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统计,截至2023年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达到65万,同比增长超过12%,创下自200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统计,截至2023年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达到65万,同比增长超过12%,创下自200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若增长趋势持续,2025年这一数字预计将突破80万。
美国流浪汉群体为何如此庞大?为何这一现象难以根治?流浪汉与黑帮、贫民窟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不同城市的流浪汉又有何区别?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在城市难以立足时总可以返回家乡,无论是鹤岗的矿区楼房还是驻马店的农村院落,总有一个安身之所。
然而在美国,许多人却陷入彻底无家可归的境地。
首先美国人的日常刚性开支远高于中国。
如果在中国选择低消费生活,成本可以很低:大庆一套非学区房仅需几万元,年租金约5000元;若农村有地和院落,甚至能实现食物自给。
但美国缺乏这种机制,每个人一睁眼就面临大量固定支出,其中最主要的是房产税。即使是祖传的乡村房产,每年也需缴纳上万美元税款。
若租房,成本更高:十年房租几乎相当于一套房款,每年轻松消耗数万美元。
这些支出无法避免,构成所谓的“刚性开支”。
此外,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中国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医疗系统。
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是中国的16倍,平均寿命却与中国相当。
获得医疗服务必须购买昂贵的医疗保险,但理赔过程充满不确定性。
此前轰动美国的刺杀案中,遇刺者是医疗保险巨头联合健康的CEO,行凶者路易吉正是因目睹众多普通人因保险拒赔而倾家荡产,才采取极端行动。
在许多穷人眼中,他堪称英雄。即便保险能够理赔,保费本身也是一笔持续性的刚性开支。
在饮食方面,美国人不习惯购买食材自己烹饪。新鲜食材价格昂贵,且自己做饭在美国文化中被视为繁琐。
美国人偏好购买预制食品,用微波炉加热或直接食用。一个家庭每年的食品支出可达上万美元,这笔开支难以节省。
中国则不同,天天下馆子固然昂贵,但买菜自炊成本很低。
美国缺乏这种低成本选择,加之房屋维修等日常开销,导致刚性开支居高不下。
每个美国人每天醒来就面临上百美元的债务压力,资本主义的恩情似乎永远还不完。
这并非刻意贬低美国,而是反映了一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美国人虽然支出高昂,但作为世界霸主,凭借美元霸权可从全球获取超额利润。
只要有一份工作,通常能覆盖这些开支甚至生活得不错。
这与中国的状况形成对比:在中国获得高薪工作不易,但安分守己过日子则开销有限。
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美国人过着高收入高消费的生活,不储蓄甚至背负信用卡债务,总能找到工作维持周转。
他们曾坚信美国模式将如世贸中心的双子塔般坚固永恒。
然而时代变迁,盛宴终会结束。
由于长期缺乏危机体验,美国人普遍缺乏危机意识,无论赚多少钱都月光消费,一旦失业,资金链立即断裂。
经济景气时,人们能迅速找到新工作偿还信用卡,继续享受生活;但只要经济稍有下滑,求职时间稍长,资金链就会彻底崩溃,信用破产,最终导致个人破产。
美国人尤其擅长将可控的小危机演变成灾难,按理说,紧缩开支熬过困难期再找工作,哪怕降薪也能渡过难关。
但美国那种高杠杆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难以改变,问题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导致失去房产、信用破产,中产阶层沦落为流浪汉。
除经济因素外,还有许多原因导致人们无家可归:重大疾病致破产、投资失败、以及非常常见的离婚破产。
美国法律体系依赖判例,海洋法系极为复杂,普通人打官司几乎完全依赖律师,律师质量直接决定判决结果。
