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青年MAGA运动领袖查理·柯克被枪杀，在美国乃至全球引起巨大反响。这起枪杀案反映了美国政治、社会面临怎样的冲突？特朗普政府对柯克之死的应对，与历史上的政治暴力有何不同？
美国青年MAGA运动领袖查理·柯克被枪杀，在美国乃至全球引起巨大反响。这起枪杀案反映了美国政治、社会面临怎样的冲突？特朗普政府对柯克之死的应对，与历史上的政治暴力有何不同？
【观学院直播厅-思想者说】第13期聚焦这起“悲剧”，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龚炯、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副教授孙太一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杰出教授黄靖三位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的学者，进行权威解读。
本文为对话实录下篇，上篇见链接。
【整理/观察者网 郑乐欢】
·持枪权的双重悖论：不同理解还是价值观的根本对立？
黄靖：实际上这就引出了两个核心问题：言论自由与拥枪权。关于拥枪，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双重悖论”。查理·柯克曾有一句代表性言论：“我不同意你拿枪来打我，但我捍卫你持枪的自由。”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你既然不同意别人对你开枪，却又坚决维护别人持枪的权利——他甚至认为，为了捍卫这项权利，即使付出一些人命的代价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关于拥枪权的争议，究竟是源于对权利本身的不同理解，还是价值观层面的根本冲突？
我在美国生活了将近40年，家中从未买过枪——尽管我也在犹太社区居住过多年。这只是我个人的选择。但在我看来，拥枪问题很可能反映了价值观的根本对立。正如刚才龚炯教授提到的，很多美国家庭，特别是右翼阵营及许多白人群体，不仅将拥枪视为一项权利，更看作是一种捍卫自我的责任。他们认为，保护自身安全的责任在于个人，而非公权力；他们不信任公权力，甚至认为公权力可能压迫人民。因此，持枪被他们视为对抗潜在压迫、保护自己的最后手段，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
观学院直播厅【思想者说】第13期
那么，我想请教两位教授：在美国，无论是拥枪还是言论自由，当一种自由的行使明显伤害到他人时——例如，你可以随意批评他人，却不允许他人批评你——这就不再是健康的言论自由，而可能滑向某种专制的行为。
我们知道，在民主理念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是“平等”与“自由”。但在任何群居社会或组织形态中，包括国家，平等必然是更为重要的前提。因为没有平等界定的自由是空洞的，缺乏平等约束的自由很可能退化为“丛林法则”。
因此，在我看来，对平等的捍卫至关重要。只有平等得到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具有实质意义，人的尊严才能真正确立。在此基础上，社会互利与合作才能实现，全体成员才能共同受益，社会进步也才有了根本保障。
那么，具体应如何体现平等呢？以言论自由和拥枪权为例，是否意味着“你有开枪打死我的自由，我也有开枪的自由”？这其中确实存在许多双重悖论。龚老师，您认为言论自由与拥枪权之争，是价值观的根本冲突，还是源于对利益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龚炯：我认为对于美国的拥枪文化，其理解甚至需要超越价值观层面的探讨。黄教授刚才提到拥枪者最常用的理由是保卫个人安全、行使个人自由，但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很表面。美国的拥枪传统，必须追溯到其建国历史——这个国家从诞生之初就与暴力紧密相连。建国过程中的种族灭绝、对印第安人的系统性屠杀、奴役制度，其前半段历史几乎都离不开枪。包括后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带有强烈的暴力与攻击性，枪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因此，我认为拥枪已不仅仅是文化或价值观的问题，而是深深嵌入美国社会基因的一种特质。美国人骨子里相信暴力，他们对“自卫”的理解与我们东方人完全不同。举个例子：西部片里两个人对峙，腰间都别着枪。什么才算“自卫”？在他们看来，谁先拔枪，谁就是在自卫。这种对“防卫”的理解，反映出枪支已不仅是工具，而是身份认同与行动逻辑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美国整个民族、历史与文化中都弥漫着枪支的影子。这种对枪的根深蒂固的热爱，几乎是基因里、血液里带来的，极难改变。
我甚至建议从个人成长背景入手，分析那些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力的人——他们从小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是否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谁先动武谁主动”的逻辑，我认为这非常相关。总而言之，枪支对美国而言是基因层面的问题，远不止价值观冲突那么简单。
黄靖：我同意。我一直强调，美国的外交决策机构中，按重要性排序，国防部排在第一位，然后是国务院、国安会。美国总统一出事，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航母在哪里？”这不仅源于其霸权地位，也体现出一种武力优先的思维定式。例如，美国最早的外交政策——1823年的门罗宣言，就极具进攻性：宣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排斥其他殖民势力，不惜动武捍卫这一原则，几乎没有谈判余地。
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言论自由与持枪权之争，究竟是价值观分歧，还是如龚教授所说，属于更深层的文化与基因问题？我想请孙教授也谈谈看法。
