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叶子被晒得卷了边，蔫头耷脑的，连一丝风都吝啬得不肯给。

1988年的夏天，知了叫得人心里发慌。

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叶子被晒得卷了边，蔫头耷脑的，连一丝风都吝啬得不肯给。

我爸那天从厂里回来，脸色比锅底还黑。

他把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往墙角一靠，发出“哐当”一声巨响，震得屋檐下的灰都扑簌簌地往下掉。

我妈正从厨房里端出一盆刚用井水湃过的西瓜，闻声手一抖，差点把盆给扔了。

“你这是要拆家啊？”她没好气地嚷嚷。

我爸没理她，一屁股坐在院里的小马扎上，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皱巴巴的大前门，点上一根，猛吸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像两条灰色的龙。

我就知道，他又在厂里受气了。

我爸是木工，手艺在十里八乡都是数得着的。可他那个厂子，是个半死不活的国营造船厂，早就没了正经活儿干，全靠给外面做点零散的家具订单吊着一口气。

厂长是他师兄，可那人，怎么说呢，就是个标准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反面教材。老实巴交，拉不下脸去外面跑业务，就守着那点老关系，眼看着厂子一天不如一天。

我爸有技术，有想法，可他说的话，在厂里，跟放屁差不多。

就在院子里这股子低气压快把我憋死的时候，我们家的大门，被人“吱呀”一声推开了。

一个干瘦的老头，背着一个硕大的、磨得油光发亮的木头工具箱，站在门口，逆着光，像一尊沉默的剪影。

他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褂子，裤腿上沾着泥点和木屑，脚上是一双黑布鞋，鞋面已经开了好几个口子。

“请问……这里是林建国家吗？”他开口，声音沙哑，像是被砂纸打磨过。

我爸愣了一下，掐了烟站起来，眯着眼睛打量他。

“我就是，您是？”

老头咧嘴笑了，露出满口黄牙，脸上的褶子像风干的橘子皮一样舒展开：“我是陈冬生，你还记得不？你爹，林老哥，以前在南边做活的时候，我是他的搭档。”

我爸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陈叔？！”他一个箭步冲过去，一把抓住老头的胳膊，“哎呀！您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那股子热情，跟我几分钟前看到的那个憋屈男人，判若两人。

我妈也赶紧擦了擦手，迎了出来，脸上堆满了笑：“是陈叔啊！快屋里坐，外面热！”

这个叫陈叔的老木匠，就这么住进了我们家。

他话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小口小口地喝着我妈泡的酽茶。

他的眼睛很亮，像鹰，总是在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们家里的每一样东西。

那张缺了条腿，用砖头垫着的饭桌。

那个关不严实，总“吱呀”乱叫的柜门。

还有我那个用几块破木板钉的，一坐上去就摇摇晃晃的小书桌。

他什么都不说，但那眼神，比说什么都管用。

我爸在他面前，有点像做错事的孩子，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晚饭的时候，我妈特地炒了两个菜，一个青椒肉丝，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肉丝切得比头发丝还细，鸡蛋里放足了油，金黄金黄的，香气扑鼻。

陈叔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得很仔细。

我爸一个劲儿地给他夹菜，“陈叔，吃，多吃点。家里没什么好东西，您别嫌弃。”

陈叔放下筷子，看着我爸，淡淡地说：“建国，手艺人，饿不死。”

就这么一句话，我爸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红到了耳根子。

他端起桌上的酒杯，一口就把剩下的半杯白酒给闷了，呛得直咳嗽。

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我爸妈的房间，听到里面有压抑的说话声。

是我妈的声音：“……你说你，跟陈叔逞什么能？厂里那情况，谁不知道？”

然后是我爸闷闷的声音：“我没逞能。就是……就是觉得丢人。我爹要是还在，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非得拿刨子削我不可。”

“你爹走了都多少年了……再说了，这也不是你的错。大环境就这样。”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这门手艺。”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只听到我爸长长的一声叹息，那叹息里，装满了说不尽的委屈和不甘。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院子里传来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吵醒了。

