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知为什么，从小时候起，我们兄妹的户口卡和各种表格中“籍贯”一栏，都填的是“北京”。别人看了，常常会很吃惊地说：你家是老北京啊？真瞧不出来！我心里明白，那敢情是瞧不出来，我们根本就不是老北京。
1953年，汪曾祺与施松卿、妻妹施兰卿（右）及汪明（前排右）、汪朗合影。汪明于2020年11月25日因病去世。
不知为什么，从小时候起，我们兄妹的户口卡和各种表格中“籍贯”一栏，都填的是“北京”。别人看了，常常会很吃惊地说：你家是老北京啊？真瞧不出来！我心里明白，那敢情是瞧不出来，我们根本就不是老北京。
可是“籍贯”，也就是我们的老家，在哪儿呢？在北京可走的亲戚，都是妈妈的福建亲戚。他们凑在一起，呱啦呱啦地讲福州话，我们听不懂，爸也听不懂，没有办法加入他们当中——尽管爸一向说自己的“耳音”很好。每当这时，他都显得有些失落，坐在一边，找点什么东西胡乱翻看着，闷闷的。
爸过去不大谈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我们也想不起详细地问他。只是听妈妈说过，爸爸很小就死了亲娘，十几岁便离开家乡出外求学，之后从来没有回去过。爸有时给他姐姐寄些钱，寄到镇江。我们随着妈妈“你姐姐……你姐姐……”地说，他也没有意见。我记得曾经从爸的抽屉中翻出一封落款“淡如”的旧信，问他：“谁是淡如？”“我父亲。”我们就“汪淡如……汪淡如”地说他父亲，爸并不制止。我从没有觉得“你姐姐”和“汪淡如”该与我们有什么实际的联系。在我们的印象中没有故乡的概念，自然这种亲情就很淡薄。
“文革”中，知道了爸的父亲是“地主”，于是在本来淡薄的感情中又加上一层反感。偶尔爸说起他父亲的名言“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们只是不失时机地起一个哄；家里买了好的咸鸭蛋，爸说远不如他家乡的大麻鸭下的蛋好吃，又说他的祖父把一个咸蛋分成两三顿下酒，我们会嘲笑地说“穷地主”。
我记得有一次看一篇繁体字的文章，问爸“邮”字怎么读，他眼睛一亮：“邮局的邮，我的家乡高邮的邮呀！”他找来地图，眯着已经开始发花的眼睛，指出高邮给我们看。在苏北，离镇江不远的地方。“搞来搞去，侬是江北人！”我模仿着上海话说，爸爸稍有些不快：“江北人怎么啦？地方穷就被人蔑视，没道理！”停了一会儿又嘟囔道：“我的家乡也出过不少名人呢！”那时候有些地方的人对苏北人有偏见，我很少对人说起过我的老家在苏北。犯不上为那个连我自己都没有感觉的地方受“连累”。
粉碎“四人帮”以后，电视里播放了大量的旧影片，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看。有一天晚上放的是《柳堡的故事》，插曲一唱，爸马上竖起耳朵听，继而放下手里的文章，兴冲冲地奔向那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他端坐在那儿，聚精会神，那些平平淡淡的情节竟使他感动不已，眼中炯炯地射出亮光。
“这是我家乡的故事！”他脱口而出。
“可是人家只说是苏北，并没有说是高邮呀！”“一定是高邮！”他再次肯定。想想影片里的人物，我忍不住大笑：“因为地主姓汪？”
爸并不恼，还是一个劲地说，绝对就是高邮。“你看河边的大水车，那是我们家乡最典型的风景，那只歌是怎么唱的来着？”他闭着眼想了一下，慢慢摇着头，略微走调，但是深情地唱道：
十八岁的哥哥哟，
惦记着小英莲……
“小英莲！这是我们高邮姑娘的名字，我家乡的女孩子，净是小名叫作莲子的，大莲子、小莲子……”
埋在深层的记忆，似乎一下子被翻了出来，爸非常努力地说出“柳堡”与他家乡风光一致的地方，一口咬定，即使不是高邮的故事，也一定是在那儿拍的。他愣着眼歇了一会儿，喃喃地说：“一转眼就是40多年呐，想不出那里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妈让爸给他姐姐汇些钱去。大姑姑收到钱，说她要把这钱作路费，来北京看看爸。爸接到姑姑的信竟慌乱起来：“十来岁上一别，几十年都没见过面，见了会怎么样？该说些什么？”一连好几天，他变得碎嘴唠叨，每天都把“我姐姐”挂在嘴上。妈笑他：“自己的姐姐，又不是什么贵宾，至于你这么手忙脚乱的！”