孙太一：是的，关于持枪问题，因为我在威斯康星生活过很多年，现在又在华盛顿地区，感官上确实非常不一样，能感受到拥枪的群体非常多元，理由也各不相同。当年在威斯康星的时候，当地有狩猎文化，每年到了特定时候，大家就会去狩猎火鸡，过一段时间去猎鹿，再晚些时候去打熊，不同的季节分得很清楚。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专门放枪的保险柜，有些保险柜甚至是玻璃的，可以对外展示。所以当地人首先会觉得这是控制鹿群数量的需要，也有生态方面的理由。但你要从他们手中把枪拿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从小看着大人狩猎，十几岁的孩子就跟着大人一起进林子打猎了。
这种文化很难改变。不过在威斯康星，如果你去问，几乎没有人会支持平民应该拥有自动步枪这种能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武器，甚至半自动步枪很多人也不太能接受，因为打猎时一枪一发子弹就足够了。
到了华盛顿之后，你会发现游说团体非常强大。军火生意有巨大利益，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的影响力使得共和党的许多议员在上台前都要跟相关协会签保证书，承诺当选后不会反对拥枪。如果不愿意签，初选时可能就被筛掉了，或者政治对手会获得大量资金支持。
美国全国枪支协会
刚才龚老师也提到美国的政治文化，建国时有这样的理念：要小政府，大家都能拥枪，这样在政府出现暴政时，民兵可以集结起来挑战暴政。在美国中西部，大家都有大片土地，一旦拥有枪，就有安全感，觉得没人能侵犯自己的私有财产。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了很多群体。把这些不同群体加起来，在美国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拥枪群体，使得拥枪成为了重要的核心议题。
就柯克而言，言论自由和枪支问题一样，是一个双重悖论的议题。他口口声声说要推动言论自由，让不同声音在大学校园里得到发表，他自己创立了“Turning Point USA”组织，但却列了一个“Professor Watchlist”名单，把那些在课堂上讲述批判种族理论、批判白人至上等内容的教授列上去。虽然他口头说捍卫言论自由，但他的组织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挑战这些教授的言论自由。所以，无论是在枪支议题还是言论自由议题上，柯克身上都体现着这种双重悖论。
龚炯：黄教授，我想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您也在美国生活过，而我在美国生活了将近20年。我个人对美国社会最深的感受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一个是"gun"（枪），另一个是"god"（上帝）。这两个词在美国政治生活和普通人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有一个评论：上帝是让生活美好的，枪是让生活安全的。但把枪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生活就既不美好也不安全了。这是我的感受。
黄靖：我有同样的感受。我在犹他州立大学教了9年书，最大的体会就是他们对宗教的虔诚——摩门教徒非常虔诚，对枪也非常虔诚。所以我得出同样的看法：如果你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上帝而对他人进行攻击，那么枪就是最有效的攻击手段。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我的信仰、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生活安定、我的幸福，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我可以随时随地对那些不同意我观点、不同意我的上帝，我认为有敌意的人主动发起攻击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
正如你所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也体现了这种思维：一旦我认为你对我构成威胁，并且我能够消灭你，我就一定会先发制人，一定是单边的。这看来是美国一贯的政策。但如果打不过你，或者认为你和我同样强大，这时才能坐下来谈判。这里还出现一个问题。
孙太一：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的绝对情况和相对变化还是需要说明一下。在美国这样一个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权买枪的社会里，在政治如此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枪支暴力仍然算是相对罕见的情况——至少还是能成为新闻的。虽然不时会听到校园枪击这样的消息，但既然人人都能持枪，这本身反映出美国绝大多数民众还是比较理性、比较冷静的。当然，一旦有人头脑发热，就很难阻止了。
拥枪群体认为，要保护自己，在别人有枪的情况下，你自己也必须要有枪才能自卫。而民主党的想法是，如果大家都没枪，不是更安全吗？但这个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
当地时间2019年8月17日，数百人在美国旧金山市政厅外集会，要求联邦政府推动新的枪支管制立法，避免枪支泛滥引起的伤亡事件再度发生。
黄靖：对此我稍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把整个社会、全世界放在一起比较，你会发现美国的枪击暴力事件远远高于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欧洲一些允许持枪的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形态比较原始的国家，比如非洲。但就人与人之间、个体之间发生的枪击事件概率而言，虽然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我知道美国肯定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
我亲眼见过这样一件事，在犹他州的时候，好像是父亲和儿子，还是叔叔和侄子，拿着枪满城追。我们都不敢去劝，只能开车挡在他们中间。因为你如果直接上前，可能会挨一枪。不过这可能也只是他们表达愤怒的方式，并不一定真的要开枪打死对方。但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情绪是很难控制的。
·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冲突乃至对立：仅仅是因为传媒方式不同吗？