我趿拉着拖鞋跑出去一看，陈叔正光着膀子，蹲在院子里，修理那张瘸腿的饭桌。

夏天的晨光给他古铜色的皮肤镀上了一层金边，他背上的肌肉随着动作一起一伏，像座小山。

他的工具箱就摊在地上，里面的刨子、凿子、墨斗、角尺……每一件都擦得锃亮，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他没用一颗钉子，就在桌腿的断裂处，凿了几个卯，又削了几个榫头，敲敲打打，涂上点黏糊糊的、不知道是什么的胶，那条桌腿就严丝合缝地接了上去，跟新的一样。

我爸站在一边，想搭把手，又插不进去，只能干看着，表情复杂。

陈叔弄完桌子，又去鼓捣那个吱呀乱叫的柜门，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的小书桌上。

他走过去，用手晃了晃，那桌子就跟得了羊癫疯似的抖个不停。

“小远是吧？上几年级了？”他回头问我。

我那时候刚上小学二年级，怯生生地回答：“二年级。”

“嗯，该有个好桌子了。”他点点头，自言自语道。

然后，他就开始在院子里转悠，目光在我们家那堆积了多年的柴火堆里逡巡。

那里面什么都有，破门板，旧房梁，还有我爷爷在世时留下的一些没用完的木料。

最后，他的目光锁定在院子角落里一个巨大的、已经半截埋进土里的树桩上。

那是我家老槐树的根，几年前树被风刮倒了，我爸嫌费事，就只把树干锯了当柴烧，留了个树桩子在那儿。

风吹日晒雨淋，树桩的外皮早就烂了，上面长满了青苔，还有几只西瓜虫在慢悠悠地爬。

“建国，这个，能用吗？”陈叔指着那个树桩问。

我爸赶紧说：“叔，那都快烂透了，当柴火都嫌潮。您要是想找料子，我下午去厂里给您寻摸点好的。”

陈叔摇了摇头。

他走过去，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小斧头，对着树桩“当当当”地敲了几下，侧着耳朵，像个听诊的医生。

然后，他直起身，对我爸说：“心没烂，还能用。”

那天下午，我爸真的从厂里拉回来一车木料，都是好东西，有榆木，有柏木，纹理清晰，还散发着好闻的木香。

可陈叔看都没看一眼。

他就守着那个烂木桩子，先是用斧头和锯子，把外面那层腐朽的部分一点点剥离，露出了里面带着暗红色纹理的木心。

那就像一场考古发掘，充满了神秘和惊喜。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家的院子就成了陈叔的工场。

“滋啦……滋啦……”那是刨子推过木头的声音，卷曲的刨花像女孩子的长头发，散落一地。

“笃，笃，笃……”那是凿子敲击的声音，清脆，有力，富有节奏。

我每天放了学，书包一扔就蹲在旁边看。

我觉得陈叔不像个木匠，他像个魔法师。

那些冰冷的、没有生命的木头，在他手里，好像被赋予了灵魂。

他会用手反复摩挲木头的表面，闭着眼睛，好像在跟木头说话。

他会把一片刨花放在鼻子底下闻，然后告诉我：“小远，这是槐木的心，味儿冲，能驱虫。你记住了，每一种木头，都有它自己的脾气。”

我爸下班回来，也不再唉声叹气了。

他会先在院子里站一会儿，看陈叔干活，然后一声不吭地进屋，自己倒杯酒，慢慢地喝。

有时候，陈叔会停下来，指着一块木头上的墨线问我爸：“建国，你看，这一凿子下去，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力道怎么走？”

我爸会愣住，盯着那根线看半天，然后试探着说出一个想法。

陈叔也不说对错，就笑笑，然后拿起凿子，“笃”的一声，木屑飞溅，不多不少，正好就是我爸说的那样。

每到这个时候，我爸的眼睛里，就会闪过一丝很亮的光。

那种光，我只在他提起我爷爷的时候，才见过。

一个星期后，一张崭新、厚实、带着天然木纹的书桌，就出现在了院子里。

桌子没刷漆，就是原木的颜色，陈叔用砂纸一遍遍地打磨，摸上去，比我妈的脸还光滑。

桌角被处理成了圆弧形，上面还用心地雕了一朵小小的卷云纹。

我扑上去，抱着桌腿，高兴得又蹦又跳。

“谢谢陈爷爷！谢谢陈爷爷！”

陈叔摸了摸我的头，脸上还是那种淡淡的笑。

他转头看向我爸，说：“建国，好料子，不能썩在土里。”

