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以直白沉痛的笔触，勾勒出一位宫女被幽禁深宫四十四年的悲惨人生。这首《新乐府》五十首中的第七首，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悲悯，更是对封建皇权罪恶与社会弊病的深刻揭露。在文网渐密的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以直白沉痛的笔触，勾勒出一位宫女被幽禁深宫四十四年的悲惨人生。这首《新乐府》五十首中的第七首，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悲悯，更是对封建皇权罪恶与社会弊病的深刻揭露。在文网渐密的中唐，白居易何以敢于创作这类直指时弊的诗文？这首诗又引发了怎样的朝堂反响？其背后的时代图景与民生百态更值得深入探寻。

一、讽喻诗的底气：白居易的创作立场与时代土壤

白居易之所以敢写涉及时政、揭露黑暗的诗文，并非一时冲动的愤世嫉俗，而是植根于明确的创作理念、深厚的思想传统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三者共同构成了其讽喻创作的底气。

其核心支撑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纲领。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提出诗歌应承担“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功能。在他看来，诗歌不是文人自娱的工具，而是反映民生疾苦、规谏统治者的重要载体。这种“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初衷，使他的讽喻诗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促使政治改良、改善民生疾苦。《上阳白发人》题下自注“愍怨旷也”，明确表达了对幽禁宫女的同情，与他同期上呈的《请拣放后宫内人》奏状形成呼应，均指向“省靡费、解怨旷”的现实诉求，这种“为事而作”的定位让他的创作获得了道义上的正当性。

思想传统的滋养为其提供了历史依据。白居易的讽喻实践可追溯至《诗经》的“美刺”传统，“刺”即通过诗歌对时政弊端进行委婉批评。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称“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将自己的创作纳入儒家诗教体系。此外，天宝年间吕向曾作《美人赋》讽刺“花鸟使”采选美女之事，这一先例更让白居易意识到，以文学作品规谏时政是士人阶层的传统责任。《上阳白发人》结尾“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的感叹，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呼应。

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则提供了现实可能。《上阳白发人》创作于元和四年（809年），此时在位的唐宪宗刚刚平定淮西叛乱，正处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阶段，史称“元和中兴”。这位君主一度愿意倾听不同意见，对士人阶层的规谏持开放态度。同时，中唐士大夫群体仍保持着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兼济天下”为人生理想，这种群体氛围让白居易敢于发声。更为关键的是，诗中批判的对象是已逝去的唐玄宗与杨贵妃，而非当朝统治者，这种“借古讽今”的笔法既传递了批判精神，又降低了直接触怒皇权的风险，为讽喻留下了缓冲空间。

二、朝堂回响：规谏而非妄议，补阙而非负能量

《上阳白发人》问世后，并未被视为“妄议国事”的异端之作，反而契合了中唐政治改良的需求，得到了朝堂层面的复杂回应，其价值判断也超越了简单的“正能量”“负能量”二分法。

唐宪宗对这类讽喻诗的态度呈现出理解与接纳的倾向。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唐宪宗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积弊的存在，亟需了解民情民隐以推动改革。白居易在创作《上阳白发人》的同时，还向朝廷提交了《请拣放后宫内人》的奏状，明确指出后宫积弊：“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靡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诗与奏状相辅相成，前者以文学感染力触动人心，后者以务实建议提供方案，最终促成了宪宗朝的宫女释放政策。这种“诗歌造势、奏状说理”的组合策略，让《上阳白发人》成为政治改良的助力而非阻力，自然不会被归为“妄议”。

政府官员的反应则呈现出分化与共鸣并存的特点。以元稹为代表的改革派官员对白居易的创作深表认同，元稹本人也创作了同题诗作《上阳白发人》，形成了呼应之势，共同推动新乐府运动的发展。这类官员看到了讽喻诗在揭露社会问题、凝聚改革共识方面的价值。而对于保守派官员而言，虽然对诗歌中尖锐的批判有所不满，但碍于其“合乎诗教”的创作立场与“为君分忧”的现实指向，难以公开驳斥。更为重要的是，诗中反映的后宫问题并非敏感的核心政治议题，而是关乎伦理民生的“软问题”，这使得官员群体更易从“补裨时阙”的角度理解其价值。

