊里,组织几乎被打烂。
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捏着南京市委书记的任命书,在一间密不透风的小屋里找到了陈修良。
34岁的女同志接过文件,手指在“陈修良”三个字上顿了两秒,抬头只问:“何时动身?”
没有犹豫,没有畏缩,连一丝停顿都没有。
谭震林盯着她眼睛里的光,突然觉得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敌人的心脏里,总算要钉进一颗最硬的钉子了。
这一年,南京的冬天来得早,陈修良揣着任命书走进寒风里,她知道,从踏入这座城开始,每一步都可能是黄泉路,但她必须走下去。
她到南京第二天就换上了旗袍。水红色暗纹料子,开叉到小腿,卷发用发胶固定得纹丝不动,活脱脱一个从上海来的阔太太“张太太”。
对外只说丈夫在重庆做生意,她来南京投奔亲戚。白天拎着银质手袋出入夫子庙的茶馆戏院,跟伪政府官员的太太们打麻将时故意输钱,听她们抱怨丈夫昨晚又在保密局加班;晚上关起门就撕掉假指甲,在煤油灯下摊开党员名单,用铅笔在“可用”二字旁边画圈。
党内同志叫她“姑妈”,接头时递个眼神就行,连亲外甥见了都得鞠躬喊“张太太好”。
有次在联络员方休家开会,刚说到关键处,方休那个在军统当差的妻弟突然闯进来。她转身从梳妆台上拿起粉盒,对着镜子补了半分钟口红,粉扑子拍得脸颊发红,这才转过身笑:“哎呀,是阿弟啊?快来陪我打几圈,手气正背呢。”
牌桌摆开,特务妻弟摸牌的手都在抖,她却连和三把清一色,临走还塞给他两块大洋“当零花钱”。
三年里,她用“张太太”的身份作掩护,在报社编辑抽屉里塞过传单,在电报局译电员的茶杯里放过情报,发展的2000多名党员,一半以上藏在国民党军队、警察署、邮政局这些要害部门。
旗袍领口别着的珍珠胸针,其实是微型相机的镜头盖;手提包里的香水瓶,装的是密写药水。这些藏在敌人心脏里的暗线,很快就要在她的指挥下,搅动更大的风浪。
1948年底,陈修良把目光锁定在蒋介石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
师长王晏清是黄埔四期生,手里握着5000精锐,南京城防的半条命都系在他身上。
她先通过王晏清的舅舅旁敲侧击,摸清对方对内战的抵触情绪,这才决定亲自出马。
一个飘着细雨的清晨,她换上白大褂,戴着口罩,化装成护士混进陆军医院。
王晏清正在病房养伤,见“张太太”突然出现在眼前,惊得手里的茶杯差点摔了。
她摘下口罩,开门见山:“南京城破只在旦夕,是做千古罪人,还是为百姓留条生路?”
三小时密谈,窗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地。
1949年3月24日夜,王晏清率部起义,城防工事不攻自破。
紧接着,她又盯上了国民党海军王牌“重庆号”巡洋舰。
这艘排水量七千多吨的巨舰,主炮射程能覆盖整个长江下游。
通过地下党员毕重远策反,1949年2月25日凌晨,全舰官兵在吴淞口起义,径直驶往解放区。
消息传到南京总统府,蒋介石正在批阅文件,听闻后当场掀翻办公桌,青花瓷瓶摔在地上,碎片溅到侍卫官的皮鞋上。
1947年春天的南京城,米价像坐了火箭往上涨,学生食堂里的窝窝头越来越小,最后掺了一半麸子。
陈修良让地下党员在中央大学的墙报上贴出一张漫画:大炮嘴里叼着个面包,旁边配文“向炮口要面包”。
传单在校园里像雪片一样飞,学生们饿着肚子举着标语上街,从成贤街走到珠江路,队伍越走越长。
5月20那天,五千多人把国民大会堂围得水泄不通,军警端着枪在外面站成排,陈修良提前通过内线给警察局长递了话:“枪口抬高一寸,给孩子们留条路。”
那天的太阳毒得很,军警的枪确实没响,学生们唱着《团结就是力量》从大会堂前走过,皮鞋踩在柏油路上咚咚响。
后来延安广播里说,这是“第二条战线”的胜利,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
丹凤街4号的王达五家,成了陈修良手里最隐蔽的情报站。
这个五口之家,父亲王达五负责收发信件,母亲烧火做饭时把情报藏进灶膛,17岁的女儿傅积嘉在土地局当绘图员,连续三个通宵修改地籍图上的防御工事标记,手指被铅笔尖扎得全是小洞;15岁的儿子王嘉猷冒着雪在街头测绘,把国民党机关的门牌号码标在香烟盒纸上。
全家分工明确,连8岁的小女儿都知道“陌生人给的糖不能吃”。
他们没见过“姑妈”几次,只知道她每次来都带着桂花糕,走时总会拿走灶膛里的“柴火”。
靠着这样的“家庭党支部”,陈修良在三个月内就掌握了国民党1191个机关单位的详细地址、人员编制和武器配备,连哪个仓库藏着多少发子弹都摸得一清二楚。
这些写在烟盒纸、藏在发髻里的零碎情报,后来都变成了解放军进城时手里的“活地图”。
1948年深秋,陈修良从内线那里得到消息,国民党军刚启用了一套新的军事密码,专门用来指挥淮海前线的部队。
她连夜弄来一套粗布衣裳,脸上抹了锅底灰,化装成女佣混进了保密局一个特务的家里。
她和助手卢伯明蹲在储藏室,借着煤油灯的光,一字一句抄了三个钟头,旗袍后背全被冷汗浸透了。
那本密码本送出去后,解放军很快就破译了黄百韬兵团的电报,连他们哪天换防、走哪条路线都摸得一清二楚,淮海战役的进度,一下就快了不少。
提前三个月,她就开始布局船只。水上警察局的赵科长被策反后,偷偷把巡逻舰的布防图塞在鱼肚子里送出来;下关码头的船工们连夜把运输艇的货舱改成载人舱,船底焊上钢板防扫射。
4月23日凌晨,南京城还浸在雾里,2艘运输艇、3艘巡逻舰和12艘机动船突然从燕子矶附近的芦苇荡里钻出来,马达声惊飞了水鸟。船工们都是地下党成员,熟悉水道,连哪块暗礁在涨潮时会露出来都一清二楚,1.5万解放军就靠这些“土炮艇”,悄无声息过了江。
等到天蒙蒙亮,解放军冲进总统府时,陈修良已经脱下旗袍,换上一身粗布褂子,混在欢迎的人群里,谁也没认出这个三天前还在跟特务打麻将的“张太太”。
这三年,她发展的2000多名党员成了埋在敌人心脏的钉子,策反的5000警卫师和“重庆号”巡洋舰撕开了城防,学生运动动摇了根基,家庭党支部送来的地籍图成了攻城的活地图,抄来的密码本让淮海战役的炮打得更准,最后这一船船解放军,彻底把南京从国民党手里接了过来。
有人说她是南京地下党的“定海神针”,她听了只笑,说自己就是个普通人,只是信的主义比命金贵。
来源:舞梨正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