我爸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他没说话，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爸喝了很多酒。

他拉着陈叔的手，一遍遍地说着胡话。

他说起他小时候，跟着我爷爷学手艺，十三岁就能独立打出一套家具。

他说起他第一次参加市里的木工大赛，拿了个一等奖，奖品是一把德国进口的钢锯。

他说起他曾经的梦想，是想做一个像我爷爷那样，能把木头玩出花儿来的大师傅，而不是在那个破船厂里，给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干部，修办公桌。

他说着说着，就哭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我妈在旁边，也跟着抹眼泪。

陈叔就那么安静地听着，偶尔给我爸的酒杯满上。

等我爸哭够了，说累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陈叔才站起来，拍了拍我妈的肩膀，轻声说：“让他睡吧，心里那股子气，吐出来就好了。”

陈叔在我们家住了十天。

第十一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走了。

他睡过的那张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整整齐齐。

桌上留着一张纸条，上面是他歪歪扭扭的字迹：

“建国，我走了。勿念。桌子给小远用，莫辜负了好料子。”

我爸拿着那张纸条，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我们就这样，过回了以前的日子。

我爸依旧每天去那个半死不活的厂里上班，回来依旧会唉声叹气。

那张新书桌，成了我童年最好的伙伴。

我每天在上面写作业，画画，有时候还会用小刀，学着陈叔的样子，在桌腿背面偷偷刻上自己的名字。

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发酵。

转眼，就到了秋天。

院子里的老槐树开始掉叶子，金黄的叶子铺了一地。

那天，我妈让我去院子角落里抱点柴火烧炕。

我走到那个被陈叔“考古”过的老树桩旁边，不经意地一瞥，突然愣住了。

在树桩平整的切面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刻上了三个字。

字刻得不深，但笔锋苍劲有力，入木三分。

我不认识那几个字，就扯着嗓子喊我爸。

我爸闻声走过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当他看到那三个字的时候，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了原地。

他的身体开始微微发抖，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三个字，一眨不眨。

过了好久，他才缓缓地蹲下身，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伤痕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三个字，就像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爸，这写的啥呀？”我好奇地问。

我爸没有回答我。

他抬起头，我看到他满脸都是泪水。

那是我第二次见我爸哭。

第一次，是为了宣泄。

而这一次，是为了觉醒。

他转过头，声音嘶哑地对我说：“小远，去，把你爷爷那套家伙事儿，给我拿出来。”

我爷爷的工具箱，自我记事起，就一直放在阁楼的角落里，上面落满了灰尘，结满了蜘蛛网。

我爸从来不让我碰，他说，那是他的念想。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从阁楼上拖下来。

箱子很沉，打开的一瞬间，一股混合着尘土和樟木的特殊气味扑面而来。

里面的工具，跟我爷爷这个人一样，沉默，厚重，带着岁月的包浆。

我爸跪在地上，一件一件地把它们拿出来，用一块干净的棉布，仔仔细细地擦拭。

他的动作很轻，很慢，充满了仪式感。

擦着擦着，他的眼泪又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那些冰冷的铁器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我妈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什么也没说，只是悄悄地别过头，用衣角擦了擦眼睛。

那天晚上，我爸把他珍藏了多年的那瓶茅台打开了。

他给我妈和我，都倒了一点点。

他举起杯，对着空气，郑重其事地说：“爹，陈叔，我敬你们。”

说完，一饮而尽。

从那天起，我爸变了。

他还是会去厂里上班，但下班后，他不再喝酒，不再叹气。

他会一头扎进院子，守着那个老树桩，守着我爷爷留下的那套工具，叮叮当当地敲打。

他开始的时候，手很生。

凿子会偏，锯子会歪，有时候还会不小心伤到自己。

但他不在乎。

他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那种我从未见过的，叫做“光”的东西。

我们家的院子，又一次变成了木工房。

只是这一次，主角换成了我爸。

他不再是那个在厂里受气的窝囊工人林建国，他是我爷爷的儿子，是陈叔的晚辈，是一个叫“手艺人”的，林建国。

他把厂里不要的废料，一块块地捡回来。

邻居们都笑他，说老林家的建国，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天天跟一堆破木头较劲。

我爸不理他们。

他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

第一个像样的成品，是一个小小的木马。

那是他用一块废弃的船板做的，上面还有蓝色的油漆印子。

他把木马打磨得光滑无比，还给它雕上了眼睛和鬃毛。

他把木马送给了邻居家刚会走路的小孙子。

那孩子高兴得整天骑在上面，嘴里喊着“驾，驾”。

孩子的奶奶过意不去，提着一篮子鸡蛋来感谢。

我爸摆摆手，笑着说：“自家做的，不值钱，给孩子玩儿。”

