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可能不得不承认，激愤的群情未必产生结果，功名亦飘渺，成了天子门生的康有为也只是官僚系统里一个小齿轮，影响微不足道。他们曾以为接近了权力就能实践理念，没想到连最高权力本身也慌乱而暧昧。皇帝并不能独断乾纲，其变革冲动很容易就被迟缓的官僚系统所消耗。翁同龢则困
作者｜许知远 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谈话节目《十三邀》主创
梁启超可能不得不承认，激愤的群情未必产生结果，功名亦飘渺，成了天子门生的康有为也只是官僚系统里一个小齿轮，影响微不足道。他们曾以为接近了权力就能实践理念，没想到连最高权力本身也慌乱而暧昧。皇帝并不能独断乾纲，其变革冲动很容易就被迟缓的官僚系统所消耗。翁同龢则困于自己的无能与胆怯，李鸿章批评他“硕画太多，担当不起，竟是一事不办”。另一位大员荣禄私下干脆称他是伪君子。
草堂师徒把目光转向中下层官僚，他们在“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传统中成长，从东汉太学生的风评到明末东林党人讲学，这种理想主义曾为沉闷的政治生活带来活力。倘若这些士大夫能集结在一起，就会演变成一种政治力量。康有为想创办一个学会，聚集同志、倡导改革理念，“合大群而后力厚也”，才能“开风气，开知识”。京城则是最佳地点，如果外省开学会，一地方官吏足以制之。
点击封面查看
《梁启超：维新1873-1898》
许知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9月
最初的反馈令人气馁，“颇有应者，然其数甚微”。作为专制统治者，清政府对结社行为心怀戒备，严禁诸生“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文字狱更令士人埋头功名利禄或琐碎学问。如今，最严酷的时代过去，集体生活些许复苏，诗社与雅集成了主要的聚集方式，但政治倾向只能潜藏于中。这也与士大夫的自我审查有关，“党”的声名不佳，人人都知“君子群而不党”，它是私欲膨胀，会带来分裂与动荡。
在不多的响应者中，除去老朋友沈曾植等，还有新朋友陈炽。四十岁的陈炽见识广阔，在让他声誉鹊起的《庸书》中，他鼓吹议院制度，认为这是西方富强的本源，可以“合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他赞赏报馆可以使“四民之智宏开，殚见博闻，万里之形声不隔”。陈炽赢得了翁同龢的欣赏，后者称他是“纵横家”，“有识力”，还将《庸书》与汤震的《危言》一同呈给光绪皇帝。
与文廷式一样，陈炽是翁同龢与中下层官员、学者间的桥梁。“气魄绝伦，能任事，甚聪明，与之言，无不悬解”，梁启超也被陈炽深深折服，对夏曾佑兴冲冲地说起这位新朋友。康有为更是与陈炽投缘，他们两人不仅有相似的西学知识，也都分享着一种趾高气扬、故作姿态的做派。一位叫王伯恭的官员记得，一次他拜访陈炽，恰好遇到康有为来访。陈炽先是抚摸自己的额头说头痛，康有为立刻安慰说：
“时事不可为矣，先生何必自苦乃尔。”接着两人开始品评当朝人物，说起两江总督的人选，陈炽说刘坤一或许可以，康有为立刻拍掌赞同。一直在场的王伯恭觉得惊奇又可笑，一位不过是四品的章京，一位是新进的工部主事，却完全沉浸在指挥一切的感受中。王伯恭很快又佩服他们政治嗅觉的敏感，刘坤一果然出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
陈炽劝康有为以办报为先，当耳目通后，风气形成，再办会。梁启超也相信，“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但该办一份怎样的报纸呢？在京师，士大夫熟悉的唯一报纸是《京报》，内容由每天的上谕、奏折构成。每份长约六寸，宽约三寸，多则十来页，少则五六页。这些由军机处下发、传知各衙门抄录遵行的内容，由一家与内府有关系的商铺印刷发售，每份十文，每月则优惠为两百文。对朝堂之事感兴趣的人都可购买，报纸在当天黄昏就可送达各户。另有商人把这些报纸转销到其他省份，正阳门外的报房就是专门为此设立的。从内容、印刷到发行，《京报》都远远落后于通商口岸的报纸。它用黄色的竹纸或毛太纸，以木活字排印，与上海流行的石印技术相去甚远。偶尔因时间紧急，它还会采用“豆腐干儿版”—老练的刻字者可以不必书写，直接刻石膏泥板，以微火烧硬，用混着煤屑的水做墨水，结果墨色很淡，难以阅读。
8月17日，一份名为《万国公报》的报纸出版，随《京报》派送。它的版式与《京报》相似，没有出版日期，只是每册有编号，内容也相当简陋，只有“论说”一篇。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这份报纸每两日出版一次，论说从广西的富国与养民，到开矿、铸银、造轮船、邮政、学校、报馆、农业，似乎无所不包。其中一篇《地球奇妙论》谈论了地球不停运转：“大地行动，寂静无声，人故不觉。现有识者考知此事，使人得明地球之奇妙，正宜深思静察，以悉天地之奥妙也。”