我们去火车站接大姑姑。爸没把握地说，他怎么也想不出姐姐长得什么样子了，万一认不出来，接不到怎么办？我开玩笑：“那就等到最后，把剩下的一个没人管的随便什么老太太接回来！”爸用白眼瞪着我，觉得我简直一点都不体谅他。
担心真是多余的。这对分别了几十年的姐弟，离得大老远就双双地定在那儿，眼中盈盈地闪出泪光，爸爸声音发颤地小声说：“那就是我姐姐！那就是我姐姐！”边说边快步地迎了上去。然而，下一步并没有出现影视剧中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姑姑很镇定地把她的外孙“小黄毛”和随身的两个旅行袋介绍给我们，爸也只是问了“一路上还算顺利吧？”一类的话，大家从从容容地回家了。
大姑姑衣着朴素，但是整整齐齐。她身材瘦小，面色微黑，总是垂着眼睛，让人觉出她有些忧郁。她的话不多，声音低低的，说着一口苏北话。爸说，光是听听她的声音，就能想起高邮，想起小时的好些事儿来。
爸陪着大姑姑聊天，不断地问这问那，姑姑十分冷静地一一告给他。对恍如隔世的乡音，爸爸既熟悉又陌生，姑有时说得快了一点，他就听不大懂，问我：“说的什么？”我笑他：“你的家乡话，怎么倒要问我！”爸有点不好意思：“得适应一阵子吧。”
爸问姑姑家乡有些什么变化，那两间药铺现在还有吗？街道的布局变了没有？小时候认识的一些老人谁还健在？弟弟妹妹们都做什么工作，日子过得好不好？姑姑正慢条斯理地说，“小黄毛”抢上来喊：“你家过去怎么有那么多房子呀？高邮城里好大好大的一片哟！我们现在住的屋子又破又小，什么时候能住上那样的房子就好了！”姑姑一脸正色地喝止他，爸笑着说小黄毛是“小胡汉三”。
我和爸一起领着大姑姑各处走走。去故宫。爸旧地重游，熟门熟道，滔滔不绝。姑姑却静静地不动声色。到午门时，爸告诉姑姑他当年在城楼上工作过，住在旁边的一排平房里，不算正式的职业，没有固定的收人，穷困潦倒。他们把脚步停在那儿，默默地把城楼上下看了个遍。两副不同的表情，发着不同的感慨。
坐长途汽车去长城。在三个多小时的漫长的路途中，姐弟二人大部分时间都各自沉默着，淡然地望着窗外的景色，只有小黄毛不安分地大喊大叫。我从侧面看过去，发现这姐弟俩其实长得十分相像，都是苏北人的样子——我过去从没觉得爸像苏北人。我想得出他们小的时候，姐姐文静，弟弟英俊。我小声对爸说：“你长得像你姐。”爸附在我耳边说：“小时候大人都说我比她漂亮！”
长城上寒气逼人，风又很大，瘦小的大姑姑被吹得几乎站不稳脚，爸过去搀扶她，一边攀登，一边为她指点着风景。我走在后面，忽然想起妈妈说过，他们很小失去亲娘后，姑姑总是拉着爸，护着他，怕他受欺负。一个6岁的小姐姐，一个3岁的小弟弟。累了歇息时，他们又聊高邮，爸问姑姑记不记得铁桥和尚？寺里烧的香叫个什么名堂？和尚受戒时头上要烧几个戒疤？又扯到他们小时候的一些经历。说着说着，姑姑突然很激愤，声高而且气促地对爸喊了起来，那么快的高邮话，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但从姑姑那张一下子飞起两片红晕的瘦削的脸上，从她冒出火星的双眸中，我知道她发脾气了，并且她说完后，不由自主地不停摇着头。爸吃惊地睁圆眼睛，一时竟无言以对。
离开长城的路上，我问爸：怎么啦？爸说，大姑姑年轻时也是个心气不凡的人。本来也想念大学，走出那个小地方，到外面闯闯的。可是他们的父亲只准她读了一个师范。姑姑在苏北一带窝窝囊囊、委委屈屈地过了一辈子，日子很苦。爸说没想到这件事对姐姐的伤害这样深，以至于她到现在也不肯原谅父亲。我趁机道：原来你们家的“多年父子成兄弟”里很有重男轻女的成分啊？
姑姑离京前说，什么时候回高邮看看吧。我们只当是一句分别时的客套话，并不往心里去。
姑姑走了以后，爸常常愣着，我们看出来，他得了思乡病了。不久，他接连写了《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浸透了高邮风土人情的小说。