他的笑容，是我从未见过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舒展和坦然。

后来，找我爸做东西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一开始，都是街坊邻居，要个小板凳，修个柜子腿。

我爸从不收钱，做好了就给人家送过去。

他说，这是练手，也是还人情。

慢慢地，他的手艺恢复了。

那些曾经在他脑海里、血液里的东西，一点点被唤醒。

他的名字，也开始在附近的小圈子里传开。

大家都知道，造船厂有个林师傅，手艺好，人实在。

89年春天，厂长，也就是我爸那个老实巴交的师兄，找到了我们家。

他愁眉苦脸地说，厂子马上就要接不下去锅了，市里有个外宾酒店要装修，招标了好几家大公司，人家都嫌活儿小利薄，不乐意接。

他想去试试，可厂里那几个老师傅，都只会做大船上的粗活，这种精细的木工活，没人能拿得下来。

他想请我爸出山，去当技术指导。

我爸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看了一眼院子里那个刻着字的树桩，然后对厂长说：“师兄，活儿，我能干。但我有个条件。”

“你说，别说一个，十个都行！”

“我不要当什么指导。我要自己组个队，从设计到出工，都得听我的。而且，赚了钱，我要按手艺分，不是按级别。”

厂长犹豫了一下，最后咬着牙，一拍大腿：“行！就听你的！”

那段时间，我爸像是换了个人。

他白天带着厂里几个年轻肯干的徒弟，在酒店的工地上挥汗如雨。

晚上回来，就在灯下画图纸，一画就到半夜。

他的背更驼了，人也瘦了一圈，但眼睛，却越来越亮。

两个月后，酒店的活儿干完了。

验收那天，那个德国来的酒店经理，围着我爸他们做的那些雕花门窗、中式家具，看了足足一个小时，嘴里不停地发出“wunderbar”（精彩）的赞叹。

他当场拍板，不仅结清了全部尾款，还额外追加了一笔奖金。

他说，他从没见过，能把木头做得如此有生命力的工艺。

那一仗，我爸打得漂亮。

不仅让厂子起死回生，也为他自己，赢回了尊严。

厂长要把最大的一份奖金给他，他没要。

他把钱分给了跟着他一起干活的兄弟们，自己只留了很小的一部分。

他用那笔钱，买了一套全新的工具，德国产的，锃光瓦亮。

然后，他走进了厂长的办公室，递上了一份辞职报告。

“师兄，厂子活了，我也该走了。”

厂长急了，死活不批。

我爸笑了笑，说：“人各有志。我的那片天，不在这儿。”

他终究还是走了。

他用家里剩下的一点积蓄，在镇子的另一头，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木工房。

没有鞭炮，没有剪彩。

他就自己写了一块招牌，用铁丝挂在门上。

招牌上只有三个字：

“林木记”。

开张那天，一个人都没来。

我妈有点担心。

我爸却一点都不着急，他搬了张椅子，坐在门口，慢悠悠地喝着茶，晒着太阳。

他说：“手艺人的生意，不是靠吆喝来的，是靠等来的。”

他等来了。

第一个客人，是那个德国酒店的经理。

他通过厂长，找到了我爸的店。

他拿来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把欧洲中世纪风格的摇椅，结构复杂，雕花精美。

他问我爸，能不能做出来。

我爸接过照片，只看了一眼，就说：“能。但我要按我的方式来做。”

一个月后，我爸交了货。

那把摇椅，保留了欧洲古典的韵味，但所有的卯榫结构和雕花细节，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木工的精髓。

