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0年冬天，波兰华沙的街头贴出一则招聘启事：“招募年轻女性，提供食宿、香水、制服，享受国家工作人员待遇”。数百名饥饿的少女在寒风中排起长队，她们不知道的是，等待她们的并非办公室工作，而是纳粹德军设立的慰安所——那里将成为她们一生的噩梦。

1940年冬天，波兰华沙的街头贴出一则招聘启事：“招募年轻女性，提供食宿、香水、制服，享受国家工作人员待遇”。数百名饥饿的少女在寒风中排起长队，她们不知道的是，等待她们的并非办公室工作，而是纳粹德军设立的慰安所——那里将成为她们一生的噩梦。

纳粹的种族分级制度：日耳曼人与“劣等民族”的区别对待

德国在二战初期占领奥地利、捷克等日耳曼人为主的国家时，确实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政策。希特勒曾下令：“在德意志血统地区，士兵必须保持纪律，不得侵犯当地妇女。”但1939年入侵波兰后，情况彻底改变。纳粹种族理论将斯拉夫人列为“劣等民族”，波兰成为德军实施性奴制度的试验场。

据德国军事档案记载，1940年驻波兰德军人数达50万。为解决士兵性需求并防止性病传播，希姆莱亲自批准建立“军方专用娱乐设施”——这就是后来600多处慰安所的由来。

生存还是尊严：饥饿驱动的“自愿”选择

纳粹对占领区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华沙沦陷后，食品配给量仅为德国本土的十分之一，普通民众每日仅能获得800卡路里食物（正常成人需2000卡路里）。许多波兰家庭被迫用家具换取黑市面包。

正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慰安所的招聘条件显得极具诱惑：每日提供黄油、香肠、咖啡等稀缺物资，还承诺发放丝袜、香水等奢侈品。华沙大学历史学家安娜·诺瓦克的研究显示，90%的“应聘者”明确表示“只是为了不被饿死”。

系统性的欺骗：从招聘广告到人间地狱

纳粹的招聘广告刻意模糊工作性质，使用“服务员”“护理员”等称谓。通过筛选的少女会被要求签署德语文件（大多数人看不懂），其中暗含“自愿提供性服务”条款。一旦进入慰安所，立即被没收证件并严密看守。

根据幸存者玛利亚·卡瓦的证词：“他们承诺每周可回家一次，但进去后才发现窗户全部焊死，每天要接待30-50名士兵。”德军军医记录显示，75%的慰安妇出现严重妇科疾病，但她们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治疗以维持“工作效率”。

文化差异下的不同认知

与东亚地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不同，欧洲基督教文化虽然强调贞洁，但在生存危机面前呈现更务实的态度。1941年华沙主教区秘密调查显示，68%的市民认为“为食物出卖身体是可悲但可理解的行为”。

但这种“理解”并不代表接纳。战后许多幸存者遭到同胞歧视，正是这种二次伤害，导致绝大多数人选择沉默。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直到2005年才首次公开相关档案。

历史的双重标准：为何德国免于追责

战后纽伦堡审判主要针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性暴力犯罪未被充分追究。更关键的是，冷战初期西方需要西德作为对抗苏联的前线，刻意淡化了一些战争罪行。

与此同时，受害者们因“自愿签约”的身份难以获得法律支持。德国直到2016年才首次承认欧洲慰安妇的存在，但仍以“已过追诉期”为由拒绝赔偿。这种政治与法律的双重标准，成为历史公正的遗憾注脚。

参考资料：
《纳粹占领下的波兰：1939-1945》（诺曼·戴维斯著）
《性别与战争：二战中的欧洲女性》（哈佛大学出版社）
德国联邦档案馆驻波兰德军行政文件（1940-1944）
华沙起义博物馆口述历史档案集
《希姆莱与纳粹性奴隶制度》（德特勒夫·福格尔著）
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2005年解密档案
《二战欧洲占领区生活史》（剑桥大学出版社）

来源：史说新域一点号