黄靖：那么这里我想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在美国，媒体长期以来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力量。但大概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随着网络的兴起，出现了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在传播方式和内容上都很不同，不过起初它们还能相辅相成。
但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我们发现自媒体和传统媒体越来越对立，越来越分道扬镳。通常看自媒体的观众会认为传统媒体说的都是假话，都是些高大上、虚伪的内容。而传统媒体则认为看自媒体的人都不理性，没受过教育。
在这次柯克被暗杀的事件上，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对立就非常明显。传统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都承认这是个悲剧，呼吁理性。而自媒体则形成尖锐对立的兩派，左右阵营都在激烈对抗，充斥着不容忍的声音，大量阴谋论在自媒体传播。
柯克遇刺现场纽约时报
如何解释这种社会现象？本来大家都是为了传播信息，自媒体的目的也是传递信息，实现信息多元化，让我们能做出独立、理性的判断。但现在却越来越情绪化，甚至连传统媒体也在向情绪化发展。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发表的一些社论，包括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虽然说是要给总统建议，但内容与我以前读到的很不一样，带着一种悲愤、急躁的非理性情绪，更加感性。
这种情况在美国社会是不是很独特？但这种倾向性确实非常明显。这对言论自由、社会和谐、社会运动和政治走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孙教授，您怎么看美国越来越明显的传统媒体与自媒体之间的对抗和分裂，以及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孙太一：确实，我认为传统媒体有一定的职业操守和操作规范。比如美联社要做一则报道，可能需要核实多个消息来源后才会发布。而自媒体则不同，它们可以捕风捉影，不一定需要完全核实事实。这就导致传统媒体的运营成本要高得多。
但传统媒体还面临另一个挑战：经过核实的报道往往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很难吸引眼球，导致流量可能不高。而很多自媒体擅长捕捉事件中容易产生流量的爆点来吸引关注，比如使用特别劲爆的标题等。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自媒体很容易获得大量受众和粉丝，进而带来经济效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相比之下，传统媒体却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既要保持原有的报道规范和准则，又难以吸引足够的流量。因此，很多传统媒体也开始下场开设自媒体账号、制作播客等，但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柯克本人就是这个流量为王时代的产物。他通过制作播客节目，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对事实的处理方法，吸引了大量听众。他不需要受制于必须核实每句话真实性的条条框框。这使得传统媒体，尤其是那些可信度较高的中立媒体，反而处于劣势地位。
当然，无论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是《华尔街日报》，它们的新闻报道和社论版块之间还是存在差异的。我认为新闻报道本身仍在追求客观事实，但这些媒体的社论版块实际上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的现状。
黄靖：龚教授，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
龚炯：我认为这与传播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传统媒体采用的是一种“广播”模式，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本质上都是一对多的传播形式。为了扩大覆盖面，它们通常会采取相对居中的立场——这背后有商业利益的考量，过于偏激的立场会丧失部分受众。
但自媒体的传播逻辑完全不同，它依赖的是用户转发。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呈现“哑铃型”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中庸的内容很难引发转发欲望。自媒体需要提供符合特定受众偏好的、更具倾向性的内容才能获得传播。这就导致其内容往往不是居中而是趋向极端的。
不过我认为主流媒体有一点做得很好，比如福克斯新闻。正如孙老师所说，它们将新闻报道和社论评论严格区分。福克斯的评论板块可能偏右，但其新闻报道仍然尊重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自媒体往往将报道和评论混为一谈，一切都是观点。而主流媒体保持着新闻是新闻、评论是评论的专业界限，在新闻报道中仍然坚持事实标准。一旦将评论与事实混为一谈，事实本身就不重要了。
黄靖：作为一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我认为在信息时代，自媒体的泛滥对美国这样的国家蕴含着相当大的危险。在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决策者拥有一个优势：他们能先于大众获取信息，这给了他们分析判断的时间，从而做出相对理性的决策。
而现在随着自媒体的泛滥，决策者和大众几乎同时获取信息。如果遇到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通过自媒体进行决策，很可能为了抢时间而做出第一反应，这种反应往往是不理性的。就像有人在街上打你一巴掌，本能反应一定是打回去，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但如果能冷静思考，选择报警，反而能让对方受到法律制裁，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决策也是如此，需要冷静分析的理性空间，而自媒体的即时性恰恰压缩了这个空间。