德国经理看到成品的时候，眼睛都直了。

他当场就付了三倍的价钱，还郑重其事地跟我爸签了一份长期的订单。

从那以后，“林木记”的生意，就真的来了。

我爸的名气，像长了翅膀，从我们这个小镇，飞到了市里，又飞到了省城。

找他做东西的人，络绎不绝。

有附庸风雅的富商，有真心喜爱木器的收藏家，还有一些从国外慕名而来的设计师。

我爸还是老样子。

活儿，他会接。

但怎么做，得听他的。

他有自己的规矩。

第一，看木头。不是好料子，给多少钱他都不做。

第二，看人。人不对，话不投机，他扭头就走。

第三，看心情。没灵感的时候，谁催他都没用。

有人说他脾气怪，是“木痴”。

我爸听了，就笑笑，说：“我不是痴，我只是敬畏。敬畏每一块木头，也敬畏我手里的这门活儿。”

我们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我们搬了新家，一个带院子的大房子。

我爸在他的新院子里，给自己建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工作间。

但他坚持，要把老院子里的那个老树桩，也一起移过来。

那个树桩，被他用桐油仔仔细细地刷了好几遍，就安放在他工作间最显眼的位置。

上面的那三个字，经过岁月的洗礼，颜色更深了，像是刻进了木头的骨髓里。

我后来上了大学，学了设计。

毕业后，我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了家，回到了“林木记”。

我爸老了，他的手开始抖，眼睛也花了。

很多精细的活儿，他已经做不了了。

我就成了他的眼睛，他的手。

我用我学的知识，帮他画图，设计新的样式，把现代的审美，融入到他古老的手艺里。

我们爷俩，有时候会为了一根线条的弧度，一个卯榫的深浅，争得面红耳赤。

但最后，他总会拍拍我的肩膀，咧嘴一笑：“行，你小子，比我当年有想法。”

我问过我爸很多次，那个树桩上的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每次都只是笑，不说话。

直到他六十岁生日那天，他喝了点酒，拉着我的手，走到了那个树桩前。

他指着那三个字，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莫、等、闲。”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轻轻地念着，眼睛里，有泪光在闪烁。

“小远，你记住。人这辈子，最怕的，不是穷，不是苦。怕的是，心里那团火，灭了。”

“你陈爷爷，他没教我怎么做活儿。他只是用那十天，帮我把心里的那堆死灰，重新给吹燃了。”

“这三个字，就是那阵风。”

后来，我试着去找过陈叔。

我按照我爸记忆里的地址，去了南方的那个小镇。

可那里，早就拆迁了，建起了一栋栋高楼。

我问了很多人，都没有人知道一个叫陈冬生的老木匠。

他就那样，像一阵风，从我们的生命里刮过，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我知道，他其实一直都在。

他在我爸刻下的每一道痕迹里。

在“林木记”的每一件作品里。

也在我们家院子里，那个沉默的老树桩上。

去年，我爸走了。

走得很安详。

临走前，他把我叫到床边，把他用了大半辈子的那套老工具，交给了我。

“小远，‘林木记’，以后就交给你了。”

“爸……”我哽咽着，说不出话。

他笑了笑，脸上是我熟悉的，那种木头一般温润的光泽。

“别哭。手艺人，活儿在，人就一直在。”

我爸的葬礼，很简单。

但来了很多人。

有白发苍苍的老邻居，有身家过亿的大老板，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是当年那个德国经理的儿子。

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走到那个老树桩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如今，我也成了“林木记”的林师傅。

我每天都会在那个宽敞明亮的工作间里，和我爸留下来的那些木头打交道。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飞舞的木屑上，像金色的尘埃。

耳边是刨子和凿子的声音，那是我听了三十多年的，世界上最动听的交响乐。

我常常会想起1988年的那个夏天。

想起那个浑身是灰，背着大木箱的老人。

想起他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从腐朽里，唤醒了新生。

也唤醒了一个男人，几乎被生活磨灭的，全部的梦想和尊严。

有时候，我会想，到底什么是手艺？

可能，它不只是一门吃饭的技术。

它更像是一种信仰。

一种能让平凡的人，在漫长而琐碎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的信仰。

那种热爱和敬畏，就像深埋在土地里的树心。

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无论表皮如何腐朽。

只要心还在，就总有破土而出，再见阳光的那一天。

院子里的那个老树桩，还在。

那三个字，也还在。

“莫等闲。”

它看着我，也看着每一个来到“林木记”的人。

它像一个沉默的约定，提醒着我们，生命里的那团火，永远，永远不要让它熄灭。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