汪朗读大学时去外地报社实习，实习将结束时有信来，详详细细地告诉家里他动身的时间、路线、大概的车次，之后，便一下子没了讯息，十天半月里竟不知去向。妈慌了，让我们每天查阅汪朗沿途经过的那些地方的报纸，看看有什么天灾人祸可能殃及她的儿子。爸也查地图，一看经过南京，便沉住了气，安慰妈说：“这家伙不会去镇江看我姐姐吧？”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消息，妈见了熟人就紧张兮兮地通报：我儿子失踪了！
终于来了一封电报：X月X日X时X次X车厢到京。看看发报地址，高邮！爸乐了：这小子，真行！
我奉命接站。汪朗站在站台上朝我傻笑，身边一堆行李，筐子篓子之类。我也傻笑，因为他和几个月前离开北京时相比，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剃了一个黑白分明的盖儿头，更显得脑袋大；脚下穿了一双皮条编制的“草鞋”，虽说透着结实，但是又肥又蠢，一望便知是乡下人。哎，整个人完全就是一副久不进城的乡下人模样！
一进家门，汪朝喊：哟呵，这是谁家的阿毛呀？妈心疼地抱怨：钻到那么个地方，连个招呼都不打！爸不远不近地上上下下打量着儿子，满脸都是笑纹，眼睛都乐成一条缝了！他用褒奖的口气说：不赖！是个高邮孩子！
汪朗一边拆筐卸篓，给我们看那些土特产，一边忙不迭地谈高邮。原来，他去镇江看望大姑姑，姑侄俩一拍即合，便一道回了老家。家乡那些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人，在这家伙嘴里都成了至亲至爱。他自自然然地说“奶奶”（爸的二任继母）怎样，“姑姑们”怎样，“叔叔”和“表弟表妹”们怎样，一大帮子人被他掰得头头是道，俨然已成为一家儿的！我们觉得汪朗的热烈让人不大能吸收，只有爸着着实实地被他感染了，仔细地听他说，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虽然能看出来，他对汪朗的叙述也并不完全了然。
一大篓子咸鸭蛋！切开几个，个个都是双黄的，金红色的蛋黄滋滋地冒着油。爸又来了劲：瞧瞧！这才是我们高邮的鸭蛋！只有我们高邮湖的大麻鸭才有能耐下这么漂亮的蛋！我们高邮……汪朗说：“我去看过你写的那个大淖，一泡子水，脏里吧唧！也不知道你怎么能把它写得那么美？”汪朗还说，他看到爸的《异秉》中那个王二的儿子了，还聊了一气。爸对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极感兴趣。
好几天过去了，汪朗回乡的兴奋已经降了不少温度，爸却更像一个不倦的挖宝人，变着法儿从儿子嘴里掏出更多的“高邮”，他屁颠屁颠地跟在汪朗后面问这问那，让人觉得怪好玩。爸有一次很不服气地跟我叨咕：我的家乡，我还没回，倒让这家伙抢了先！汪朗回过老家后，各种表格中的“籍贯”都由“北京”改成了“江苏高邮”。我把这个发现告诉爸妈。妈笑着说，倒学会认祖归宗了！爸替儿子理直气壮：本来嘛！
1981年初秋，受高邮市政府的邀请，爸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阔别了42年的故乡高邮。出发前他掩饰不住的那股子欣喜劲儿，真如一个赤子将投进母亲的怀抱。
江苏电视台为爸爸拍了一部电视片《梦故乡》。我记得那次周末回家，爸急不可待地要放这部片子的录相带给我们看。汪朝笑他：老头儿看过了又要看，几遍才算够？看片子的时候，我们一如既往地插科打诨，说爸“表现不俗，可以评一个最佳男主角”，可是没有像以往一样听到他反抗的声音。我回头看看爸，一下子惊呆了：爸直直地盯着荧屏，眼中汪汪地饱含着泪，瞬间，泪水沿着面颊直淌下来！
爸去世以后，我们兄妹商量，在他的墓碑上写些什么呢？想来想去，决定了，就写：
高邮 汪曾祺
北京福田公墓，汪曾祺和施松卿安眠于此。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