因离婚官司败诉而倾家荡产的情况比比皆是,原本体面的中产者一夜之间住进桥洞,前妻却带着财产纸醉金迷,这是美国常见的剧情。
然而仅从经济角度仍无法完全解释流浪汉问题的根源。如果人们仅因经济破产流落街头,而个人能力完好,社会通过救济和就业帮扶应能使其重新站起来。
美国确有这类机制,但多数救助计划注定失败,因为这些流浪汉根本“扶不起来”。
关键原因在于三个字:成瘾物。
美国街头大量流浪汉给人的危险感,并非因为他们本质邪恶,而是因为他们多数精神失常,行为难以预测。
他们穿着厚重衣物,身上散发恶臭,边走边喃喃自语或手舞足蹈,明显精神异常。虽然存在心智正常的流浪汉,但比例极低。
这些精神问题如何产生?各种成瘾物难辞其咎。
美国社会容易获取致幻剂,这些物质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器质性损伤,长期沉迷必然导致精神问题。
有些流浪汉是破产后自暴自弃染上毒瘾,有些则是吸毒导致破产流浪。
无论如何,流浪汉与毒品密不可分。
有人说在美国最怕遇到黑帮,这话不完全准确。黑帮是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集团,其暴力行为有规律可循,懂得规矩并绕行通常能避免麻烦。
流浪汉则完全不同,他们行为不可预测,神经敏感、情绪暴躁,下一秒会做什么无人知晓。
他们的危险不在于恶意,而在于失控,在美国常听到“hood”一词,指贫民窟。
美国大中城市呈团块式结构:市中心高楼林立以写字楼为主,住宅稀少;出了市中心则是一个个自称“社区”的团块,类似中国的街道。
这些社区贫富交错,并非简单按区域划分。
可能一个富人区房价数百万美元,年房产税和学区费数万美元,居民为企业高管,治安良好;但仅隔一条公路,对面就是赤贫的贫民窟,房价低廉如鹤岗,街边遍布黑帮成员,命案频发,车辆需绕行。
这就是美国日常的“hood”。
有人疑问为何贫民窟黑帮只在内部争斗,而不去隔壁富人区抢劫?或许因富人区警力充足,黑帮不敢挑战正规军。
但这其实是用中国人的理性思维揣测美国人。
每个人生活在自己的社会体系中,追求在本秩序内获胜,而非单纯赚钱。
去富人区抢劫不仅风险高,也无法提供在他们认知体系内的“赢”的快感。在贫民窟战胜对手,才是他们人生意义所在。
闹市区可能仅距两条街之遥,步行可达,但他们一辈子未曾踏足。
流浪汉与贫民窟居民是两个概念。
美国三亿多人口中,生活在贫民窟者达数千万,他们多数并非黑帮或恶徒,只是普通穷人,有的打零工维生,有的依靠福利,吸毒现象确实普遍。
但他们有家,甚至可能是外观气派的大房子(内部可能杂乱不堪)。
而全美七八十万流浪汉占总人口千分之几,他们真正无家可归。
流浪汉通常聚集在市中心或较好社区,因这些地方基础设施完善,便于寻找食物、实施“零元购”或乞讨。
贫民窟资源匮乏、人际关系冷漠,乞讨风险高,连本地居民都艰难求生,因此流浪汉反而较少在此聚集。
美国各地区流浪汉分布极不均衡,在中部小镇,尤其是支持特朗普的地区,流浪汉相对较少。
这些地方接近熟人社会,流浪汉缺乏生存空间,难以获得救助和食物。
大城市流浪汉较多,但情况各异。
美国地方自治程度高,各州各市政策差异巨大。
中南部支持共和党的州的大城市,如休斯顿、纳什维尔,流浪汉相对较少,因政策较严,禁止街头露宿,施舍机构也少。
而在民主党大本营加州,流浪汉数量惊人。
旧金山市中心大街遍布帐篷,据说这些流浪汉从全美各地聚集于此,因旧金山政策最为友好。
允许街头搭帐篷,提供大量食物药品救济,加之气候温暖,即使冬季露宿也不会冻死。
在抵达旧金山前,难以想象“零元购”如此严重。美国中部小镇治安尚可,社会显得安定。
但在加州,从下飞机起就看到无数告示,警告切勿在车内遗留任何物品,从行李到首饰,甚至一瓶水都不应留下。
租车公司员工特意叮嘱,下车时最好打开所有储物箱,展示车内空无一物,以降低被砸车风险。
更离谱的是,加州税率居全美前列,油价是中部“红脖子州”的近两倍。
这些高额税收被用于向流浪汉和少数群体发放福利,却似乎唯独未投入治安管理。
辛勤工作的中产阶级既承担高税负,又面临抢劫风险,怨声载道。
或许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科技企业迁往德克萨斯州,希望更朴素的善恶观能带来更好治安、更安稳环境及更保护老实人的社会秩序。
然而随着科技企业涌入和经济腾飞,德州的流浪汉数量也开始快速增长,社会治安明显恶化,甚至不如内陆贫困闭塞的特朗普支持小镇。
德州似乎正走向“加州化”。
这是否意味着富裕必然伴随社会秩序崩坏?道德是否只能建立在封闭保守的环境之上?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深思。
来源:国际上那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