《万国公报》谈不上是一份现代报纸，在北京却是一个新事物。自丁韪良在1872年出版《中西闻见录》，二十年来，北京就再也没出现过一份非官方报刊。观念开放的士大夫有可能会订阅或零星读到上海的《申报》或传教士编辑的杂志，但对这座城市而言，读报仍是个陌生的习惯，令人想起赫德多年前的感慨：“北京是中国最不可能引入新鲜事物的地方，中央政府也不会给以任何形式的支持。只有地方的发展（离首都越远越好）是这个国家所仅见的，可能也是唯一可以依靠的。”
这个谨慎的尝试收获了意外的成功，《万国公报》的影响力迅速扩散，每日可送出两三千册，因为没有署名，人们不知这报纸的出处，有人猜测是德国使馆所为，也有人说它来自总理衙门。“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康有为得意地说。当众人逐渐知道它出自南海会馆时，康有为这种得意更是浓烈：“群知必吾所为矣。”这份报纸带有鲜明的康有为印记。《万国公报》是对广学会同名刊物赤裸裸的抄袭，后者是康有为最重要的西学知识来源。一年前，他还以康长素的名字参加了杂志征文，在应征的172篇文章中获得第六等，奖金是白银四两。梁启超与麦孟华试着充任主笔，负责论说文字。他们所写的内容谈不上创新，很多不过就是对上海《万国公报》的照抄或改写。报纸也推销康有为的观点，将万言书拆分出若干部分，以更浅显、简短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言富”不能止于“开矿、制造、通商”，“言强”也不能仅仅是“练兵、选将、购械”。这些短论认定自己寻找到了西洋富强、中国积弱的原因，它需要依靠的是人才，而人才“在办学校”，学校之盛是“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
这些短文开启了梁启超的新生涯，作为一名专栏作家，他就各式命题发表看法。这些写作的水平其实无法恭维，他自己也承认“其言之肤浅无用”。他日后抱怨说，“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由今思之，只有汗颜”，这甜蜜的抱怨注定伴他一生。
康有为被这份报纸的影响力所鼓舞，每日携报四处游说，与士大夫聚会、辩论，再度倡议开设学会—他称之为“强学会”，以求中国自强之学。众人对“会”字颇有顾虑，担心与秘密会党相连，倾向于用“书局”。陈炽与沈曾植始终保持热情，在康有为“三举不成”之后，仍然全力赞成。在给朋友的信里，梁启超称赞沈的“坚忍之力”，他对学会未来颇有信心，认为即使“少有阻力，然亦必成”。
努力有了结果，越来越多的名士、官员加入其中。8月，康有为与陈炽召集的一次聚会中，袁世凯、杨锐、丁立钧、沈曾植、沈曾桐、张孝谦、陈养源等参与者约定，各出一部分经费，由康有为草拟学会的序文与章程。一位叫徐世昌的翰林院编修记得，当他9月19日前往嵩云草堂赴张孝谦之邀讨论开书局的事宜时，同座有陈炽、康有为、沈曾植、沈曾桐、丁立钧、陈养源、袁世凯，他们的谈话时间很长，“席罢又谈至三更后始归”。梁启超兴冲冲地写信给夏曾佑，说袁世凯、陈养源等人开会集资两千元，译书刻书刻报的初步资金有了，“以后尚可通达官得多金”。但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他们不清楚这些松散的聚会将通往何种方向，行动力远不及对闲谈的热衷。在热情洋溢的信发出后不久，梁启超又沮丧地写道：“前书所言学会事，尚未大成。”但风声已四处传遍。“京城士夫拟联强学会，已赁屋孙公园，微有眉目，章程尚未定，经费不敷……中国办事所以难成，所以无效也。”一位京官写道。
更令人沮丧的是康有为的离去。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似乎激起保守派的愤怒，传闻两位朝中要员徐桐与褚成博将弹劾他。朋友劝他离开避祸，10月17日，他前往南京，打算寻求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还期待将学会推广到中国每个主要地区。离京前夜，他与朋友们一起听戏，台上正唱到岳飞被召回一幕，这击中了他的使命感与自怜：“山河已割国抢攘，忧国诸公欲自强。复社东林开大会，甘陵北部预飞章。鸿飞冥冥天将黑，龙战沉沉血又黄。一曲欷歔挥涕别，金牌召岳最堪伤！”他把即将成立的强学会比作东林党人的集会，自己则是另一个时代的岳飞—前线的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而他要被迫离开京师。
离京前，康有为还见到了李提摩太，一个从未谋面却启迪甚巨的人物。他是英国威尔士一名乡村牧师之子，在就读神学院时就表现出改革的热情，甘冒被开除的风险，参与一场校内课程改革运动，要求学习更多的近代语言，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伦的历史，以取代单纯的希腊语、拉丁语和欧洲历史。毕业后，他前往中国北方传教，相信“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当北方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后，将会转化他们整个帝国的同胞”。
