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元济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成功地在变乱之中有所建树和成就的典型人物之一，他一生见证过清末、民国到现代中国的重大变革。他和他的同时代人，诸如康有为、蔡元培、严复、胡适等，生活在中国要面对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史无前例的挑战的时期，对他们生平和事业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

张元济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成功地在变乱之中有所建树和成就的典型人物之一，他一生见证过清末、民国到现代中国的重大变革。他和他的同时代人，诸如康有为、蔡元培、严复、胡适等，生活在中国要面对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史无前例的挑战的时期，对他们生平和事业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历史。新西兰华人作家叶宋曼瑛女士所著《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以珍贵详实的史料，从专业视角对一代出版巨擘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进行了生动解读。

叶宋曼瑛女士1945年生于中国香港，1974年定居新西兰，现为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墨尔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研究员。《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最初是叶宋曼瑛女士的博士论文，曾于20世纪80年代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英文版本，并于90年代出版过繁体字版本，简体字版国内还是首次出版。在本书的主体内容之前，编辑特意请作者以“出版感言”的形式，讲述了她半个世纪前国内刚刚改革开放之时，前往大陆查找资料、访谈文坛前辈和传主故交的曲折经历与动人故事。

作者感慨万千地写道，正是这些出版界前辈热心无私的“破格相助”，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尤其幸运的是，作者在上海还见到了张元济过去的同事、版本学家、当时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顾老给作者出示了许多张元济与他的好友严复、胡适等的往来信件和很多手抄本的原始一手资料，是作者研究与写作的重要文献参考。在本书最后，作者与编辑共同决定将近五万字的《新旧交替时期两位学人的交流：张元济与胡适往来书信》作为附录。

严复致张元济函 。上海图书馆东馆

张元济出生于1867年，来自文脉悠长的书香门第浙江海盐张家。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张元济中进士，并与浙江学者蔡元培一起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之后张元济被任命为刑部主事，不久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也就是从这一工作经历开始，张元济逐渐接触了“维新运动”。

光绪帝在1898年6月16日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康有为在自传中有详细记载。不同于康梁以及后来的“戊戌六君子”，张元济并不是“维新变法”的核心成员，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得到的处置是“革职永不叙用”。李鸿章作为张元济在总理衙门的上级，在得知张元济的遭遇后，建议他去上海找自己的幕僚盛宣怀。由此，张元济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由晚清的中央政府官员、变法运动的参与者，逐步转变成上海的教育家、出版家。

张元济在上海盛宣怀的南洋公学负责新设立的译书院，他在这里工作了四年。他接管译书院之后，开始翻译出版政治、技术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严复翻译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张元济与严复经常通信讨论各种翻译与出版问题，如“每月付给译者的报酬、如何合理安排工作数量，按什么标准选定译书、整理者和校对员的工作职责、词典的选定，等等”，这些也成为日后出版行业的规范。

1896年南洋公学创始人盛宣怀与筹办先贤群体塑像(左起张焕纶、何嗣焜、盛宣怀、福开森、张元济、蔡元培）

在这一阶段，张元济结识了排字工人出身的“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小老板夏瑞芳，并于1903年放弃南洋公学的职位，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负责管理编译、印刷、发行、人事、财务等业务和部门的日常工作，与夏瑞芳一道，将一个普通的小印刷厂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出版机构。

茅盾曾在回忆录中表达对张元济繁忙工作的惊叹：1916年某一天早晨九时见张元济，而在他之前张元济已见了16位来访者。根据他的工作日记，1916年7月20日，张元济陪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涵芬楼观看藏书；1916年7月25日，他接待孙中山、廖仲恺和胡汉民。

在参与、主持、督导商务印书馆发展近60年的漫长岁月里，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其中之一就是为商务印书馆建立了一个内部参考图书馆，这就是涵芬楼。张元济始终抱持一种深刻的爱国信念，努力为涵芬楼收集有价值的善本。当时因时局动乱，很多日本的汉学家携带重金，欲伺机获得中国古籍，张元济的行动可以说是在保护中国文化珍宝不致流失海外。

除印刷新式学堂所需教科书以外，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还出版发行了很多杂志，不过，张元济最引以为傲的应该是他历时十年校勘各种版本完成的《四部丛刊初编》。虽然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中，张元济被鲁迅嘲笑为“假古董的制造者”，但必须承认他的工作为后世学者研究善本古籍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太原山西大学涵芬书院仿制张元济读书联

事实上，作为一个埋头儒家文化的传统学者，张元济的思想并不守旧，甚至他也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能表明张元济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事例还有1936年11月22日的“七君子”被捕事件，张元济是坚持旁听审判的社会知名人士之一。

1920年，张元济辞去商务印书馆经理一职，成为监理，这是他力主的商务印书馆机构改革的一部分，主动放弃权力，希望建立现代化的科学架构来管理公司。他为公司推荐学者胡适来任职，可惜胡适经过一个暑假的思考，最终拒绝了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不过张元济与胡适的友谊仍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们彼此致信问安，探讨版本学问，抒发时局看法。这一部分在本书附录里有生动详实的再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成为“孤岛”，为了防止日本资本注入和避免日本的影响，作为董事长，张元济一直未召开股东年会。而因他本人已经正式辞职退休，自1926年后即已经不再支取薪金，他的收入完全来自股东大会的股息派发，至此已经完全没有收入，甚至准备卖出自己的房产。1949年9月，张元济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他已经是82岁高龄。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在上海逝世。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新西兰]叶宋曼瑛 著，张人凤 邹振环 译，重庆出版社2025年出版

张元济是中国历史转折时期传统儒家学者的榜样，他以清末翰林的身份，选择投身中国的现代出版事业，一直为奠定中国现代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而努力。他始终把启迪民智视为政治改革的先决条件，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采取的是传统的方式。在漫长的一生中，纵使政局常常变化，社会频繁动乱，张元济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来没有偏离过自己的终极目标——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张元济一生的兴趣和志业，都在于启迪思想、传播文化、开启民智。他始终相信：“若中国人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具备充分的知识，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知识的传播，没有更广泛的对变革要求的觉醒，中国无法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 这一内在追求与坚定信念决定了张元济每一次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坚守。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