·全球右翼的联动与呼应：大趋势还是“群氓”？
黄靖：那么在当前美国的情况下，决策者面临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在于他们过去对信息的特权——无论是通过保密条件还是通信渠道率先获取信息——这一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这就更需要领导者具备沉着的定力，保证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决策。
而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却在反其道而行，尤其是特朗普用推特治国，使得整个美国从决策层到社会政治动向都越来越情绪化。我认为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不利的，甚至是危险的。
这里还涉及另一个与自媒体相关的问题。柯克被刺杀后，我们发现全世界的右翼群体中形成了一种波浪效应和联动。比如日本右翼群体也会高调纪念柯克，并对自己的政府提出批评。澳大利亚、欧洲，甚至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埃及这样的非洲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无论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如何，各方都在利用柯克这一事件，导致整个右翼力量形成大规模联动。
我的问题是：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吗？即整个世界在向右转，特朗普走在前列，转向保守方向。比如印度右翼也在利用这一趋势。或者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一种所谓的“群氓效应”或波浪式冲击？我想听听两位教授的看法：当前世界政治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向右翼保守方向发展，尤其是在欧洲等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孙老师您怎么看？
孙太一：我认为当前许多国家右翼逐渐得势，总体上与二战后的全球化趋势有关。全球化曾给各国带来红利，但现在出现了一定的脱节，使人们开始反思全球化。当生活状况良好时，大家会感谢全球化、感谢自由贸易；但一旦发现自己的收入变低或饭碗不保，就可能转向民族主义。
眼下这波右翼崛起，很大程度上与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有相似之处，都涉及民族主义和宗教相关的动员。所以这个大趋势确实有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的背景，但未必是单向的摆动。比如在法国，甚至在英国脱欧后，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反思，发现脱离欧盟后英国的生活并非如想象中那样美好，反而觉得当初留在欧盟内有不少好处。
我认为，其实很多人是将对现状的不满，表现在对反建制、特别是右翼思潮的支持上。但一旦右翼上台，人们又会进行二次反思，发现右翼承诺的美好生活并未实现。特朗普现在面临的美国社会就是如此——他竞选时主打经济牌，批评拜登时期的通胀和物价高涨，但特朗普自己发起的贸易战显然也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压力。
美联储之所以迟迟不愿降息，直到这个月才降了25个基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通胀回落的信心不足，所以非常谨慎。因此，特朗普给美国民众画的“饼”现在也受到质疑。美国右翼思潮面临的经济状况和挑战，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之处。一旦右翼上台，他们若想继续向右推进，可能会困难重重。
黄靖：龚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龚炯：我认为政治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摇摆的历史，一段时间左倾，一段时间右倾，这很正常。从目前趋势看，未来几年似乎确实是右翼政治抬头，包括在美国，甚至在我们比较关注的欧洲也是如此。比如法国和德国即将举行的大选，恐怕会出现政局变动。我猜测可能会这样发展。
除了这个因素，我也想强调另一点：世界各地的右翼抬头，特别是在欧洲，其实与美国右翼主动“输出革命”有很大关系。你看JD·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还有史蒂夫·班农的组织在欧洲做了大量工作，与英国、法国的右翼进行交流和沟通。我甚至怀疑可能存在资金上的支持。这就是一种“输出革命”，与美国主流的右翼政治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密切相关。
黄靖：确实，如果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每当社会出现从左翼转向右翼或反之的逆转时，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这是经济出了问题。比如上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和纳粹主义同时在全世界兴起，当时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经济都出现了大问题。
我认为当前右翼突然泛滥或抬头成为大趋势，实际上反映了过去几十年经济繁荣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在欧洲、日本还是美国，都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迹象。这样一来，此前享受经济繁荣红利的左翼，现在自然要承担经济下行的责任。右翼的兴起正是对现状感到沮丧甚至愤怒的表现，这种情绪发泄到了马克龙、冯德莱恩、默克尔等左翼建制派身上，当然也包括美国的拜登和奥巴马，认为都是他们把局面搞糟了。