1870年来到中国后，他发现比起传授《圣经》，应对社会危机才是更迫切的问题，解决了普通人面临的日常困境，他们才可能听你的福音。从1876年到1879年，蔓延华北的大饥荒把他推向公共舞台，向曾国荃、李鸿章讲述自己的赈灾之道。他还订购了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电压表等，以及关于天文学，澳大利亚、非洲、美洲的自然历史，茶、咖啡、可可、甘蔗等植物学的幻灯片，期望通过给官员们讲述现代知识，启迪他们的信仰之路。这个哥白尼、蒸汽机与发电机的世界让儒家官员大感意外，李提摩太也知道如何减少这种冲击。他讲中国话，穿中式服装，还喜欢用古雅的中文写信，这些都帮他赢得了喜爱。他难免也引起怀疑，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就认为他“如中国大和尚，以善说法，交华贵官”。1891年，李提摩太前往上海，主持新成立的广学会，成为《万国公报》的负责人。他发现很难说服中国读书人阅读这份出版物，只好借助在科场外赠送书籍、有奖征文这些手段，吃力地传播自己的思想。
1896年秋天，李提摩太因福建的一场教案入京，寻求朝中的权力人物给这桩悲剧提供某种解决方案。在京城，正好五十周岁的他发现，在漫长、坎坷的旅程之后，自己开始受欢迎了。如今，从公卿到翰林学士，人人都愿意倾听他的见解。这转变与他刚刚翻译出版的一本书相关。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的《十九世纪史》1882年出版于伦敦，用线性的进步主义来解释历史，在英文世界风行一时。在助手蔡尔康的协助下，李提摩太翻译了这本书，当它最终以《泰西新史揽要》为名于1894年在上海出版时，赶上一个恰当的时间：甲午战争的蒙羞激起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兴趣，它随即成为一本超级畅销书，从官员到士子，凡是对中国的前途有忧虑的人，都对它产生兴趣，将之视作“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在一篇文章中，李提摩太这样解析中国的困境：“近六十年来，中国一再遭外敌入侵，割地赔款，饱受屈辱，原因何在？……通过铁路、轮船和电报，上帝拆除了各民族之间的篱笆，以便使他们像同一个家庭的兄弟一样和平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满洲人，继续起阻碍作用，从一开始就决心阻挠这个历史进程。因而，他们不仅是在反对外国人，更是在反对上帝确立的宇宙规则。他们一再遭受的屈辱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因而，如果对世界的排斥态度是中国遭受失败的原因，她应当代之以一种善意的、友好的态度，那样的话，她就不难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
一口山东口音的李提摩太，也是一个狂热的推销者，见到每个位高权重者，都急于奉上这本书，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言。他把这些热情传递给了康有为，这个声誉鹊起的名士。“在会客室里，我见到了这位身穿黄色丝绸马褂的、蜚声遐迩的学者。第二天，在离京南下之前，他又送来了自己的一部书作为礼物。他告诉我，他信仰在我们出版物中所启示的上帝那父亲般的爱，以及不同民族间兄弟一样的情意。他希望在追求中国复兴的工作中与我们相互协作。”康有为可能也趁机表达了多年来的仰慕之情，《万国公报》是他心智启蒙的刊物，但他即将南下，双方的合作只能借助他人来完成了。康有为推荐梁启超做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后者也立刻意识到，这个青年是“康有为最有才气的学生”。不过他搞错了梁启超的年龄，以为梁已经二十八岁了。
对于梁启超编辑的报纸，李提摩太欣慰又轻视，像是看到了多年教诲之后一个差强人意的学生的觉醒。“政府的机关报—《京报》，千百年来一直是首都惟一的报纸。但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一份新报纸。它独立于政府，尽管受到它的暗中支持……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报纸的内容都是从我们的刊物上转载的。”新报纸的印刷也不堪，他写道：“我们的报纸是在上海用金属字印刷的；而他们采用的却是政府的《京报》所采用的木雕印刷术。”
来源：尚曦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