从本质上看，《上阳白发人》绝非传递绝望的“负能量”，而是以苦难叙事激发良知的“醒世钟”。诗歌通过老宫女“少亦苦，老亦苦”的哭诉，揭露了封建帝王为满足私欲而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但并未止步于苦难的陈列。诗人在结尾以“愍怨旷”的立场发出呼吁，将个体悲剧上升为对制度弊病的反思，最终指向“拣放后宫内人”的解决方案。这种“暴露问题—引发同情—推动改良”的叙事逻辑，使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积极意义。正如白居易所言，这类作品是“感人为善”的载体，其目的是促使统治者“知过而改”，让民众苦难得到关注，这恰恰是当时社会最需要的“正能量”。

三、诗中的时代：中唐的社会图景与民生疾苦

《上阳白发人》虽是聚焦后宫女性的悲歌，却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唐时期的政治积弊、社会动荡与民生艰难，其创作背景与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

诗歌的直接创作背景是中唐后宫制度的积弊与玄宗朝遗祸的延续。天宝五载（746年）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为垄断帝恩，她将六宫有色宫女迁至别所安置，东都洛阳上阳宫成为主要的“冷宫”所在地[__LINK_ICON]。这些被选中的宫女多由“花鸟使”从民间强征而来，她们离开亲人时“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满怀“入内便承恩”的幻想，最终却落得“一生遂向空房宿”的结局。至贞元年间（785-804），距离天宝年间已过去四十余年，上阳宫中仍有白发宫女存世，白居易目睹此景，遂写下这首讽喻诗。而到元和四年，后宫宫女积久渐多，既造成“供亿靡费”的财政负担，又带来“幽闭怨旷”的伦理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痛点。

更深层的时代背景是安史之乱后中唐社会的满目疮痍。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虽经平定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藩镇割据导致中央权威削弱，战乱破坏使经济凋敝，赋税繁重让民生困苦。《上阳白发人》中“玄宗末岁初选入”的时间节点，恰好处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的“盛唐余晖”与“危机潜伏”并存期，而诗歌创作的元和年间，正是唐朝试图重整秩序却积重难返的阶段。后宫的奢靡浪费与民间的饥寒交迫形成尖锐对比，构成了这首诗批判精神的社会基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与上阳宫女的苦难形成了同频共振的悲剧图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苛重的赋税是最沉重的枷锁。安史之乱后，唐朝为维持庞大的军费与官僚开支，不断加征赋税，两税法实施后虽一度规范税制，但很快沦为盘剥工具，地方官常以“折变”“加耗”等名义额外搜刮。农民即使在丰年也难以温饱，一遇灾荒便流离失所。

兵役之苦同样摧残着民生。藩镇混战与边疆战事使征兵不断，“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悲剧在中唐屡见不鲜。许多家庭因男子被征入伍而破碎，农田荒芜无人耕种，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正如白居易在《卖炭翁》中所描绘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底层民众在生存线上的挣扎跃然纸上。

更令人绝望的是社会不公带来的生存困境。权贵阶层凭借特权逃避赋税、兼并土地，而普通民众却在苛政与剥削中无以为生。《上阳白发人》中，杨贵妃一句“侧目”便决定数百宫女的命运，恰是当时社会权力失衡的缩影——上层统治者的私欲可以随意践踏底层个体的尊严与生命。这种不公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富商与官僚勾结垄断市场，小商贩备受盘剥；士族子弟凭借门第平步青云，寒门学子空有才华却报国无门。

后宫宫女的“幽闭之苦”与民间百姓的“生存之苦”虽表现形式不同，本质上却是同一套制度下的悲剧。上阳宫女“春往秋来不记年”的等待，与农民“岁暮锄犁傍空室”的绝望，共同构成了中唐民生疾苦的全景图。白居易正是捕捉到了这种普遍的苦难，才让《上阳白发人》超越了对个体命运的同情，成为对整个时代的深刻反思。

结语

《上阳白发人》以一位白发宫女的人生悲剧为切口，承载了白居易“裨补时阙”的政治理想与“怜悯生民”的人文情怀。白居易的创作勇气源于对儒家诗教的坚守、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以及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其作品未被视为“妄议国事”，反倒成为推动社会改良的力量，印证了“讽喻”作为一种政治沟通方式的有效性；而诗歌背后的中唐图景——从后宫积弊到民间疾苦，从制度缺陷到社会不公，则让这首诗具有了超越时代的认识价值。

时至今日，“小头鞋履窄衣裳”的天宝妆束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但诗中所蕴含的对个体尊严的尊重、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对民生疾苦的关切，依然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正是白居易讽喻诗的不朽价值所在：它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苦难，更树立了文人以笔为刃、为民发声的精神标杆。

来源：橘子洲头望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