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了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自由全球化战略带来的红利。不过这个红利的最大问题是分配不合理，大资本获得了最大利益，而普通百姓实际上吃了亏。
接下来我想探讨最后一个问题：柯克被枪杀事件似乎加剧了美国的社会撕裂。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的肯尼迪遇刺、马丁·路德·金遇刺、里根遇刺，以及最近的弗洛伊德事件，这些事件发生时美国社会都高度分裂，两派情绪激动。但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基本上都采取一致的做法：第一，谴责暴力；第二，呼吁团结，在谴责暴力的基础上让美国变得更好。
但这次特朗普的做法很不同。他首先号召为柯克降半旗——尽管柯克没有任何公职身份，甚至派出专机和空军二号去接他，并为他举行大规模悼念仪式。而仪式上的发言嘉宾几乎清一色地进一步鼓吹MAGA理念，推动社会向右转。这岂不是在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这种做法与美国以往的处理方式很不一样。
图为柯克灵柩下机路透社
我记得特朗普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2020年7月辞职时写过一封公开信，其中有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这位总统不是要团结我们，而是要分裂我们。”特朗普是一个制造分裂的总统，而不是促进团结的总统。作为总统，利用这种悲剧性事件来进一步撕裂社会，在我看来是很值得担忧的。孙教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这种处理方式？这对美国会产生什么影响？
孙太一：是的，我们一开始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个人认为，特朗普在处理这类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并激发自己的基本盘，实现进一步动员。所以在柯克的追思会上，尽管柯克的夫人埃丽卡表示“我原谅枪手，因为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以德报怨”，但随后发言的特朗普却直言不讳地说自己与柯克夫妇不同，他“特别仇恨对手”。特朗普的这种表述虽然显示出他的直率，但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他的思维方式——他需要对立面来维持持久的斗争。
如果大家都和解了，他就无法持续制造话题、创造流量来动员基本盘。因此，特朗普的这种政治运作模式本身就使他很难与对手和解，也难以真正代表全体美国人民的利益来治理国家。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只是代表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
龚炯：我接着孙老师刚才谈到的内容补充两点。首先，关于特朗普在追悼会上回应柯克太太引用的圣经话语——“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特朗普当场表示不同意。这本身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尽管他自称是“上帝的选民”，甚至说过“我是天选之子”这样的话。
其次，我想指出特朗普政府在这件事上明显采取了双重标准。就在几周前，明尼苏达州也发生了两起枪击案，与这次事件性质完全不同。那起案件明确是一起政治枪击事件，受害者是明尼苏达州议员夫妇。与柯克事件相比，受害者是州议员，而柯克只是一个民间政治人物。那起案件是明确的政治谋杀，但受到的关注和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
在这一事件上，美国联邦政府此前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然而对比此次，他们却大做文章——动用空军二号专机接送，计划将棺木安置于国会大厦供人瞻仰，还举办了规模盛大、全国转播的追悼会。这种处理方式与几周前明尼苏达州右翼分子针对民主党议员霍夫曼夫妇的政治谋杀案形成鲜明对比。那起案件同样是明确的政治谋杀，受害者更是现任州议员，却未获得同等的关注与待遇。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充分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此事进行政治操作，借机扩大政治影响力，同时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其目的可谓相当明确。
孙太一：特朗普其实本有许多机会可以团结美国民众、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但他刻意不这么做。因为在他的政治逻辑中，巩固基本盘才是首要任务。既然民主党支持者不太可能投票给他，那么全力激发基本盘的积极性就成了他所有政治活动的核心目标。
黄靖：最后我想与二位探讨一个问题：特朗普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这种“我方高尚、你方罪恶”的二元对立思维，对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尤其是一个仍自诩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有害的。
对内而言，一个撕裂、分裂的国家难以保持稳定。当你将对方妖魔化，试图压制甚至消灭对方时，必然引发反抗，导致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敌人。这造成了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国家认同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分裂。正如中国古语所说“家和万事兴”，内部失和对一个国家是极为不利的。更糟糕的是，历史表明，当一个大国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其对外政策往往会更加强硬和具有攻击性。这意味着一个分裂的美国可能对世界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那么，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分裂、不确定的所谓“世界第一大国”所带来的挑战？最后，我想听听二位的看法。龚老师先来，您怎么看？
龚炯：我认为特朗普之所以不采取您所说的包容性政策，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与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他的基本盘主要以白人、教会群体为主，而这部分人口比例在美国确实在持续下降。有预测显示，不久之后白人将成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因此，他可能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强化基本盘来维持其政治影响力。
关于全球应对之策，我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确实呈现出收缩趋势：强调西半球防御、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费用，在全球范围内的承诺和投入都在缩减。从宏观角度看，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着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剧烈转变。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美国不仅撤退，甚至在某些方面进行破坏。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既是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一个重要机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恰逢其时，具有深远意义，值得我们积极推进。
孙太一：龚老师提到的问题很关键。特朗普这种以政治算计优先、利己主义的执政方式，在国际格局上反而为中国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期。由于美国的持续收缩，其留下的空间正好可以成为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新领域。
当美国对全球各国发动贸易战、加征关税时，这实际上为中国与美国传统伙伴国家深化合作提供了契机。我们观察到，就连沙特和巴基斯坦都建立了军事联盟，这表明许多国家正在积极构建排除美国在外的合作伙伴网络。中国可以在这样的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
近日，习近平主席就中国在《巴黎气候协定》框架下所做的努力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气候变化等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议题上，中国完全可以在新兴国际网络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此前，一位曾在奥巴马政府负责气候议题的官员私下交流时表示：过去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肩负着全球领导责任，但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主动抛弃了这一责任。如今，国际社会自然将目光投向中国，期待中国承担领导角色。中国甚至无需刻意作为，就能在众多议题上被视为新的引领者。这确实是中国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回报，团结更多国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黄靖：好的，谢谢两位教授的分享。
柯克遇刺案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等多个层面都处于高度分裂的状态。在我看来，这种分裂的核心在于美国国家认同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两股势力都认为对方代表的不是真正的美国，只有自己才是美国价值的正统继承者。
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也非同寻常。回顾美国历史，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高度分裂时期，比如马丁·路德·金遇刺、越战时期，甚至肯尼迪遇刺时，美国社会都曾陷入严重的对立。但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往往能够通过团结各方的努力，使国家重新凝聚，继续前行。而这次特朗普却采取了加剧分裂和对立的做法，这对美国的发展前景而言，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
面对这样一个更加危险且不确定的美国，尽管其国力依然强大，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我认为中国近期采取的一些政策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其中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明确表示不允许战乱蔓延至亚太地区——这一立场至关重要。毕竟，亚太地区聚集了全球61%的人口、60%的经济总量，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70%都来自这一地区。
通过近期阅兵和其他军事力量的展示，中国展现了维护地区稳定的决心。虽然中国尚未具备在全球范围内担当领导角色的条件，仍需推动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但至少在亚太地区，确保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应该也必须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承担的义务。
再次感谢二位教授，也感谢观察者网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来源：豪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